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名字几个意思
我有几个名字，最重要的是身份证上那个。那是我要背负一辈子的名字。一想起“背负”两字，就让我觉得这名字真的分外沉重。实际上讲这三个字背负沉重也没委屈了它们：上学、工作、买车票、住宿、就医、交电费、为子、为父、升职、领工资、挨骂……哪一样，不跟它连在一起？我还有几个笔名，常用的是庞白和云渡。有时为了方便，还用过四五个临时起的乱七八糟的名字，虽然不至于转眼就忘记，但也不好意思提起。
我以前一直隐约觉得自己身份证上的名字不太好听，主要是有时代烙印，让人一看就差不多可以猜出是哪个时候出生的。当然，那是年轻时的想法，现在我彻底明白了，名字只是一个符号。姓甚名谁，没那么重要。很多伟人和大作家真名（原名）叫什么，大家都忘记了，记住的只是他们最出名或者最后用的那一个。而且，名字这东西，叫叫就习惯了。我有一个作家朋友，他的笔名叫狗仔。开始觉得这名字怪怪的，慢慢也习惯了，现在甚至觉得他这名字不仅有个性，而且听起来顺耳。
最近一年，有朋友对我的笔名很不感冒。朋友认为，我这个笔名发表文章，即使是头条，也有“旁白”之嫌，建议我另取一个，或者干脆以真名做笔名。朋友还郑重地告诉我，我的真名比笔名好，不信可以上网查一查。出于好奇，我真的上网查了。给名字评分的软件评我笔名为85分，却给我的真名评了95分。我这是干吗呢，这个分数岂不是批评我舍高求低吗？
我于是想起取庞白这个笔名的初衷。庞是姓，白是一种颜色。有一些朋友，很善意地猜测这是一个向李白致敬的笔名。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时，我被他吓了一跳。我当然对诗仙李白充满敬意，但是我起这个笔名，跟李白一毛钱关系都没有。起这个笔名，完全没有他想的那么复杂。我是遗传的少白发，从小学三年级起，脑袋上就稀稀疏疏地开始有了白头发。那个年代，不知道是因为饮食还是水源的关系，年纪轻轻就长白发的，还不很多，全班就我一个人长白头发。不难想象，同学们对我的头发很好奇，虽然没有人当面嘲笑我，但我知道，背后经常有入朝我脑袋指指点点，让我感觉自己好像犯了什么十恶不赦的罪行一样。因为白发，我自卑了好多年。我觉得，上苍对我太不公平了。这种自卑和心酸，非少白发同道，不足以体会和交流啊！后来，读书看报学写文章，看到别人都有一个好看好听的笔名，我觉得，自己也应该有个笔名。但是叫什么好呢？我至少起了十几个，写了满满两页纸。看来看去，都不合心意。后来想，反正早生的华发拔不胜拔，就以“白”字做名吧，也算是名副其实。谁知道起了这个名字后，白发头越来越多，以致白头发都成了我的标志。
后来，在我不把白头发当一回事的时候，我读到了一本书。书里有这样一个观点：一个人，想做一件事，假如这件事做成的渴望不断增强，那么，就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帮助你完成心愿。我于是又想当然了。如果当年我的笔名起为庞黑，然后不断地祈求我的头发变黑，那么现在，站在老同学中间，会不会我们的头发虽然也间杂花白，但大家的区别不太悬殊？或者背对同龄人时，同龄人不至于以为我是他们的叔伯辈，甚至是爷爷辈呢？
只可惜，沧海桑田，时光不再，往事如烟，笔名难改，不提亦罢。
流逝的未曾失去
