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征途中，红军十分重视美术宣传工作。红军中的一些专业美术工作者和业余美术爱好者创作了大量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美术作品，形象生动地记录了长征途中的战斗和生活经历，歌颂了红军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如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的黄镇，红二、六军团的文艺干部陈靖，红四方面军的廖承志等人，就画了不少的宣传画。然而，由于战斗的频繁和环境的艰苦，很多在长征中创作的图画没能流传下来。
黄镇是最早用画笔记录红军长征生活的文艺工作者，也是唯一一位有长征途中创作的美术作品传世的“美术家”。他创作的《长征画集》，真实客观地记录了红军的长征生活，讴歌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场伟大的革命斗争。正如阿英在该书序言中所说：从艺术标准看，在绘制技巧上不太成熟，但“在中国漫画中，有谁表现过这样伟大的内容，又有谁表现过这样的战斗！”
多才多艺的画家
黄镇，乳名百知，又名佩寰，1909年出生于素有中国“文都”之称的安徽省桐城县东乡（今属枞阳县）一个小小的山村，从小深受古朴悠久的桐城文化的熏陶。因受到民间艺术家杨绳武的影响，黄镇从小就爱上了绘画，打下了扎实的书画基础。黄镇的父亲见儿子擅长绘画，便卖了几亩薄田，让黄镇去上海学画。于是黄镇考进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深造，后又转入上海新华艺术大学学习，艺术功力更见长进。毕业后任中学美术教员，可仅执教两年，便因支持进步学生运动而被解雇。他愤然投笔从戎，经同学介绍，投奔冯玉祥所部西北军炮兵师任中尉参谋，并将原名黄佩寰改为黄镇。是年，冯玉祥因反蒋介石而被迫下野，黄镇所部被收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黄镇也随军南下江西。
1931年12月，第二十六路军在江西宁都起义，被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在军团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的保荐下，黄镇被任命为军政治部宣传干事，并兼红军“猛进”剧社社长。这样，演戏画画成了黄镇的主要工作。在刘伯坚的指导下，黄镇创作和导演了《英勇上前线》等反映红军战斗生活的活报剧、话剧和歌剧。在话剧《庐山雪》中，他和军团领导同台演出，周恩来抱病观看，鼓掌助兴。1934 年1 月21 日至2 月1日， 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举行。黄镇创作了巨幅油画《粉碎敌人的“围剿”》， 以五军团名义献给“二苏大会”， 此画被悬挂在大会会场，十分引人注目。
在长征途中，为了激励广大红军官兵的斗志，黄镇编导了小话剧《塞克特（蒋介石的德国军事顾问）的梦》， 揭露了法西斯色厉内荏的反动本质， 对反动派妄图消灭红军进行了无情的嘲讽和鞭挞。黄镇还与陆定一合编了一首在红军中广为传唱的《打骑兵歌》：“敌人的骑兵不须怕，沉着敏捷来打它。目标又大又好打，排子枪快放易射杀。我们瞄准它，我们打坍它，我们消灭它！ 我们是无敌的红军，打坍了蒋贼百万兵。努力再学打骑兵，我们百战要百胜！ ”在渡过金沙江后，为鼓舞红军战士的士气，黄镇等专门创作了名为《一只破草鞋》的活报剧，满怀激情地歌颂了红军抢渡金沙江的胜利，辛辣地讽刺了敌人追击千里，只拣到红军丢下的一只破草鞋的狼狈相。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首长都观看了这个戏，并给予很高的评价。在场的1万多名红军指战员无不拍手叫好，盛况空前。据当时《红星报》第二十二期载：“6月21日， 在一、四方面军召开的干部同乐会上， 猛进剧社演出的《破草鞋》， 被认为‘无论在剧情上或者在艺术上都是成功的’。”该剧成了深受欢迎的戏剧保留节目， 演遍了红一、二、四方面军， 被人们誉为“长征名剧”。
真实感人的长征画
长征路上，黄镇运用在学校学到的绘画技巧，拿起心爱的画笔，走一路画一路，沿途创作了许多真实感人的写生画。他不仅为《红星报》画插图，还沿途写标语，画宣传画，做战地鼓动宣传，并将沿途富有传奇色彩的人和事、激动人心的战斗生活以及自然风光，都画了下来。日后，在谈及作画的情由时，黄镇说：“我画画，是生活的纪实，是情感的表达，从来未曾想过辑集出版。在长征艰苦的行程中，许多难忘的场面、动人的事迹、英雄的善举，我仅仅做了一点勾画，留下一点笔迹墨痕。”“当年，什么印象深，触动了自己的感情，就画下来，放在身上的书包中。长征二万五千里，我画了整整一路，大概也有四五百张，现在留下来的就是这24幅。”
