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年来，文艺事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处于一个传统与创新、继承与发展的历史新时期。戏曲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在自身艺术形式的变革中，以其特有的审美形式真实记录和艺术再现了新中国的风云荏苒，演绎着民族复兴的时代脉搏。
1951年，毛泽东主席给中国戏曲研究院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成为后来指导戏曲艺术发展的方针政策。这个文艺政策旨在鼓励不同剧种、不同流派、不同风格之间的自由争妍。六十年来，在这个精神鼓舞下，新中国的戏曲事业取得了许多重要成就，总的来说有这样三个明显的标志：一是剧目创作的丰富与多样；二是重视人才与培养人才；三是戏曲的与时俱进。
一、剧目创作的丰富与多样
我国的戏曲艺术在八百多年的历史发展中，留下数以万计的传统剧目，这是一笔巨大的历史遗产。近代以来，围绕如何面对这笔遗产。戏曲改良、戏曲改革的呼声始终没有停止。解放初期，《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简称为“五五指示”)对贯彻“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做出了具体的部署：“中国戏曲种类极丰富，应普遍地加以采用、改造和发展，鼓励各种戏曲形式的自由竞赛，促成戏曲艺术的‘百花齐放’。”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戏曲工作者们的热情被大大激励，形成新中国戏曲艺术的第一轮创作高潮。戏曲剧目的排演，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在前人创造的基础上对传统剧目进行整理、改编；新编历史剧的古为今用；从生活出发，推动现代戏的创新。
戏曲艺术是以记忆中的历史生活与现实生活为表现对象的，随着时代的变化。艺术的意蕴必然会发生蜕变与更新。传统戏在改编之前，有如一块古老的玉璞，积满了厚厚的历史灰尘。由封建社会中生长出来的传统艺术，难免会参杂封建性的士大夫情调以及民间糟粕在其中。所以，对传统老戏中的思想内容的鉴别是关键，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发扬其民主性精华，摒弃传统剧目中的封建性流毒，这是继承工作中义不容辞的责任。1952年金秋，在全国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上，据记载，有23个剧种共献出了82个剧目参加了盛会，其中不乏当下已成为经典的作品，如京剧《将相和》《白蛇传》、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西厢记》、黄梅戏《天仙配》、花鼓戏《刘海砍樵》、川剧《柳荫记》等。在这些剧目中，改编者不仅保持了浓郁的民间特色。而且在思想内容上进行了摄取与改造，用老作品拥抱现实生活，讴歌新的时代。与此同时，一批优秀的传统剧目相继出台。如昆曲《十五贯》、秦腔《赵氏孤儿》、越剧《玉簪记》、评剧《秦香莲》、黄梅戏《女驸马》、川剧《谭记儿》、晋剧《打金枝》等，甚至一些极其罕见的少数民族剧如维吾尔剧《艾里甫与赛乃姆》、藏剧《文成公主》等都呈现在世人眼中。这些剧目在继承的基础上，主题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或删繁就简，去芜存菁；或脱胎换骨，进行新的创造，既保留了传统的精华，又使人感到焕然一新。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十五贯》的成功使在清朝中叶就濒临衰亡的昆曲艺术，重新获得了新生。可以说，每一个优秀剧目的出台，都是一次具体的“推陈出新”的过程。继承传统，用现代理念进行艺术加工，使之更符合现代人的欣赏要求，六十年的实践证明，只要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古老的戏曲剧种也会有长久的艺术生命。
在新编历史剧和现代戏的创作上，艺术家们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新创作的京剧《谢瑶环》、豫剧《花木兰》、越剧《红楼梦》、粤剧《关汉卿》等优秀剧目大大扩展了历史生活的范畴，丰富了戏曲创作。并且在艺术形式上有了许多新的创造。
用戏曲表现现代生活，是时代生活赋予戏曲艺术新的历史使命。当代题材戏曲剧目创作的艺术价值在于表现新的生活，新的人物。现代戏创作早在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就开始了实践，如眉户剧《血泪仇》、秧歌剧《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工农群众从原来的受压迫的形象，转变为“主角”。当家做了主人，体现出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新面貌。解放后，现代戏的创作更是如火如荼，题材领域进一步扩大，在舞台上塑造了许多新的人物。50年代初，评剧《刘巧儿》、沪剧《罗汉钱》、眉户《梁秋燕》、吕剧《李二嫂改嫁》等一批剧目以浓厚的生活气息受到观众的喜爱。评剧《杨三姐告状》、越剧《祥林嫂》等在20世纪上半叶创作的剧目又经过继续加工，有了新的提高。五六十年代沪剧《芦荡火种》、眉户《一颗红心》、湖南花鼓戏《补锅》，以及后来成为“样板戏”的《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等剧目的创作中，各地剧团在传统的基础上创造了新的板式、唱腔、表演动作、人物造型以及舞美，大大丰富和发展了戏曲舞台艺术的表现形式。