有一个朋友开玩笑：一辈子没换过工作的人，是懦弱的人，是可怜的人，是不可交的人。实际上，很多朋友也表达过相似的意思。大意是长期在一个单位、一个地方、一种环境里生活和工作，会过得比较沉闷。他们这样认为，可能对，也可能不对，或者不一定对。而且，他们讲的一辈子没换过工作，似乎不仅仅指对工作没有挑战和对生活没有激情那么简单，还包含了一种平庸的生活态度。但是换不换工作，能不能改变生活环境，很多时候不是一厢情愿就可以决定，转身拍拍屁股可以一走了之的。身不由己换不了工作和改变不了环境的情形，也是有的，特别是在有了一定的经历、责任和负担之后。
我认识的不少人，从青葱少年到白发苍苍，一辈子都在一个单位工作。他们当中，有一些人，不仅是他自己，他们的爷爷和他们的儿子也是。他们甚至曾先后在同一个岗位上，值班一样度过他们大同小异的人生。
现在时代变了，随着择业渠道拓宽，在同一个单位、一个地方、一种环境从一而终的情况，是少了。但是，把曾在或者仍在同一个单位、一个地方、一种环境长期工作的人，跟懦弱和可怜扯上关系，未免有些不厚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很多人，非不想，實不能，或不舍。这样的情况，我能理解。
之所以理解，因为我差不多也是这样的人。有一天，一个朋友问我，你在×××公司工作了多少年？我老老实实回答，24年。朋友是个未满30岁的自由职业者，他虽然觉得我不可思议，但是也表示理解。他当然理解，他父亲是我同事，而他父亲是接他在×××公司工作了42年退休的爷爷的班进的公司。他之所以觉得不可思议，是他觉得我这样的性格，竟然可以在原来的单位足足待上24年。我也觉得不可思议，但事实如此。而且，如果没有国企改制、员工身份置换这些讲不清道不明的变故，我不敢保证自己不像前辈同事那样，在原来那家成立于1949年，有近2000名员工的海运企业待到老，平静地度过默默无闻的一生。因了那些变故及其他一些个人的原因，我终于成了一个不是一辈子在同一个单位、一个地方、一种环境终老的人。2013年国际儿童节那天，当我拿着不值一文的终止劳动关系合同书，站在海边吼了几嗓子后，我以为我再也不会与那个单位有什么关系了。
但是我错了。
前些日子，原来公司的一帮人建了一个微信群。某一天，他们在群里商量，要搞一次聚会。他们真的很快就搞了。聚会地点选择在老公司船厂。船厂虽然早已面目全非，但是旧迹还在。他们八九十人，在一个周末的早上，没到九点，就集中到了船厂。大家一边参观一边回忆，讲50年前开船去抗美援越的旧事，讲20世纪70年代跑港澳航线时如何夹电器带外烟的行径，也讲到某年某月由于公司资金周转困难，全公司1000多号人甘愿不领工资，每人只拿200元生活费的“光荣历史”。兴奋、自豪、兴致勃勃得好像自己是这个单位的主要建设者，甚至是缔造者，所有往事仿佛是昨天刚刚发生的，而全然忘记，他们参观着的这个船厂跟他们已经完全没有一丝关系了。
船厂的厂长是我同学，他把那天老同事聚会的情景详细地向我做了描述。他一边讲，我一边回忆着参加聚会的那些面孔。在老公司做过若干年人事工作的我，想象得出他们的笑脸上会绽出什么样的皱纹，他们讲话的声音是尖利还是低沉，他们谁高谁矮谁肥谁瘦。实际上，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在企业改制时或者在企业改制后没多久，就自愿或者不自愿离开了。但是他们对它还是留戀，还是不舍，还是情有独钟。
有时我想，他们对曾经付出心力、托付青春的地方的那种情感，是不是和离开出生地，到城市里谋生活的人对故乡的情感有相似之处？毕竟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回不了“故乡”的人。
我们为什么要聚餐
准备下班的时候，一个同事突然在微信群里发了这样一句：今晚吃饭去吧！其他几个人，好像一直在等他消息似的，纷纷“附议”。然后其中一个问，是去×××店？接下来是五六个赞。
