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廖承志利用自己的绘画特长，画了大量的宣传画，还给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和许多战士画过像。可惜的是，这些亲历长征的图画没能够流传下来。尽管如此，廖承志在长征途中的美术创作活动，对于丰富部队的文化生活、鼓舞红军将士的革命斗志，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因绘画才能而免遭杀害
铁竹伟在《廖承志传》一书中说：“张国焘之所以没杀廖承志，除了他的家世，除了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压力，顶实际、顶重要的还是他会刻蜡版，会画画，张国焘在根据地要印行钞票，都离不开他。”
张国焘为什么想杀害廖承志呢？这还得从廖承志的革命经历说起。美国记者尼姆·威尔斯曾在一篇文章中记载：廖承志毕业于岭南大学，“这期间，他是个非常活跃的学生领袖，参加工人罢工。1925年沙基惨案，他帽子上中了一枪，同年他父亲遇刺后，他到日本去进早稻田大学。他被日本驱逐，于是到欧洲去，在德、比、荷的中国海员中从事共产党工作。他在汉堡被捕受到流刑处分。观光苏联之后，他回上海，立即和另一同志一起被捕。这同志被处死刑，然而廖仲恺夫人钻天入地地去设法使她钟爱的独子恢复自由。她的儿子一经释放，立即到武汉相近的鄂豫皖苏维埃去，又从那里同第四方面红军旅行入川而到西北”。1933年，廖承志由上海转入川陕革命根据地，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曾担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红四方面军的主要负责人是张国焘，这样廖承志便成为张国焘的部下。由于张国焘实行“左”倾路线，廖承志与罗世文等人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张国焘因而怀恨在心。1934年底，时任川陕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张国焘，竟诬蔑廖承志是“蒋介石的特务”。廖承志被撤职囚禁，开除了党籍，监视使用，并险遭张国焘杀害。
当时鄂豫皖苏区的一些创始人和红四方面军里的知识分子党员，许多都被张国焘枪杀了，但廖承志幸免于难。这除廖承志父母的声望之外，更主要的还是因为他的绘画才能。当时红军中能画会写的美术人才极少，张国焘开大会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像，张贴的各类政治宣传画，在根据地印制钞票等，都离不开廖承志。廖承志在被押随军长征的途中，张国焘倒是没有忘记他的绘画才能，常叫他出来为一些大会画马、恩、列的头像，给部队画一些宣传画、写标语等。每当画完写完，就又把他关起来。红四方面军被张国焘带着过了三次雪山、草地，历尽千辛万苦。一路上，作为“犯人”，廖承志的处境更是苦难重重，但他革命意志坚定，照样乐观豁达，坚持真理，积极工作。后经周恩来解救，廖承志重获自由。
廖承志学识广博、多才多艺，尤其是在绘画方面有很深的造诣，这主要得益于他母亲何香凝的熏陶。何香凝是著名国画家，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过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小时候，每当母亲何香凝作画时，廖承志都会专心守候于母亲身旁，有时实在忍耐不住，就提笔画起小人像来，虽然笔法稚嫩，但人物栩栩如生。何香凝发现儿子的绘画天分后，十分惊喜，于是，每当她完成一幅画作后，都会要求儿子补画个“小娃儿”。由于从小就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绘画熏陶和母亲的精心指导，廖承志也画得一手好画，不论是素描、国画，还是漫画，无不画得十分精妙，尤其擅长画人像。但是廖承志长期处于漂泊不定的革命斗争环境中，不能做一个专业的画家，画画对于他而言只能是兴之所至，偶尔为之。川陕根据地留下的200余幅书报刊头、课本、邮票、税票、钱币、证券，武器上的马克思像、列宁像及其他插图、图案等美术作品，多是由廖承志绘刻、设计制作的。连廖承志自己也未曾料到，这些业余的绘画才能竟使他幸免于难。
靠给人画像“混饭吃”