建国后的戏曲剧目改革，在中国艺术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页，它使中国戏曲的历史品格、文化品位和审美格调都登上了新台阶。也为改革开放后的戏曲新高潮奠定了基础。
二、重视人才与培养人才
我国戏曲艺术博大精深，代代相传，成为国人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戏曲是舞台艺术，演员在整个艺术表现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戏曲艺术的保护和传承要靠“人”来活态传承。除了对剧种的保护、剧目的挖掘和改革外，新中国建立后，尤其重视对戏曲人才的继承和培养，改善过去旧戏班子的不良风气，调动艺人们“为人民服务”的工作意识，是“百花齐放，推陈出新”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1949年9月，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特邀戏曲界四位代表——梅兰芳、周信芳、程砚秋、袁雪芬参加，这在中国文明史中开创了“艺人参政”的先河。1956年11月，文化部和中国剧协在上海联合举办“盖叫天舞台生活六十年纪念会”和“盖叫天表演艺术座谈会”。盖叫天在致词中说道：“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共产党!”这拉开了新中国戏曲队伍建设的序幕。之后，许多有志于创造社会主义民族新戏曲的新文艺工作者，也加入了戏曲队伍，向艺人、专家们汲取传统艺术经验，同时又为传统的戏曲艺术注入现代文化知识，他们渐渐熟悉、掌握、总结戏曲艺术的特点与规律，艺人们也因获得新的文艺知识而提升了文化底蕴。
事实证明。建国后戏曲人才的培养成果颇丰，大有青出于蓝的态势，一批代表性演员成为人民喜爱的艺术家。简言之，如京剧的梅兰芳、周信芳，昆曲的周传瑛、王传淞，评剧的小白玉霜、新凤霞，越剧的袁雪芬、范瑞娟，川剧的阳友鹤、刘成基，秦腔的苏育民、李爱琴，豫剧的常香玉、陈淑贞，晋剧的丁果仙、牛桂英，粤剧的马师曾、红线女，汉剧的吴天保、陈伯华，闽剧的郑奕奏，桂剧的尹羲，湘剧的彭俐依，淮剧的筱文艳，沪剧的丁是娥，黄梅戏的严凤英、王少舫等等(以上仅为部分代表人物)。他们来自东西南北中的各个剧种，创演了很多观众喜爱的优秀剧目。
建国之后，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扶植下，中央和
地方上，一批戏曲教育机构纷纷成立，如中国戏曲学院、中央戏剧学院、上海戏剧学院等高等学府每年培养戏曲编剧、表演、导演的高层次人才，另外，许多省、地也在艺校和戏校中开设京剧和地方戏的表演、音乐等专业，为戏曲舞台上输送了大量的新生代的艺术人才。许多戏曲界的前辈，如王瑶卿、萧长华等都参与了教学工作，这一代戏曲人才既师承了原先科班演员的基本功，又在文化知识和政治思想水平上有新的认知能力，而且戏曲音乐、舞美、造型等也被专门列入了艺术学科，使一个专业剧团的人才构成更加全面，素质也更加完备，近年来。戏曲人才培养的高度和广度更有了扩展，在中宣部、文化部的领导下，中国京剧青年演员研究生班于1996年开办，来自十几个剧种的优秀青年演员在这里陆续取得了硕士学位，为我国“跨世纪戏曲人才工程”谱写了辉煌的一页。
改革开放以来，戏曲人才梯队更是层层高叠，其中表现出色的演员和代表作品有：现任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的尚长荣，在新编京剧《曹操与杨修》《贞观盛事》《廉吏于成龙》中宝刀不老，常露峥嵘；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团长茅威涛，立志于越剧的改良工作，作为领军人物将这个年轻剧种发展得风生水起，她本人也是尹派小生的传承人，新创代表剧目《孔乙己》《新版梁祝》等深受年轻观众的喜爱。除此之外，京剧程派青衣张火丁、迟小秋主演的《锁麟囊》《春闺梦》，梅派李胜素主演的《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上海越剧院钱惠丽、单仰萍主演的《红楼梦》，黄梅戏韩再芬主演的《徽州女人》，秦腔演员李梅、李娟、任小蕾、张蓓主演的《大树西迁》，苏州昆剧院沈丰英、俞玖林主演的青春版《牡丹亭》等等一系列充满活力的演员和演出剧目。构成了中国戏曲繁荣昌盛的新局面。
三、戏曲艺术与时俱进
十年的文化浩劫曾使文艺园地一片荒芜，传统戏被统统赶下了舞台，现代戏也只允许八个“样板戏”独霸舞台。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整个社会发生了新的变化。戏曲艺术在新的时代生活面前也发生了深刻变化。1980年，全国戏曲剧目工作座谈会召开，会上重新肯定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进一步坚持传统戏、新编历史戏和现代戏三者并举的戏曲剧目政策，确立了“总结经验，立志改革”的主题，使戏曲艺术又恢复了青春与活力，特别是在创作观念、创作方法、表现形式和艺术交流上都有了新发展，逐渐呈现出戏曲艺术大繁荣、大发展之势。
