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主旋律电影在新世纪出现了近乎整一性的生产力重构，即通过主旋律意识形态与类型电影的嫁接和结盟，以及艺术制作的精良，催生其在艺术与市场上的双赢格局。其生产力重构主要体现在：文本叙事层面，由实践性空间转向情感性空间，由个人的主体性再生，对生命本能的深切肯定成为电影表现的肯定特征;主旋律类型化策略，主旋律进入主流文化的象征秩序，类型化表现为类型特征的强化、对暴力与死亡的改写等方面。
【关键词】主旋律电影;类型化;意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J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9）25-0103-01
一、实践性空间让位与个体的解放
“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一直是历史和政治的焦点之一，这种关注同样延伸至影视学。中国主旋律电影一直以来总是以特定阶级的世界或世界观为依据，在对国家意识形态律令的绝对化表述中，将自身客体化。神话叙事的观念作为理性框架，引导着主旋律电影的创作方向，也使得主旋律变成脸谱化公式化的代名词。如果说主旋律电影在“十七年”时期的宏大叙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其应时代而生的经典叙事模式应当受到肯定的话，那么新时期以来的主旋律创作对这种描述理念和叙事模式的根本程度上的沿袭，则是应该予以反思的。“艺术作品所提供观照的内容，不应只以它的普遍性出现，这普遍性须经过明晰的个性化，化成个别的感性的东西。”[1]21世纪以来的主旋律电影正是通过“明晰的个性化”，将个体从固有的模板中解放，其中的形象、行为、动机和死亡，表述为更为感性和血肉的，而不是粗暴的符号指代。
從新世纪主旋律电影的数个文本中，明显能察觉到文本叙事的目标有了一个重大转向，即实践性空间让位于个体情感空间。以往主旋律影片在意识形态的引导下，着力描绘的个体对集体的服从、废旧立新的坚定意志、暴力和死亡的象征升华、正邪的脸谱化设计，个体的主观意志让位于整一性实践的革命历史神话叙事。而新世纪的主旋律电影不断尝试从整一性实践中挣脱，立足于表现人物情感的多样性，给予更大的情感叙事空间。如《湄公河行动》中，彭于晏的外在形象刻意偏离了传统意义上的英雄面貌：黝黑的皮肤、粗犷的嗓音、以及一口黑话。除此之外，人物的行动目标也更为情感化，仅是一己私仇而非民族国家大义。《战狼》则表现为集体性的让步，主角冷锋违抗军令打死恐怖分子，孤身一人闯入沦陷区，孤胆英雄的形象跃然纸上，个体作为纯形式显现出来，激发了观众深层次的情感公民，由此从根本上改变了主旋律电影坐实于实践性空间的刻板面目，通过感性的自我升华和理性即形式冲动的反升华，是对刻板宣教式叙事方式的怀疑，将主旋律美学体验带向了更为复杂的世界。
二、主旋律的类型化策略转向
新世纪主旋律电影在类型化策略上表现为三方面：一是基于大国崛起心理进行的主旋律创新性表达;二是避免“高大全”的人物形象，增添更多情感表达;三是探索更为成熟的电影语言，看重影片娱乐性。类型化是电影通向世界的物质特性的根本生产途径。事实上，不丢弃以往的宣教态度，只会使其自身越发远离目标，逐步被观众抛弃。《建国大业》《建军大业》《建党伟业》《战狼》系列、《红海行动》等影片关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共产信仰等表述方面显然应当归属到主旋律的范畴，但同时这种意识形态诉求又是建立在类型叙事的结构中。
好的商业类型、高明的叙事技巧和符合主流价值观的情感体验[2]是电影取得商业成功的三个重要条件，而这与类型化的策略不谋而合。类型化通过视听语言和情节设计，将现实主义改造，并将其和主流价值观进行缝合。以往主旋律影片并不是供人消遣的娱乐产品，而是作为指导、教育观众的意识形态工具，它与观众不在同一沟通平面。而随着国内文化产业发展环境的开放与自由，观众被赋予了更大的选择权和可解读的权利，主旋律影片逐步走下“神探”，开始注重口碑优劣和票房收益，等待来自市场的考验。以徐克《智取威虎山3D》为例，影片以追忆的方式展开剧情，将发展空间设定在封闭的、危险丛生的深山，追求冲突的最大化。红色经典与当代相连，象征着经典的再创造以及当代青年的主动融入。《红海行动》是意识形态和类型化加工的成功典范，根据撤侨行动的真实事件，结合动作片、战争片的元素，将集体主义与英雄主义包裹在震撼的视听语言中。
三、结语
新世纪以来，以《战狼》系列、《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为代表的主旋律影片，在叙事策略和视听层面取得了令人惊喜的成绩。主旋律电影基于票房和市场的语境，改变以往刻板的创作观念，将“创作语境”与“现实语境”的距离拉近，以空间让位、个体解放、类型化等方式完成主旋律电影的生产性重构。新世纪主旋律电影对于其本身的发展是意义重大的，这意味着国产主旋律电影在电影市场朝着良性发展。但我们必须承认，目前主旋律电影还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效应，仍存在许多未能激起水花的文本，如《信仰者》《李保国》《百年情书》等影片，主旋律影片的发展仍需努力。
参考文献：
[1]黑格尔.美学（第一卷）[M].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60.
[2]余莉.中国电影市场高票房影片研究（1994-2007）[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9，（01）：16-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