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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国庆10周年,上海最热闹的南京路第一百货商店的大楼外墙上,出现了一幅数层楼高的巨幅宣传画《毛主席万岁》。这幅在出版头一个月内就连续印刷3次,五年重版20多次,累计印刷量达250万张之巨的畅销画,就出自“哈氏艺家”的男主人哈琼文笔下。这幅画还走出国门,曾被送往哥本哈根国际“三八”妇女节大会,丹麦方面致电中国文化部,要求订货40万份。该画还被配以多种文字送往美国、苏联、南斯拉夫、英国、日本、巴西、印度尼西亚、印度、摩洛哥及冰岛等国。
宣传画向来被认为是政治宣传的工具,而作为专门生产这种政治宣传工具的哈琼文却有一个心愿:宣传画不应仅仅被挂在政府、学校、工厂等公共场所,应当让它走进千家万户,挂在普通百姓的床头,压在饭桌玻璃台板下面。哈琼文的伟大,也就在于他把憧憬变成了现实。这是极难跨越的一步,一张宣传画能真正起到鼓动人心的作用已属难得的上乘之作;要让人看了之后还愿意花钱买回去挂在家里欣赏,那就是极高的境界了;而时过境迁,三五十年之后再回头看时还是觉得它果然好,那便已经脱离了宣传画固有的强烈的意识形态以及时空的束缚,进入了艺术经典审美的云端。
坐在云端的,不仅是这位哈老先生,还有他已经过世的结发夫人、宣传画画家游龙姑,和他们的女儿,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哈思阳,以及哈思阳的三个哥哥。这一家子,父母是名声显赫的宣传画大师,儿子中也有一个成了专业油画家,女儿又接过了老妈的枪,干起了美术出版社编辑的活。虽然各有侧重,但有一个主轴,那就是——画。
记者日前去哈家拜访,这位88岁的老人,童颜鹤发、温润如玉,见到记者,开心得像个孩子。“他现在是地地道道的老小人,喜欢小狗小猫,喜欢和孩子一起玩,喜欢看动物节目,一辆红色车模爱不释手……”呵护一旁的女儿哈思阳温暖地看着父亲,向记者描述。
“无奈”插柳竟成荫
1925年,哈琼文出生在北平的一个回族家庭,书香门第的浸染,不仅让哈琼文热衷追求美好事物,更培养出了他强烈的自尊心。后由于不甘做亡国奴,哈琼文于1943年离开故乡,只身来到陪都重庆,两年后考上了中央大学艺术系,在这个徐悲鸿创办起来的教育单位中,哈琼文从此走上了他的艺术之路。
“其实父母当时都不是想考艺术系的”,哈思阳的一句话,激起了我们的兴趣,“原来父亲想学的是生物,母亲是想学医的,但由于家庭比较贫困,当时只有中央大学的艺术系是免费的,所以他们不约而同地报考了这个专业,我父亲当初还是全国招生考试的第二名……”
看似是无奈的选择,实则也并非如此。哈琼文从小就喜欢画画,在河北通县考入师范学校后,哈琼文遇到一位教中国国画的老师,时常激发学生对美术的兴趣。老师十分器重哈琼文,不时的把他的画作放在校陈列室展出,大大激发了哈琼文对美术的热情。美术与哈琼文的缘分,或许早在那时就结下了。后来“无奈”的上了美术系,或许是冥冥之中老天不想放弃这个未来的中国宣传画大师吧……
绑着石膏“追”妻
哈琼文与妻子游龙姑结识于大学,同样的学习经历,同样的爱好,让他们相依相伴了近半个世纪,直至游龙姑仙逝。两人既是工作中的好伙伴,又是生活中的好伴侣。问起他们的相识相知,哈思阳向我们娓娓道来父亲的“追”往事……
1949年,由于腰间盘突出,哈琼文住进了医院。而此时的游龙姑进了部队参军。过了没多久,哈琼文被担架抬到部队,“追”妻去了。“我父亲他是绑着石膏成为了军人”。当时,哈琼文被安排到华东军事政治大学艺术系当教员,后来还兼办展览会、游艺活动室等工作。在部队期间,哈琼文就开始了他的宣传画创作和油画创作。《庆祝国庆》等宣传画就是在那时创作的。1953年,为创作铁道兵的英雄人物,哈琼文亲赴朝鲜战场,感受生活,收集素材,回国后又以英雄人物阎万库为模特儿,创作出了油画《铁道侦察英雄阎万库》(此作品被抗美援朝纪念馆收藏)。
1955年,响应组织号召,游龙姑转业到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创作室工作。哈琼文原想再次“追”妻,却遭到了组织的批评,对他进行了多次教育。正当哈琼文决心留在部队时,有天领导又把他叫了去:
“你现在还想转业吗?”
