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名许瑶章，1928年7月出生在成都市的一个书香门庭。父亲许孝明，是个旧学夫子。我有四个伯伯，祖母死后，家道中落，分立门户。父亲给人当账房先生，后被解雇，去做小生意，在旧社会的竞争中，不久便破了产。一家四口生活无着，经人介绍，母亲忍痛把我送给一个在四川做戏班子的扬州人，学清唱京剧，当时我11岁。在戏班子里，每天早上给我们吃一碗苦胆下面条。教戏的师傅姓曾，头戴一顶尖尖瓜皮帽，耳朵上夹一支香烟，歪起脖子，边拉胡琴边教唱。曾师傅教我《汾河湾》，“儿的父去从军”一句中的“军”字，我老是唱不好，经常挨打。我的性格倔强，越打我，我就越唱不好。听大师姐小白杨说，凡是学唱红了的女艺徒，就要遭受曾师傅的侮辱，有的还要卖给有钱人当姨太太，我听了很害怕。有一次，班主带我们到成都“荣升园”去清唱时，我在师姐小白杨的帮助下，偷跑回家，不想继续学戏了。班主来家要人，邻居们同情我，反去质问他：“你们把人弄丢了，还来要人？”为了防止意外，父母无奈，只得把我送到乡下亲戚家躲藏起来。后因生活仍然无着，奶奶病倒在床，我又去当了半年多的丫头。主人是个唱歌的演员，待我还好，可是不久，主人就离开了成都。我12岁时，进了吴德蓉做的科班学唱川戏，记得这次立下了卖身契约，身价大洋80元；三年学艺期满后，所得收入80%仍归班主，20%归本人。由此开始了我的川剧生涯。
吴姓科班中有和我年岁相差不大的七八个女娃娃，聘请了名鼓师王瑞成教我们习艺。王老师是灌县人，玩友出身，不但会打鼓，还会唱、会帮，手锋好，帮唱干净，人称“卫生打鼓匠”。王老师教我唱的戏有《别洞观景》《山伯访友》《貂蝉拜月》。后来，刘华玉、戴华春、喻子清老师又教我学了《盗红绡》《金水桥》《前帐会》《后帐会》等戏。
我13岁时登台演戏，艺名飞琼，是成都人称“五老七贤”之一的林三翁先生所取，当时著名书画家谢无量先生为我画了一幅荷花条幅相赠，以示祝贺。
当时的成都，最有名望的川剧班社要数“三庆会”。我登台唱戏之后，便参加了“三庆会”，在悦来茶园（“三庆会”固定演出场所）连演了三晚登台戏：头晚上演的是《别洞观景》，我饰白鳝仙姑，王成康饰夔龙；二晚上演的是《山伯访友》，我饰祝英台，萧楷臣老师饰梁山伯；三晚上演的是《踏伞》，我饰王瑞兰，周文峰（当时还是玩友）饰蒋世隆。演出很受观众欢迎，不少看戏的老师夸奖我：“这个娃娃聪明，扮相乖，嗓子亮，是个‘大发物’（意即好苗苗）。”从1941年至1947年，我在悦来茶园、成都大戏院、锦屏剧场的演出生活中度过了我的少女时期。
新中国成立前的旧社会，演员被人贬称为“戏子”，没有人格尊严，特别是女演员，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整天都在提心吊胆中生活。那时候，川剧受到国内外电影片子的冲击，资本家为了钱，我们为了生存，川剧舞台上出现了一些庸俗色情的剧目；更有甚者是在剧目演出进行中，观众可以随意点唱流行歌曲，演出只好中断，乐队吹起洋号，打起洋鼓，演员唱起歌来。可以说，这是上世纪40年代末川剧舞台上的怪现象。
1948年，我认识了一位青年。他很尊重我、喜欢我，同情我的遭遇。我们相处后，感情日增。他用巨款向班主赎回了我的契约，我们在成都结婚了。由于我是个“戏子”，他的家庭不同意我们的婚事，但他决心已定，弃家出走。我们一起跑到重庆，他当职员，我为主妇，这样我就离开了川剧舞台。
1949年12月，解放军进入成都，人民迎来了新生活，“戏子”成了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工作者。两种社会两重天，真是喜得我心花怒放。这时，我在成都家中坐不住了，觉得应该回到我热爱的川剧舞台上去，那里是我的艺术天地啊！我终于实现了这个愿望，走出小家庭，参加了由黄佩莲老师和王成康组织的蜀声川剧团，同班的有周慕莲老师和陈桂贤、白美琼、胡小凤等同志。我主演的剧目有《西厢记》《粉妆楼》（连台本）和解放区创作的新戏《血泪仇》等。我在《血泪仇》中演冬才媳妇，她的经历和我的遭遇有某些相似。我在角色的身上注入了自己的感情，演来特别舒展。
1950年秋，我和胡小凤一起调入国营剧团人民川剧院（即成都市川剧院前身），同班的有：阳友鹤老师和廖静秋、杨淑英、司徒慧聪、曾荣华、李笑非等同志。我除演出传统戏外，还演出了新编历史剧和现代戏，如《青城十九侠》《清宫秘史》《杨香草》《小二黑结婚》等。
