【摘要】春秋时期，面对“礼坏乐崩”的现实，孔子提出仁礼统一的思想，他试图使礼的内容与形式实现统一，以恢复礼原有的人道精神。仁礼观成为孔子道德教育思想体系的核心，二者相辅相成，人的外现就是礼，礼的履行就是仁，互为表里，互为因果。
【关键词】仁；礼；孔子
一、关于“仁”
“仁”是孔子道德教育思想体系的核心。一部《论语》12700多字，“仁”字出现了106次。由此可见，孔子对“仁”的重视程度。他与弟子们多次谈“仁”，每次都有不同的释义。最重要的一次是和学生颜渊的谈话：“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12～1）关于“天下归仁”的“归”字，学者们有不同的解释。我用了“归附”的说法，这可以以孔子另外两次谈话为证。一是孔子對弟子樊迟说： 在上的人只要好礼、好义、好信，“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意思是在上者能做到那三个“好”，那么四面八方的老百姓就会背负着自己的小儿女来投奔。另一次是孔子对冉有、子路讲：“如果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这仍然是修德以致远人来“归附”的意思。由此可见，把“归”解释为“归附”是比较符合孔子的原义的。孔子还对“克己复礼”进行了更为具体的解释：对于不合于礼的事不看、不听、不说、不做，杜绝一切“非礼”的思想行为。孔子重视“仁”，也体现在重视人的生命。反对拿像人的俑去陪葬。据《孟子》记载，孔子曾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孟子》·1～4）
孔子在《论语》中说得很清楚：“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这“五者”就是：“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17～6）这也是孔子给“在位者”提出的建议，是“仁”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和体现。意思是恭敬谨慎便不会遭到训斥，蒙受侮辱，宽厚待人便会得到众人的拥护，信实诚恳就会得到别人的赏识和任用，敏捷勤快地工作就会出成果，经常给人以恩惠就能够使唤人。这“五者”中，恭、信、敏三条是对上级、对工作的态度，宽与惠则是对待下级和老百姓的态度。只有照这五条去做才会使上级、下级、百姓都感到满意，政通人和。这是“仁”的具体体现。
樊迟问仁，孔子说“爱人”（《论语》·12～22）。有的学者认为这个“人”不包括老百姓。例如“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1～5）“人”和“民”是分开讲的。“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14～42），“人”和“百姓”也是分开讲的。所以孔子说的“爱人”的“人”是指上层人物，而不包括一般庶民百姓。这样理解也有道理。但孔子还讲过“泛爱众”（《论语》·1～6）。这个“众”是不能解释为“上层人物”的。对于庶民百姓，孔子主张“富而教之”，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2～3），施以教化。这也是孔子“仁”的一个方面。
根据以上论述可知，“仁”是在位者的道德。孔子说：“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论语》·14～16）所以“仁”只能是对在位者而言，“天下归仁”“能行五者于天下”“惠则足以使人”这些都不是庶民百姓的事。“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论语》·12～2）在这段话中孔子进一步给“在位者”或准备成为“在位者”的人讲解了“仁”的实践问题：“出门做事（上班工作）就像去接待贵宾一样，役使老百姓就像承当大祭祀典礼那样（都要严肃认真，小心谨慎）。自己不喜欢的事，不要强加给别人。在官府工作就没有人怨恨，在家族中也没有人怨恨。”这段话更加明白地说明：“仁”是在上者的道德，在上者实践“仁”，在下者就能得到“惠”。孔子这一思想到了孟子这里就发展成系统的“仁政”理念。
二、关于“礼”
在《论语》中，孔子和他的弟子多次谈论“礼”，“礼”字前后出现过74次，但孔子却没有给“礼”下过概括性的定义。《左传》等古籍对“礼”进行了一些随机解释：“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左传》·隐公十一年）“夫礼，所以整民也。”（《左传》·庄公二十三年）又说：“礼者，君之大柄也……所以治政安君也。”（《礼记》·礼运）这些解释从不同的角度说明“礼”的作用：“礼，是治理国家，安定社会，尊卑有序，利于后代的法规。礼是用来整治人民的，是国君治理国家的重要工具。其作用就是治理国政，使国君得到安宁。”根据这些解释和孔子与弟子们的谈话，我们可以体会到“礼”的基本精神就是维护贵族等级制度，严格区分上下尊卑的法规章程和行为规范。君、臣、父、子、君子、小人各守其位，各安其分，国家就能治理好，君主及在位者就能安乐。春秋时期之所以混乱不安，在孔子看来就是因为上下尊卑的等级制度失去了原来的约束作用，以致弑君，弑父，僭礼，越位，“礼崩乐坏”“天下无道”。孔子认为要想使天下归于“有道”，就必须“复礼”。首先他自己身体力行，规行矩步，严格按照“礼”的规范行事。他认为：“君见臣，按礼的规定应该先在堂下磕头，升堂后再次磕头，现在大家不按礼行事，都不在堂下磕头了，这是倨傲不恭的表现。虽然违反大家的做法，我还是坚持古礼先在堂下磕头。”（《论语》·9～3）