作为长征的参加者，黄镇的这些绘画作品，艺术、形象、忠实地记录了长征这一挽救了中国革命、扭转了中国人民命运的伟大战略转移的宏伟场面，以及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途中所表现的惊天地、泣鬼神的钢铁意志和坚忍不拔的革命精神，具有较高的历史、艺术价值。萧华在1962年为《长征画集》所作的序中写道：“这20多幅画是伟大长征的片断纪录，是真实的革命史料，也是珍贵的艺术品。作者同千千万万的战士一道，万里跋涉，在战斗的行列中，用画笔写下了这历史的动人的场面。这些画是感人至深的，作者特别突出地反映了红军战士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也记录下了红军路过的少数民族地区的风光和‘干人儿’（即穷人）的苦难生活。”
长征路上，黄镇画下了林伯渠、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等革命家的形象；画下了飞夺泸定桥那壮观的历史场面；也画下了那一个个饱受苦难的乡间父老……林伯渠长征时已48岁了，行军中常常右手拄着长长的竹竿，左手提着马灯，很有精神，给黄镇留下了深刻印象。黄镇说：“林伯渠老人的马灯一直在长征路上照亮，我特意画了这位老英雄的形象。”这幅名为《夜行军中的老英雄》的画作，被陆定一称之为“红军艺术史上的一帧杰作”。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结束了“左”倾错误路线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1935年2月18日，红军二渡赤水、重占遵义，取得长征以来第一个大胜利。黄镇的《遵义大捷》描写的就是这一胜利的场景，表现了红军战士友好地对待被俘的数千国民党军官兵的情形。构图平衡稳定，画中人物疏密结合，用短线条寥寥几笔勾勒出台下密集的人物。对俘虏宣传的红军则用了面的造型方式，主席台的两个人物与台下众多人物形成对比，重心落在了在画面中宣讲的红军，使重点人物更有感染力。
泸定桥位于在四川省泸定县城西大渡河上，由13根铁索固定在两岸桥台上，9根作桥面，上面铺木板，4根分两侧作扶栏，两岸有桥头堡。1935年5月29日，红军长征途经这里，以22位勇士为先导的突击队沿铁索匍匐前进，一举消灭桥头守敌，红军遂过大渡河。黄镇之所以要画《泸定桥》，是因为“我亲临了飞夺泸定桥的场面，大渡河的汹涌，13根铁索的险峻和22名勇士身上燃起的烈火，使我不能不留下历史的画面”。黄镇的这幅画，从远景、全景的角度，表现了大渡河的汹涌以及铁索桥的险峻，正映照了毛泽东“大渡桥横铁索寒”的诗句。
人们在形容红军长征的艰难时常用“爬雪山，过草地”词语。然而，红军过草地比爬雪山更为艰难，牺牲的人数还要多。有这样一首描绘草地自然环境恶劣的歌谣：“川康青边大草原，千里茫茫无人烟。风霜雨雪日夜下，沼泽泥泞漫无边。天上没有鸟儿过，地上不见虫儿现。”1935年8月底，红军经过近10天艰苦卓绝的行军，穿越了大草地。沼泽地天气变化无常，时而寒流滚滚，时而暴雨倾盆，这样恶劣的气候、复杂的地形，特别是粮食极度匮乏，使很多红军战士倒卧在沼泽地里，默默地死去。美国人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文版自序中说：“没有可宿营的地方。没有干燥的土地。没有树木。很多人到达草地前身体本来就已经很虚弱，几乎要病倒了。有的因此倒在泥浆里再也爬不起来了。”黄镇的《背干粮过草地》和《草地宿营》这两幅画，表现的就是背着干粮的红军战士大踏步地向草地进军和在草地宿营的情形，环境虽然艰苦，但画面中却洋溢着一种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和战胜一切困难的大无畏的勇气。
红军长征途中所经过的几乎都是白区，国民党大肆进行虚假宣传，“诬蔑红军‘普烧普杀’‘共产共妻’，甚至把红军描绘成‘青面獠牙’‘头长八只角’‘专吃人脑花和娃娃’的可怕面目……”在红军长征所经过的少数民族地区，如大凉山彝族地区、阿坝藏族区，群众对红军缺乏了解。由于历史上的民族隔阂，四川大凉山地区彝族同胞原来对汉族不信任，不准汉人的军队进入他们的地区。经过宣传，红军在短短两天之内就通过了彝族地区，并发动了一批彝族同胞参加红军，专门成立了一支彝族红军连。正是由于得到了少数民族群众的大力支持，红军才顺利通过这些地区，完成了长征。“彝海结盟”就是红军正确执行民族政策的典范，是民族团结的颂歌，是红军长征途中的大事之一。黄镇用一幅画记录下了这种军民关系。
黄镇的画还描绘了长征所经过的云贵川边区劳动群众的苦难生活，有背盐巴的干人和苗族妇女形象，还有一幅表现的是云南穷苦人家的生活。黄镇回忆说：红军经过川滇边界的时候，一家干人走进我的画面。“我们跑进一家屋里，不由得我们吓了一跳。原来一家四口，一个中年妇女，衣服破得下身都不能遮盖了，还有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赤身露体靠在她老父亲的背后，难道她们不感觉害羞吗？什么害羞，她们一天连一顿饭还难哩！老汉今年65岁，身上穿着一件破烂的单衣，坐在地下一块狗皮上，旁边烧着一堆火，唉声叹气，和我们说着许多苦处，他的深凹的老眼里流泪了。”这一切深深地触动了黄镇，于是用画笔记录了这永远忘不掉的画面。