下了班，大家就各自过去了。菜还是那几道，人还是那几个，话题和以前大同小异，气氛照旧不成不淡、不喜不悲。不同的是，不知怎么回事，聊着聊着，几个人便分成了两派，竟然发生了争执。我们对延迟退休年龄有不同看法。一方认为，在一些企业里，尤其是生产型企业的工人60岁退休，是一件非常残忍的事——用业已劳损得不行的脆弱生命去换取微薄的报酬。另一方则认为，随着医学进步，中国人均寿命已达男性74岁和女性77岁（2015年版《世界卫生统计》报告）的情况下，延迟退休势在必行，否则人还身强力壮的，却再也没了工作机会，太浪费人力资源。眼看着争论就快要演变为吵架的时候，不知是谁，突然蹦出一句什么话，就让这场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争论戛然而止，聊天迅速转换方向，又聊到别的话题去了。
“顶颈找见识”，是聚餐的大致氛围。很少有人拿饭桌上的争执当真。而聚餐的目的，显然不是讨论和争执。同事聚餐，主要是彼此算得上“酒肉朋友”，聊得来。餐是诱因，聚是结果。在当下这个“一切向钱看”的时代，还有能久不久聚一起、餐而聊之的同事，算是幸事。
聚餐的历史源远流长。历史上出名的聚餐数不胜数。项羽邀刘邦赴鸿门宴是聚餐，曹操和刘备煮酒论英雄是聚餐，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是聚餐，乾隆摆千叟宴也是聚餐。可见，千百年来，聚餐不可或缺。聚餐可以干大事，安天下，增感情。当然，平民百姓如我者，聚一万次也干不出什么大事，但人是群居动物，聚聚，聊聊，吃吃，顺便加深了解，增进友谊，还是必要的。否则，人可能就有些孤独，甚至孤僻了。
以前，我在公司工作的时候，也经常和同事聚餐。我们有一个七八个人的小“食团”，人员都是同一个部门的同事。据我所知，公司里除了我们部门，其他部门大大小小也有不少食客小团队。聚餐的时间一般选择在每个月发工资的时候。聚餐时间定好了，不管参不参加，都算一份。那几年，公司所在的海角路上大大小小的餐厅被我们吃了个遍。我们评论餐厅酒楼老板大方还是吝啬，服务员长得丑还是漂亮，服务态度好还是不好，菜地道不地道，甚至人家赚钱与否，都在我们闲聊之列。我们有一个同事负责在发工资的时候，直接从工资表上收每人50元钱充公，但是有一个同事例外，那个同事是个妻管严。严到什么程度呢？严到工资缴交以分计。分，即是人民币的分。公司发工资的当天下午，那个同事的老婆一定会先打电话到公司劳资科，然后再打到财务科。她要核对老公当月工资（含奖金）是否如数缴交，如果不是，当晚会闹得“天崩地塌”了。这“惨无人道”（同事语）的招数，可苦了我那同事。聚餐是要参加的，怎么办呢？我们讲，他处于“水深火热”中，我们大家帮他凑就算了。但是他不好意思。他肯定不好意思嘛。于是，每个月，只有他是拿现金交份子钱的——他做人员调配工作，接触的人多，人家来领调令，顺手给一包两包香烟以示感谢，他舍不得抽，都拿到小卖部兑现了。
我们的聚餐持续了差不多五年，后来公司转制了，大家去留参半，聚餐的事就自然终止了。前段时间，我在大润发超市门口遇上了以烟兑聚餐份子钱的同事。他匆匆走出大门，向电瓶车棚走去，好像有什么急事。望着他弓着身离开的背影，不由感慨，当年那张小白脸，如今苍老得像一张揉搓过的旧报纸了。
做做梦又何妨