孔子反对一切违礼行为。鲁国国君举行“禘”礼，这是一种极为隆重的大祭之礼，只有周天子才有举行“禘”礼的资格和权力。而鲁国一个诸侯国却举行“禘”礼，孔子认为这是违礼的行为。他虽然管不了，但还是忍不住说：“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论语》·3～10）
鲁国的大夫季氏用“八佾”（每佾八人）共64个人奏乐舞蹈，按“礼”只有周天子才能用“八佾”，诸侯只能用“六佾”（48人），大夫只能用“四佾”（32人）。季氏只是“大夫”，他却用起了只有周天子才能用的“八佾”来歌舞。孔子评论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3～1）
管仲（？—前645）是齐国的宰相，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辅助齐桓公称霸四十多年，据说他家的一些设施、享受跟齐桓公一样。他去世九十多年之后孔子才出生，对这位故去近百年的前名相孔子提出批评，说他和齐桓公一样的享受是“不知礼”（《论语》·3～22）。
晋国把刑法条文铸在鼎上，让百姓能够看到。这件事发生在公元前513年（周敬王七年，鲁昭公二十九年），在此以前刑法掌握在少数贵族手中，庶民百姓是不知道的，“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左传》·昭公六年，孔颖达疏）。现在法律条文公开了，贵族要想随心所欲就不能那么方便了。孔子不赞成这事，他说：“贵贱不愆，是谓度也。”今失其度，“贵贱无序，何以为国！”（《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贵贱的等级不乱这就是法度。现在刑法公开了，贵贱不分，连低贱的“小人”也可以看到法律条文了，还靠什么来治理国家呢？
三、“仁”与“礼”的统一
根据以上分析得知，孔子认为“仁”是内在的观念，表之于外则为“礼”，“仁”与“礼”是不可分的。“仁”的外现就是“礼”，“礼”的履行就是“仁”，二者互为表里，互为因果。但《论语》中有一个事例令人感到矛盾。孔子批评管仲“不知礼”，却称许管仲的“仁”。“不知礼”而又“仁”，这与“克己复礼为仁”的原则显然不相符合。不过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这二者——“礼”与“仁”，在管仲这位政治家身上是可以统一的。管仲在生活方面确实有“僭用”“越位”等违礼之嫌，但他提倡“尊王攘夷”，即尊重周天子，排除边境地区少数落后民族部落的侵袭和骚扰，他以此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使天下局势稳定了四十多年。孔子赞扬齐桓公“正而不谲”，而这些都是管仲之力。从总的方面来讲：尊奉周天子是头等大事，所以管仲是最知礼的。孔子的弟子子夏说：“大德不踰闲，小德出入可也。”（《论语》·19～11）。管仲虽然在生活待遇方面有些违礼，但“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在衽矣。”（《论语》·14～17）管仲有这样大的功劳，当然应该称许他的“仁”，这与“克己复礼为仁”并无矛盾。
孔子从没有做过周天子的“王臣”，但他一生都在为恢复“周礼”恢复周天子的权威劳力尽心。他自己坚持一丝不苟地依“礼”行事，也坚决反对别人的“违礼”行为。有人认为“这就是搞历史倒退”，是“死心塌地为奴隶社会招魂”。其实这样看问题未必恰当。人的思想总是要受到当时的历史条件限制，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在孔子那个时代，他和他的弟子都不可能知道什么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更不可能知道从奴隶社会走向封建社会是历史规律，是社会进步。他也根本不可能想到要站出来支持“造反”“领导时代新潮流”。他只是看到“礼崩乐坏”，上下无序，周王室日益衰微，诸侯征战不休。他想改变这种“天下无道”的局面，使天下恢复“有道”，恢复到贵贱不愆，“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16～2）的时代。虽然有人说他这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论语》·14～38），但他还是要坚持做下去。“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18～6），这正是孔子生前不见用于诸侯的根本原因。他的悲剧性的性格，决定了他最终的悲剧性的结局。
孔子的道德教育思想博大精深，笔者这篇短文只是以管窥天，以蠡测海，远未登堂入室，仅以此求教于大方之家，希冀获得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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