无意出版的《长征画集》
当时，在长征这样流动不定的战争环境中，不仅作画的条件差，而且要想保存这些画稿很不容易。当时可供黄镇用于作画的材料十分简陋，据斯诺介绍说，只能用麻制成毛笔，用锅底刮下的烟灰做墨。就是凭借这些简陋的笔和纸，黄镇忠实地记录了红军征途中的战斗生活和精神状态。黄镇将那些画稿放在一个布包里。每天行军，雨打日晒，这个书包雨打即湿，日晒即干，书包里的画稿也时湿时干，画面模糊，纸张折皱，因而难以保存。后来，战友王幼学送给黄镇一只皮包，这才使他的画稿免遭雨淋之苦，有些得以幸存下来。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保存下来那24幅作品，同广大读者见面，其中还有着传奇式的经历。这些画在长征途中产生，带着长征的风尘流转到陕北；又从陕北不知经谁之手，被转辗带到遥远的南方——当时的“孤岛”上海，1938年落在了作家钱杏邨（阿英）的手里。阿英逐一看过之后，“内心的喜悦和激动，真是任何样的语言文字，都不足以形容”，认为这是一些浸透生命热气的神来之作，有很大的出版价值。于是，他与几位朋友将这些画作借用斯诺《西行漫记》的书名在上海风雨书屋出版，给书取名为《西行漫画》。阿英在其题记中写道：“我认为，在中国漫画界之有这一束作品出现，是如俄国诗坛之生产了普希金。俄国是有了普希金才有自己民族的文学，而中国，是有了这神话似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生活纪录画片，才有了自己的漫画。”“在中国的漫画中，请问有谁表现过这样朴质的内容？又有谁表现了这样韧性的战斗？刻苦，耐劳，为民族的解放，愉快地忍受着一切，这是怎样的一种惊天地、动鬼神的意志。非常现实地在绘画中把这种意志表现出来，如苏联文学之有《铁流》《溃灭》（即《毁灭》——引者），是从这一束漫画始。”“因此，这经过了悠久的旅程，而又从辽远的陕北带到南方来的一束漫画，它将不仅要伴着那二万五千里长征历史的伟大的行程永恒存在，它的印行，也将使中国的漫画界，受到一个巨大的新的激刺，走向新的开展。它要成为漫画界划时代的纪念碑，分水岭。”
《西行漫画》1938年出版时印了2000本，绝大部分流传在上海和新四军地区，起到了鼓舞士气和民心的作用。由于当时还不知道作者是谁，故画册未署名。1958年，有一位热心的读者偶然在北京图书馆发现了这本《西行漫画》。阿英于是向人民美术出版社建议重新出版。1958年12月，人民美术出版社用阿英的底本重印了3000册。原来估计作者可能是萧华，因为这部作品是萧华带来的，就未加考查，写上了萧华的名字。后来人民美术出版社请萧华为重印本写序，萧华否认是他画的，才知道是误记。至于画者究竟是谁，连萧华自己也想不起了。直到1961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再版《西行漫画》时，将原印本送黄镇鉴别，黄镇才回忆起这些画是他在长征途中绘制的。1962年4月，萧华为《长征画集》写了序。开头就写道：“这本《长征画集》原名《西行漫画》，1958年再版时还不知道作者是谁，只能判断他是当年在红军第五军团中做宣传工作的同志。现在，我们高兴地知道了作者是黄镇同志。”萧华在《序》中还写道：“当翻阅这本画集的时候，我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这画面一下把我引入到20多年前的回忆中去，使一些永生难忘的情景展现在我的面前：终年积雪的夹金山、茫茫无垠的大草地、波涛滚滚的大渡河、深山老林中的篝火、西北高原上的风沙……多少同志永眠在长年不化的冰雪中，多少同志用自己的鲜血染红了长征的道路。当那些同志倒下的时候，在他们的心里抱着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念：中国人民一定要站起来，摆脱掉千年的枷锁，建设起自己的新国家。”
《长征画集》1962年改印为12开本，此后又分别于1977年、1982年和1986年3次再版刊行。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也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文物出版社于1987年3月以人民美术出版社1986年版的《长征画集》为蓝本，重新编排设计，出版了普及本。陈叔亮在《阅读黄镇同志〈长征画集〉》一诗中写道：“坦荡胸怀万里行，奋挥画笔记长征，英雄生死同千古，四射光辉举世崇。”（题图为《长征画集》封面）（责任编辑：胡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