我的睡眠质量至今不错，往往脑袋挨上枕头，很快就睡着了。有时，躺上床，拿本书，想装模作样地看几页，很遗憾，往往第二天早上醒来，发现书倒是还捏在手上，就是一页也没有翻动。睡眠好是好事，但是我不喜欢自己睡眠“好”得一年半载也不做一次梦。有朋友开我玩笑——梦都没有的人，活着真没劲。我找过资料，也问过做医生的朋友，都认为我这样的情况是属于“平衡型”典型特质，做梦少，睡眠质量就好，是好事。还说这类人，不是没有梦，也不是很少做梦，而是做的梦有百分之九十九自己根本没有印象，或印象不完整。他们认为对梦没有记忆的人欲求较少，压抑也比较少，因为不渴望从梦中得到精神的慰藉，是最能从睡眠中得到好处的人。
这样解释，看起来是我占了大便宜，但实际上我并不太认同。我承认自己睡眠还算可以，但由此推断欲求、压抑和烦恼少，似乎有些牵强。实际上，我自小就不是一个性格开朗的人。上周我弟弟还郑重其事地对我儿子讲，“你爸小时候，牛踩都不出声，你不能学他，要开朗些，多找人玩。”以前，曾有几个好朋友知道我容易莫名其妙闷闷不乐，一度担心我得忧郁症。后来，他们见我表面上虽然不太开朗，但是好像也还没得上此症，也就放心了，现在都放心得懒得理我为什么容易闷闷不乐了。他们放心的理由是“那些看起来病恹恹的人一个个活上百岁”。按说，睡眠质量如此这般，我理应每天过得开心快乐才是，但是为什么自己并没有觉得呢？我知道自己心里蓄存着很多不开心，蓄存着不少不为人知的烦恼。可见，很多事情并非别人看到和认为的那样。事实往往不见得是我们看到的“真相”。所谓“甘苦自知”“自己知道自己的事”，大概就是这样吧。
既然不做梦不代表没烦恼，那么做梦也不一定代表烦恼。这样想之后，有时便想，做做梦又何妨？说不定做做梦真的可以让想象多些烦恼少些，让笑声多些压抑少些，让轻快多些压力少些。
讲到做梦，不能不联想到与梦有关的词。比如：梦想、美梦、梦幻、浮生若梦、醉生梦死等。“梦想”固然是一个好词，“浮生若梦”也不见得不好，至少意识到浮生若梦，时间易逝，而珍惜光阴。
因睡觉做梦少，我愿意认为梦不一定在睡觉时做，在白天和清醒时也会做梦。小时候老师总教导我们“人要有梦想，长大了……”有梦想，人活得就有方向，带劲，有动力。小时候，我们是有梦想的，没有梦想是长大之后的事。小时候，我曾梦想当一名叱咤风云的将军，觉得当将军可以指挥千军万马，纵横江湖，威风！然而，事实上我连一名士兵都没当上。
长大之后，为什么就没有梦想了呢？面对生活的压力、现实的残酷，遇到打击，被泼冷水，努力无果……久而久之，心就淡了，梦想就没有了。没有了梦想之后的日子，一天过一天，天天差不多。如此而已，如此甚好？
可能还是不太好。
虽然少年梦想毫无疑问被残酷的现实击碎了，但我自己却因此爱上了带“军事”的东西，喜欢读各种军事刊物，读古今将帅传略，喜欢看军事节目，甚至爱看战争片、枪战片，军人的一些性格还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我。这使我对不少事情，尤其是一些不顺心的、解决不了的事情能够看得开，想得通，放得下。
少年时的梦想虽然没能实现，幸好后来又有了别的想法和梦想，虽然不为人知，但是自己能清楚地感觉到。在无趣的日子里，它们给了我莫大的安慰和鼓励，在它们的陪伴下得以一步一步往前走。
人做做梦又何妨？不管能不能实现，不管是年少还是老了，否则人生着实有些无趣。
拔火罐
拔火罐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火罐，能把身體里面的湿气驱逐出去，让你神清气爽，很神奇。但是，以前我不相信一个小小的普普通通的罐子会有那么神奇的作为，我甚至认为拔火罐是一件荒唐的事。当然，我的这种自以为是，没有任何理论依据。自以为是，常常难有正当的理由啊。