“不想了。”
“你现在可以想了。”
“那就转业吧。”于是,哈琼文来到了妻子所在的上海人美社,真正开始了他的创作生涯。
《毛主席万岁》:
时代的符号
提到哈琼文,就不得不提到《毛主席万岁》。这幅宣传画不仅是中国政治宣传画上的里程碑,也是哈琼文艺术生涯的高潮。1959年,出版社委托哈琼文为建国十周年“大庆”创作一幅重点题材宣传画。当时人们理所当然的认为会有领袖、横幅、鲜花、各民族欢庆的人民等形象出现。可哈琼文的画作颠覆了人们的想象:没有领袖,没有横幅,没有游行队伍,只有一对母女在中心,遥望着左上角小小的华表,暗示着毛主席。这幅大胆创新的宣传画一经推出,受到了全国人民的喜爱,一时间洛阳纸贵,一版再版,各种开张累计印数250余万张,市场上还供不应求,它还在书刊的封面、插页上频频出现。当时最大的一幅复制品曾经覆盖过上海南京路第一百货商店大楼好几层楼面的外墙。冰心老人喜爱此画,久觅难得,直到1960年才买到。她不仅挂画于墙,还写了题为《用画来歌颂》的文章赞美这幅画。“我们一开始还不知道,当时没生活在北京,也没订《北京晚报》,后来有一年上海教育出版社要用冰心这篇文章作为学生的课外阅读,让我们配图,我们才知道原来冰心老人家还写过这篇文章。”
“其实原本的画上面还有个黑白的毛主席头像的。”哈思阳的一句话再度引起了我们的兴趣。“当时因为主题是‘毛主席万岁’,就应该有毛主席像,所以当时画的时候也挺害怕的,因为如果不上毛主席的像就好像又有点不尊重。但是放了上去,又和前面不协调,有种突兀,不知道该反应什么。从画面构图、观众角度来看都不好。父亲很想把主席像去掉,但又怕,后来在开会的时候有个领导提议说能不能把后面的毛主席像去掉,我父亲很开心,一下子就去改了……”
由于这幅画,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哈琼文也遭受到了批斗,因为画上妇女佩戴的胸针,“造反派”把作品中的妇女斥为“娇艳十足的资产阶级少奶奶”。在名目繁多的批斗中,哈琼文的一只眼睛丧失了视力,还差点丢了性命,但这一切都阻止不了他对艺术的追求和热爱。在“文革”期间,哈琼文被指派完成一个个创作任务,虽然心情压抑,但他仍然将创作视为一个美好而有意义的过程。
对于宣传画的艺术手法,哈琼文也是跟着时代的进步慢慢转变的。从一开始的现实主义手法描绘,到后来的融入摄影、剪纸、浮雕等各类艺术表现形式,再到大胆的加入浪漫主义色彩,哈琼文在宣传画的创作上慢慢摸出了门道,悟出了精髓,独树一帜,为人称赞。
为父亲出本书
哈思阳是哈琼文的小女儿,由于父母常常一起出去写生,有时一去就是一个多月,所以他们哈家兄妹三人很早就学会了独立。在她印象中,父母就是很普通的人,平时到家做客的艺术家们就是普通的叔叔阿姨,没什么特别的。“我母亲是个很要强的人,当时干宣传画的创作是很累的,她身体也一直不好,但还是一直坚持。后来那个年代知识分子都要到农村劳动,很多人都开病假单不去了,我母亲也可以开的,可她就是不愿意,还是去了……”大概是听到了妻子的名字,在旁边坐着看自己画册的哈老有意无意的朝我们这边看来,看到我们正在看他,他温润的笑了笑,就继续看他的画册了。
当被问及如何走上艺术这条道路的时候,哈思阳把它归结于“受环境的影响”。“其实一开始我对画画没什么多大兴趣的,父母也没有刻意的培养,但耳濡目染,对色彩的把握什么的比别人准。后来去了农场,由于父母的关系,农场里的宣传、出板报的工作自然落在了我的头上,后来久而久之,也就慢慢喜欢上了……”后来,哈思阳接替母亲的班,到了上海人美社工作,从此也就与艺术分不开了。
2009年8月,上海人们美术出版社出版了《哈琼文》一书,哈思阳为责任编辑。“怎么想到帮父亲出本书呢?”记者问道。“其实一直都是有这个想法的,后来正好我们社里在整理宣传画,要做电子文档归类整理,借着这个契机,我就提出了这个想法,社里的领导也很支持。”说说容易,要整理好这些有些年代的宣传画实非易事。问博物馆借来影印、从家中的速写本中找寻那些没有署名的作品是否为父亲所做……哈思阳事无巨细,最终把父亲这本书出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