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妻子海伦·斯诺，1937年5月21日在延安访问廖承志以后，有这样的描述：“我发现他的确多才多艺。……他说，长征过草地时，吃的东西很差。他丢失了他自己那份炒面，因而，靠给同志画像‘混饭吃’。……他写过剧本，搞过蚀刻画、木刻画、漫画、油画以及水彩画。他给徐特立等领导者画过像。”
廖承志是长征队伍中有名的画家和刻手，他既擅长绘画，也擅长刻画。长征途中，廖承志画了大量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头像，给部队写标语，画一些宣传画。当时开会时挂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头像，寥寥数笔，却很传神，都是廖承志的杰作。廖承志除完成绘画性任务之外，还在沿途画了许多肖像和风景画，其中有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等人的。据傅钟回忆：“过了噶曲河休息，廖承志同志来了，掏出铅笔和纸问：‘哪个要画像？’刘伯承同志要他画，还要他把岸边的渡船也画上。许多同志围上去看他运笔，称赞他画得好。”
廖承志承担为刊物刻连环画的任务。“连环画文字说明由油印股先刻好，再送廖承志同志刻连环画。”他“工作上更是一丝不苟，精益求精。每天送去的连环画的文字说明，他不完成刻图任务哪怕再晚也不休息。每天行军几十里，夜里别人都进入了梦乡，他仍然在油灯下工作到深夜。他常对我们说，刻图任务很紧急，宁愿不吃饭不睡觉也要尽快刻出来，部队当前急需精神食粮”。廖承志这些美术宣传活动，使红军指战员们“个个兴奋起来”，“冲淡了行军疲劳”。可惜，这些亲历长征的图画没能流传下来。
用画笔描绘长征
参加长征是廖承志革命生涯中刻骨铭心的一段经历，也成为他后来挥之不去的心结。有关长征的记忆时常浮现在廖承志的脑海中，哪怕是自身遭到迫害，“有朝一日，有时间的话，还想把它画成油画”。
“文化大革命”时期，当女儿笃笃（廖承志次女廖茗，小名笃笃）大学毕业后被当作可教育子女“发配”青海劳动，远离父母，屯垦边陲时，被关在监狱中的廖承志画了两幅回忆长征的速写画，悄悄让妻子夹带出去寄给女儿。那两幅画，一幅是一位红军战士在长征路上倒下了，另一位瘦骨嶙峋的战士默默地向战友志哀，然后迈着更坚定的步伐前进，前仆后继的大无畏革命气概催人泪下。他在附给女儿的信中这样写道：“第一幅画是爸爸在长征时的大致景象，千万不要忘记革命是千辛万苦、无数牺牲才得到的胜利。你爸爸在诉苦忆甜，自问五谷不分，惭汗无地，但吃苦也在长征时尝过。你们是在一帆风顺，温暖暖、软绵绵的温室里长大的，千万要警惕，不要忘了本了！”
第二幅画画的是一位参加红军不久的女战士为了长征忍痛将自己的骨肉送给他人。画面上母亲正给孩子喂最后一次奶。身后黯然站着的是她的丈夫，身前蹲着一个孤独无亲的老汉，等着把孩子抱走。远处红军战士唱着歌在前进，旁边有一位戴眼镜的干部脱下帽子给他们母子分离致以同情。整幅画体现了一个主题：队伍要前进，革命要前进，不能为红军添累赘，只能割舍骨肉。为了革命，战士是能付出一切代价的啊！这幅画所描绘的是长征中的一个真实故事。廖承志在信中对女儿讲述：“第二幅也在长征时候，是在丹巴亲眼看见的。旁边是四川参军不久的母亲，她后头站着的是她自己的丈夫。我记得那时左边是悬崖万丈，右边是金沙江，一片黄澄澄的麦浪，加上少数民族特有的碉堡式的房子，周围牛马成群。但是队伍要前进，妈妈不能带着孩子。就在千丈崖头，她找到了当地孤寡无亲的老汉，把儿子送给他。老汉是欢喜得直笑，哪知孩子的妈妈正在给孩子喂完最后一口奶，然后就前进了。孩子的父亲怎样想？你也想得通。革命是要前进的，焉能带着孩子去冲锋陷阵？舍不得吧，但可能还是父亲动员母亲把孩子留下的。旁边红军战士在唱歌，继续前进，打一仗消灭敌人还等在前头哩。旁边一个戴眼镜的红军干部，脱下帽子，给他们母子分离致以同情表示。后来呢？那父亲，那母亲，那戴眼镜的同志，（我）到了延安，再也没看到，肯定都牺牲了。那孩子！如今在哪儿？如果还活着，应是三十二三岁的人了。但我可以肯定，如果他还活着，必定连父亲、母亲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廖承志在信中说：“那两幅，仓促画成，说艺术，也不成熟，粗糙得很。但你姑且把它们留下吧！”
廖承志对长征的回忆描绘，展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思想和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讴歌了伟大的长征精神，是对广大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