小时候，在外婆家，我经常看到村里的一些老人和年轻人，用拔火罐的方式祛除湿气，解除疲乏。那时的火罐不像现在制作得这么精致。一般是村子里的砖窑烧出来的，粗糙的边缘，厚厚的碗壁，用手抚摸，不小心能被尖利的边擦出血。那时候缺医少药，拔火罐不仅仅用来驱逐疲劳，祛除湿气，还用来治感冒。但是，如果是重感冒，或者是类似重感冒的病，拔火罐不行，得刮痧。刮痧，在我看来，是比拔火罐更神奇的治疗方法，有一次，我外公病了，不省人事，浑身发烫像火炭一样，外婆和姨妈们决定给他刮痧。她们把外公的上衣脱掉，用牛角刮痧片从脖子到屁股这一大片背部全刮遍了，一条条刮痕，血红，刺眼，我们看着都觉得痛，外公却昏昏沉沉，什么也不知道。他一直睡到第二天清晨才醒来。外婆扶他起来，喂了他一碗姜糖水，再躺一阵，他竟然摇摇晃晃地就爬了起来，虽然还虚弱，但是精神显然好多了。到了下午，外公的神气回来了，他披好衣服，不理会外婆的规劝，拔腿就出门去了。躺了几天，估计他也闷坏了，他要去村里找他的朋友。外公一直是个健壮的人，魁梧，不修边幅。外公练武术多年，但不收徒弟，收徒弟的是他师弟——村里一个身材矮小姓冯的人。那时《少林寺》正风靡城市乡村大街小巷，冯师傅的武馆人满为患。冯师傅为外公在武馆里准备有一张专门的椅子。到了武馆，外公坐在那张庭院中央的椅子上，不动声色地看那帮人跳来舞去，坐够了，看够了，就回家睡觉。那天，大病初愈的外公，想必是去了冯师傅的武馆。
后来，到外面读书、工作，在街头巷尾看到好多标着“拔火罐”字样的医疗保健店，但是就算疲惫不堪，脖子麻木得像根柱子，也没有想到过自己的身体需要通过拔一次火罐来恢复。第一次拔火罐是同学大春带我去的，他自小就懂得拔火罐。他让我陪他去一次。反正听说没有什么害处，尝试一次也无妨。在中医院，一个手大肉粗的男按摩师来到我身边，他首先要帮我按摩，然后再拔火罐，先按摩放松，拔火罐效果才好—一上知天文下识地理的大春教训我。我还不习惯别人的手在我的身体上游走，按摩师工作的时候，我不是咯咯笑，就是觉得被他按得生疼。大春和按摩师对我的表现虽然莫名其妙，啼笑皆非，但也无能为力。当火罐准备要扣上背部时，我的心里忐忑不安。我不知道扣上这些杯子会有什么后果。但是很快，我就感觉到了扣在脖子上的第一个杯子的力量，那是一股后劲十足的气，不急不缓又不容置疑地一下子揪紧了我的脖子。还没等我弄清楚怎么回事，第二个、第三个……转眼间，二十几个杯子趴满了我的背部，像有无数的手抓住，按着。那一个个火罐仿佛是一个个武林高手，他们都会一种神奇的气功。我不知道他们往我身体注入什么，也不知道他们从我身体排出什么。拔完后，当大春把我领到一面镜子前时，我才发现自己的背部布满了一个个圆形的烙印，红里透紫，透黑，触目惊心。虽然背部被弄得跟豹子的花纹一样，但是整个身体却明显感觉到舒服，清爽了。
后来，我们去了第二次，第三次。然后，有时累了，我自己去。自己去拔火罐，我意识到自己的身体真是累了，需要整治了。感觉到累，才整治，这是我和很多人的习惯。这显然是个恶习，但是，有多少人能从小就对自己身体的成长和保养，乃至行为、习惯规划好而且一以贯之呢？人的成长，是一个奇异的过程。年轻时有人提醒我“要如何”“不要如何”，心里多少有些半信半疑，“真会这样？”“不太可能吧！”现在，我也经常告诫儿子“要这样”“不要那样”。当看着他在我的喋喋不休中一脸无辜，有时突然就想起自己当年对世事莫名其妙的态度，不由自主便笑了。
看来，凡人如我者，久不久去拔一次火罐也没什么不对。
终于去了三江
我终于去了三江——广西柳州的一个侗族自治县。“三江”得名于其境内三条较大的河流：榕江、浔江与苗江。三江的风雨桥很出名，特别是那座程阳风雨桥——永济桥，在我看来，几乎等同于三江的代名词。