20世纪80年代初期，首先出现在舞台上的是一批歌颂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戏曲作品。如越剧《报童之歌》、秦腔《西安事变》、评剧《东进，东进》、京剧《蝶恋花》等，其中塑造了周恩来、毛泽东、陈毅等人的形象，创造性地运用了戏曲的程式，在舞美设计、灯光音响、服装道具、舞台调度等方面都得到很好的体现。这一类型的作品经过数年探索之后，在戏曲形式的运用、革命精神的理解和把握、题材提炼和人物塑造等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出现了许多优秀作品。如采茶戏《山歌情》、吕剧《苦菜花》、京剧《华子良》、豫剧《铡刀下的红梅》、评剧《红岩诗魂》等等。
新时期的新编历史剧、改编传统戏对于以往也有空前的超越，如莆仙戏《新事泪》、湘剧《山鬼》、京剧《曹操与杨修》、晋剧《傅山进京》、花鼓戏《屠夫状元》等等都以鲜明的时代意识展示了新编历史剧的实绩。现代戏创作出现了汉剧《弹吉他的姑娘》、京剧《膏药章》、眉户《迟开的玫瑰》、川剧《变脸》、黄梅戏《徽州女人》、吕剧《补天》等等，这些作品在思想深度和表现形式上都有大胆突破，成就了戏曲创作新的形式和内容。
其次，改革开放使戏曲接受大量外来艺术形式的挑战与加盟。戏曲通过影视媒体的新型手段让更多的观众所熟悉，也吸纳了更多的影视戏迷。涌现出了胡连翠等一批积极致力于戏曲影视探索的优秀导演，产生了如《孟丽君》《西厢记》等富有创新意识的代表性作品。
改革开放使戏曲的国际性交流增多。根据外国文学或戏剧改编的戏曲作品是另一道亮丽的风景。根据莎士比亚作品改编的黄梅戏《无事生非》、京剧《奥塞罗》《李尔王》、云南花灯剧《卓梅与阿罗》，根据希腊悲剧改编的河北梆子《忒拜城》《美狄亚》，根据奥尼尔的《榆树下的欲望》改编的川剧《欲海狂潮》等，用中国传统戏剧的手段表现外国的生活和人物，这对中国戏曲的表现题材和艺术形式都是一种拓展，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融，丰富和拓展了中国戏曲的表现手法。
第三。由于改革开放使国门敞开，接触到国际化舞台艺术的缤纷，戏曲界的创新问题有一种“保持民族化，走向国际化”的趋势。规范性、程式性很强的戏曲艺术考虑如何通过自身的变革以适应更广泛的大众，于是，戏曲界也开始了一场思想和艺术上的“探索”。戏曲导演如余笑予、陈薪伊、谢平安等都对戏曲的美学特点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并逐步形成自己的风格。一批话剧导演参加了戏曲创作。如夏淳、林兆华、查明哲等，把一些新的观念和手法带到戏曲中，推动了戏曲艺术的革新和发展。同时，各剧种都有一批戏曲音乐家和舞台美术家认真学习传统，积极进行新的创造。随着艺术观念的拓展和舞台技术条件的革新，戏曲舞台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传统戏曲的美通过新的舞台样式更好地层现了出来。
第四，为鼓励戏剧人才的工作积极性，国家举办各种类型的艺术节、戏剧节。实施精品工程评选，举行梅花奖、文华奖和其他评奖活动。获奖的戏曲剧目中既有表现重大革命历史事件和人物的作品。也有表现普通群众生活的作品：既有瑰丽的古代历史生活画卷，也有沸腾的现实生活场景；既有激昂慷慨的悲壮风格，也有缠绵委婉的抒情风格；既有绵延了数百年的古老剧种，也有应时代要求而产生的新兴剧种。由中国文联和中国戏剧家协会举办的中国戏剧表演最高奖“梅花奖”已举办24届，获奖演员有500多人，分布在全国各地大小剧团，呈现出戏曲人才薪火相传的态势。
第五，努力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和鼓励文化创新。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根据中国的申报将昆曲列入“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随后，我国政府启动了保护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后来改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工程。2006年国务院公布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518项，其中传统戏剧有92项。2008年国务院公布了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510项，其中传统戏剧有46项，这一工程体现了党和政府数十年来保护戏曲文化遗产重要决策的实施。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在党和政府文化政策的支持鼓励下，广大戏曲工作者继承传统、勇于探索，用辛勤的汗水、智慧和才情实践着中国传统戏曲继承、改革和发展的庄严历史使命，向祖国和人民奉献出了一部部不同于传统戏曲，而又具备民族戏曲特点、鲜明时代新质、深厚思想意蕴和新颖、多样艺术形式的作品。
总之，纵观新中国成立60年来的中国戏曲，始终站在时代的潮头，用优秀的作品去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和审美情趣，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强大的思想道德力量。戏曲百花园的芬芳，都源于耕耘者们的推陈出新。未来的艺术探索道路上，必须仍然坚持这个根本方针，以此取得中国戏曲艺术事业的更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