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我对香港的想象
我的老家广西北流跟香港同属粤语地区。我们管粤语叫白话，北流的白话虽然没有广州这边的白话好听，但是语法字音都一样，只是语调不同。我们的语调更短促、迅猛，听起来更像南蛮野音。在北流的县城，我们说粤语，听粤剧，喝凉茶，不吃辣椒，午后阵雨来时走在骑楼下……总而言之，我们广西东南部的人在心理上总是更认同广东，而对北部的桂林柳州地区有一种疏离。桂北人说北方语系的柳州官话，听桂剧和采调剧，吃辣椒，听说到了冬天那边还下雪……至于更远的百色就不用说了，壮族的话我们一点都听不懂。
南部的广西人大多愿意把广州看作是自己心理上的省会。
而广州过去就是香港。这就说到了香港。
上个世纪80年代，我在广西电影制片厂文学部工作，有一次厂里开了一个大巴到广州，让大家观摩苏联电影。看完电影大巴又把我们拉到深圳，全车人都到了深圳和香港交界的中英街，大家站在那条狭窄的街道上眺望香港，看到了穿着神气制服的香港警察，还购买了很多丝袜和力士香皂。人人兴高采烈。
从地理上看，香港比北京离我们近得多，开个大巴就过去了。但是很多年里，我一直觉得香港是一个既遥远又神秘的地方，跟美国一样，是另外一个世界，隔着好像不只一个海湾，而是全世界的大洋。但同时，由于我的一个舅舅在香港，一个好朋友的爸爸在香港读过大学，另一个好朋友的妈妈在香港做过工，我又觉得香港跟自己有着一点隐秘的细小关联。
有一次，我舅舅带着舅母回来看我外婆，舅母讲了一口又轻又软的香港话，听上去十分悦耳，于是我就想，香港大概是一个温和舒适的地方。可见即使是一个懵懂的人，也能意识到，不同的音调代表着不同的文明。
说句实在话，我们小镇人对香港是很有一些好奇的。
所以我一直等着有一个机会可以来看看，这是我第一次来香港，我很愿意通过这个“两岸四地华文文学”的会，来看一看这个向大陆输出了大量歌星影星和港式生活方式以及某种审美趣味的地方。我想起80年代的时候，我在广西南宁，我单位有一个同事是从部队转业的话务员，这个同事有一种奇怪的价值观，她若要夸奖一个女孩时髦漂亮，就会说：哎呀，你真像一个港妹！她认为“港妹”就是对一个年轻女仔的顶级赞美。我还想起上大学的时候，舅舅从香港给我带了一把折叠伞，我妈妈托人带到武汉给我。结果我们班女生有一半都借这把折叠伞打着照相。总而言之，在八九十年代，香港对紧邻的大陆中小城市、县镇的辐射性是很强的。
这次来港，是到达一个我少年时代遐想中的地方，此行给我的新鲜经验，将会远远超过一把折叠伞所给予的，而且，由于这个机会，我对香港的想象就落到了实处。
关于华文文学
我对华文文学的认识是一个加法的过程。
在80年代，我曾经以为华文文学主要是指港台文学。我最早看到的华文文学是流沙河编的《台湾诗人十二家》。之后，港台文学的概念是金庸和琼瑶，金庸的书我一本都没有看过，琼瑶的看过一本，这些都是大陆的畅销书。长久以来，我对畅销书的态度都是有所保留的，判断也偏颇。
直到1997、1998年，有一天，家里来了两个台湾的女生，一位姓胡，一位姓陈，她们从台湾到上海，再到北京，她们给我一本洪范书店出版的西西的《胡子有脸》，封面半边是人脸，半边是蓝色的蝴蝶。我随手翻开，一下看到了很多生疏的词，“撑展”、“含孕”、“罕寡”，觉得很新鲜，又精准，再看其中的句子，感到语意的繁美馥郁，这时候才意识到，香港也有精美高级的纯文学，是我要致以敬意的。
现在港台作家介绍到大陆的已经很多了，再加上大陆出到海外的作家，是一个很大的方阵。汉语作为一个大语种，绵延数千年的文字，独特的方块，加上丰厚的历史，生猛的现实，港澳新马、大陆、海外——近两三年，我发现华文文学比我想象的更加广阔。看一看香港明报月刊出版社和新加坡青年书局联合出版的 “世界当代华文文学精读书库”的目录，就知道，完全是一个全球化的涵盖面，浩浩荡荡，密密麻麻。
关于华文文学，我觉得有两个立足点，一是以汉语作为媒介，具有共同的大传统和小传统（正如余光中先生所说，大传统是指诗经楚辞以来的传统，小传统是指五四新文化传统）；一是全世界的华人有共同的生活习惯、思维习惯和生存智慧，这样才构成了一个共同的华文文学。今天讨论两岸四地华文文学，两岸四地的历史地理政治文化生活习惯的不同，也带来语言习惯的很大不同，大陆作家和台湾作家、香港作家的语言是非常不一样的，撇开文学中的口语部分，即使同是书面语，各人的用语习惯也不同。在新的一代作家那里，现在有一些融合，从歌词到影视到网络，一些以前没有的语言习惯现在成了常用语，比如：你有喝茶吗？你有吃饭吗？（当然这是英语的表达方式）像我们年纪大的人觉得很别扭，年轻人却觉得是很天然的一种表达。
语言的融合好不好呢？似乎不容易下结论。
我觉得，应该有一部分作家，保持本地区的语言的纯度，剔除语言的杂质，坚守古老汉语绵延至今的美感和美学价值。当然这是一件复杂的事情，怎么判断语言发展中的活性成分和杂质部分，比如“救火”一开始肯定是不对的，后来对了。而且，粗粝的语言和典雅的语言相比，可能前者更鲜活，更具文学性。我的意思是，我既喜欢享受精美典雅的语言带给我的美感，也常常被粗粝语言的力量感打中。我想，中国三十多年的巨变，如果只有典雅的语言是难以充分表达的。
总而言之，语言是一件困难的事情，需要各人努力。
总而言之吧，大狗要叫，小狗也要叫，希望在一片繁茂的叫声中，找到我自己的生机和坚守。
（2012年6月在香港城市大学“在两岸四地华文文学”会议上的发言）
关于经典
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一文中给经典提出了14个标准，要在类似于“21世纪经典”这样的框架中选出经典来，且不说符合14个标准，即使只是符合其中的一两个，恐怕也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我不知道有哪一本新书，这么快就成了某一个人的“与古代护身符不相上下的书”，而且它被确认“永不会耗尽它向读者说的一切东西”，“它们带着先前解释的气息走向我们，背后拖着它们经过文化或多种文化时留下的足迹”，“它不断在它周围制造批评话语的尘云，却也总是把那些微粒抖掉”。
太难了。
在当代要编一本标之以“经典”二字的书，实在需要大大降低标准，让我们把14条标准减至一条吧，姑且把那些能多读几遍的作品看作是当代经典吧，把它们当作进入未来经典的后备篇目。它们是否能成为真正的经典，需要时间的淘洗，一代代人的反复阅读，仔细辨认。如果有谁，经过时间的烟熏火燎仍未掩其光芒，那么，然后，在静默中，它们会再度横空出世。
2012年5月27日
责任编校 孙京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