不知为什么，以前我总觉得三江很远，远得好像在另一个国度。实际上，在去三江之前，我去过不少比三江远得多的地方，比如西藏、辽宁、内蒙古和山东等。但是，远和近，有时不能以地理距离去衡量，否则就不会有“咫尺天涯”一词了。和去乌镇一样，去三江，也是巧合。那天，在桂林站，正在排队安检，突然看到提示牌上晃过“三江”两个字，心里一颤，转身就去把手中的车票退了，换成了一张去三江的动车票。
当我站在虽然窄小，但是干净、清静，坐落在群山和田野之中的三江车站站台上时，一种恍若转世的感觉款款而来。去三江，就那么简单，桂林至三江，竟然只有26分钟。26分钟的时间，带我穿越了十年、二十年，甚至更久的时光。想想，这真是一件让人感慨的事情。
很多时候，我们的想法和行动容易停留在想的层面，一想再想，想想就把该想的事情忘记了。再记起时，往往又犹豫，于是又想，然后又一次错过。也或者是我们顾虑太多的原因，总莫名其妙地为一件简单的事情植入太多的内容。
走出车站，我没有进县城，而是直接搭了去永济桥的车。其时，正是夕阳西下，落霞满天。我从网上得知，永济桥在由马安寨、平寨、岩寨、董寨、平坦寨、大寨、吉昌寨和平铺寨八个侗族寨子组成的程阳景区。那里有客栈，比县城的酒店便宜。
永济桥在程阳景区入口处。过了永济桥，没走多远，很快又遇到另一座风雨桥，此桥名为龙合桥。听说龙合桥是这一带最古老的风雨桥，其连着一幢三层木楼：龙合桥客栈。客栈看起来是刚修建不久，但是和桥连在一起，却不显得唐突，似乎古老的桥两三百年来，就等着这客栈把它和寨子的楼房及石板路连接起来。
——就住这里了！
走进客栈，偌大的客栈竟然一个人也没有，叫了几声“老板”，没人理我。倒是“谷谷”地响过一串踩楼梯的声音后，从楼上下来两个年轻女客人。她们告诉我，吧台有老板电话，打电话给他就可以了。于是打电话给老板，老板让我随意到楼上的房间看，喜欢哪一间就住哪一间。
放好行李，就走出客栈去找吃的。真有些饿了。石板路从客栈门口蜿蜒而过。不是旅游季，也不是周末，寨子里的行人很少。灯光昏黄，照在石板路上，反射出柔和而坚硬的光，熟悉得像老朋友的脸。鲜明侗族建筑风格的木楼，一幢一幢紧挨着，夹着石板路，像一群相处日久的人。
路边有一家贴着窗花，透出暖色灯光的店。一个小孩坐在昏黄的灯光下埋头做作业，女老板坐在他的对面摘菜。母子两个相对坐于灯下，让人看起来倍感温暖。我站在门口问，老板，还有饭吃吗？老板娘抬起头回答，有，然后问想吃什么。我讲，第一次到三江，不知道有什么吃的，但听说三江油茶不错，想喝。老板娘捧着盛菜的盘站起来，建议晚上不要喝油茶，等明天早上再喝，晚上喝了睡不好。然后，老板娘又低下头自言自语，有腊肉，有青菜，有辣椒，就炒一个菜，吃饭吧。见我没回答，她返身就进了厨房。
饭菜的味道很好，香、辣、酸、甜混于一体。老板娘只收二十块钱。她讲，客人少，置的菜不多，只能这个样子了。
告别了他们，我慢慢向永济桥方向走去，永济桥离龙合桥客栈不远。虽然夜渐深，但永济桥的身躯在月色中，仍然清晰。五座楼亭横跨江面，四层塔式重檐，如弯月翘起，似金凤欲展翅翱翔。
夜色中的永济桥，真美！
在这静谧的夜色中，世界上的很多杂事，远去了，身心放松，像一瓣茶叶在热水中舒展。
在桂林七星公园
桂林七星公园依着漓江支流小东江，因七星山的七个山峰犹如天上的北斗七星坠地而得名，自隋唐时期起就是游览胜地。一千多年来，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儒家学说曾先后在这里留下过鲜明的文化烙印。公园里山青、水秀、洞奇、石美，是桂林山水的缩影，也是世界旅游组织推荐景区。
去七星公园，原来只是想去桂海碑林，看了碑林，见公园里曲径通幽，就信马由缰，随意而行了。时值下午四点，冬阳开始西斜。奶黄色的夕阳照着小东江，缓缓流动的江水，揉搓着阳光，像微风中一地的银杏叶。
多年前，我去过西安碑林。西安碑林那自汉代至今的数千件碑石、墓志等藏品，数量上就吓倒了我。再加上历代名家的书画真迹，诸如王羲之、蔡邕、吴道子、王维、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和怀素等人的作品，让我一边参观，一边既兴奋又紧张。兴奋是因那些绝世珍品流光溢彩，美不胜收，紧张的是自己竟然有幸近距离欣赏。从那次起，我算是喜欢上碑和帖这些东西了。所以桂海碑林是一定要去的。而且我的两位桂林朋友，都对我说过一句牛气十足的话：北有西安碑林，南有桂海碑林。
桂海碑林在七星公园内的月牙山瑶光峰南麓，由龙隐洞、龙隐岩两处石刻组成，共有石刻220余方，楷、草、隶、篆书体俱全，包括詩词、曲赋、铭文、对联、图像等，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关系等内容。碑林博物馆收集了桂林其他山岩上千件重要的石刻拓本，颇为珍贵。有国内现存两件最古老的古代石刻地图之一：我国面积最大的一幅石刻城图，拓自桂林城北鹦鹉山上的《靖江府城图》——这幅地图最早采用写景式符号，是地图设计史上的一个重大创举;有唐代颜真卿的“逍遥楼”榜书、郑书奇的《新开独秀山石室记》、宋代燕肃的七星岩篆书题名、米芾的还珠洞题名和陆游的《诗札》、柯梦的《迎享送神曲》，以及范成大、张孝祥、吕胜已、徐梦萃、梁安世、陈谠、陈孔硕等人题刻，无不墨笔精妙。看罢碑林和碑林博物馆，便上山。上山的路由石块铺造，弯弯曲曲，从桂花树下绕过，桂花满落石径，黑黝黝的石板路，落满密密麻麻的桂花，像极了铺上一层金黄的沙。桂花甜甜香香的味道在树林间飘荡，让人有些甜蜜，又有些忧伤。和南方很多公园一样，七星公园的植被保护得很好，诸多灌木在石径边的野地里随意生长，虽是冬日，仍似春夏时旺盛。
七星公园的景点颇多，有“北斗七星”“驼峰赤霞”“月牙虹影”“普陀石林”等胜景，著名的有七星岩、龙隐洞、月牙岩、曾公岩、龙隐岩、花桥和桂海碑林等，占地面积600余亩。想用一两个小时遍游，时间显然不够。我于是不管指示牌，走到哪儿算哪儿。
沿着小路，走在落叶与新枝间杂的树林中，转过几道凸凹的小山坡，绕来绕去，林子间的光线慢慢便有了些昏暗——夕阳已落到更远的山后面。我也不知道走到什么位置了。想问人，山路上却没有遇上一个人，可能大家都下山吃饭去了，满眼只有青绿和漫天的寂静。
走着走着，遇一小亭，便稍坐歇息。小亭建在悬崖边上，正好可以鸟瞰桂林市区。山下灯火渐亮，远远地看到花桥，如船，缓行于朦胧山水间。花桥后面，是高低错落的楼，更远处，是剪影一样的山。
——好一座山水之城！
正胡思乱想的时候，突然，树林间传来鸟儿清脆的叫声。先是啾啾两三声，然后是叽叽喳喳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密，急雨一样，在四面八方响起。我站起来时，很多鸟儿已落到了亭子的顶棚上。受它们的鼓动，我不禁模仿鸟叫吹起口哨——小时候不知不觉学会的。虽然我吹的口哨不如乌儿的动听，但是它们好像并不介意。我们一起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寂静的山一下子热闹了起来。
◇庞白
原名庞华坚，中国作协会员，广西作协理事。出版有散文集《慈航》，散文诗集《唯有山川可以告诉》，诗集《天边：世间的事》《水星街24号》等。曾获第五届中国报人散文奖、第八届冰心散文奖“散文集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