1951年，人民川剧院在雅安、大邑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我们住在农民家里，帮农民做些杂活，参加农民群众的诉苦会和对地主的斗争会，受到实际的锻炼与教育。我们还利用晚上时间，进行宣传活动，演出了徐文耀编写的川剧《地主的血债》。阳友鹤老师饰剧中地主婆，我饰一个被凌辱的农民妇女。记得在一次演出中，一个民兵竟然忘了是在看戏，举枪欲射扮演恶霸地主的曾荣华，幸好被工作队员发现制止。这说明我们的戏演得逼真、形象，真正打动了人心。这年，我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1952年秋，为了办好由敬爱的周总理亲自主持的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西南文教部在云南、贵州、四川三省选择剧目，挑选演员，组成西南区观摩演出团。演出团包括川剧、京剧、滇剧、黔剧等地方剧种。我作为当时的川西代表之一，参加了演出团。演出团的领队是重庆市文化局副局长卢耀武同志。他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的著名作家，特别关怀我们青年演员的成长，在政治上、艺术上对我们都有严格要求。我在大会上演出了《翠香记》和《评雪辨踪》两个折子戏。在《评雪辨踪》中我饰演刘翠屏，曾荣华饰演吕蒙正。我们二人都分别获演员二等奖。参加这次盛会，使我大开眼界，深感祖国的戏曲艺术万紫千红，百花争艳。川剧艺术受到全国文艺界的赞赏，更使我坚定信心，一定要做个受人民欢迎的好演员。这是我艺术生活的新起点。
会演结束，西南区观摩演出团去沈阳、天津等地短期公演后，载誉回到四川。西南军政委员会贺龙主任在重庆大厦（现重庆宾馆）亲自主持了盛大欢迎会，并宣布参加西南区观摩演出团的川剧演员全部留下组成西南川剧院，这在川剧史上是重要的一页。
阳友鹤老师在西南川剧院兼任导演。他在川剧艺术上博大精深，是我最崇敬的老师之一。我早就想拜阳老师为师，但又不敢提出，只是在老师演出时争取去看、去学，直到在参加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期间，我才如愿以偿，正式拜师。之后，在阳老师的辛勤培育下，我参加了经过整理的全本《彩楼记》《玉簪记》《柳荫记》的演出。我记得《彩楼记》的唱腔是阳老师亲自教的。他要求我：“唱戏要唱人物，唱感情，要唱出人物内心深处的情感； 在表演上刻画人物要细腻，眉眼要到堂，一招一式，一个眉眼，都要使观众看得明白，看得动情。”我将阳老师的宝贵经验，运用到我演出的《评雪辨踪》剧中，使得刘翠屏的舞台形象更丰满了。我与曾荣华合演的《评雪辨踪》，吴晓雷与陈淡然合演的《五台会兄》，陈书舫与周企何合演的《秋江》三个折子戏，随即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成戏曲舞台艺术片《川剧集锦》在全国放映。
1953年冬，我参加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第三分团演出团，去到朝鲜的东海岸和上甘岭，慰问战斗在那里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战地我演出了《柳荫记》《彩楼记》等剧目。我们除了慰问演出外，还听了很多战斗英雄的报告，参观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的指挥所和上甘岭坑道，受到革命英雄主义的教育。记得有一次在战地突然见到慰问总团的贺（龙）老总，他看到我穿了一双烧烂三个洞眼的棉鞋，问我“为什么穿双烂棉鞋就来了？”我忙说没有来得及去买，他当即派人从部队拿来一双新棉鞋叫我穿上。身居高位的贺老总关心我这样一个普通演员，真使我终身难忘。回到北京以后，贺老总又在他的家中接见了陈书舫和我，教育我们要好好地为人民服务。
1954年，我参加了共青团重庆市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1956年，我被选为重庆市文艺界劳动模范，参加了全国劳模大会。
1956年，我参加了文化部举办的第二期“戏曲演员讲习会”，川剧同去参加的有40余人，桂剧、滇剧、汉剧、湘剧、楚剧也有不少演员参加。阿甲、罗合如、张庚、阳翰笙等学者、专家给我们讲课。来自各剧种的著名演员相互学习，交流经验，使学员们共同感到这是在党的领导下培养艺术家的新型学校。在讲习会期间，我加入了中国戏剧家协会。
1959年7月，为了增进中国人民和东欧人民的友好往来，我随中国川剧团赴波兰、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四国进行访问演出，我主演的剧目有《芙奴传》《百花赠剑》《柜中缘》。
在国外，我和全团同志一道，参观访问了不少工厂、农村，和工人、农民开座谈会。东欧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劳动热情和运用先进科学技术创造社会财富的事迹，对我们是很大的鼓舞。我们还向访问国家的同行们学习，观看了柏林歌剧院演出的莫扎特名剧《后宫诱挑》，索非亚人民歌剧院演出的芭蕾舞剧《睡美人》，布拉底斯拉伐的民间歌舞等。
中国川剧团东欧访问演出胜利结束了。我们回国后，西南大区撤销建制，西南川剧院改为四川省川剧院，组成一团、二团，一团设在重庆，二团设在成都，我分到一团。后来省一团并入重庆市川剧院，周裕祥、薛艳秋、琼莲芳等老师，都给我排过戏。
1963年荀慧生老师率京剧团来重庆演出，我就拜荀慧生为师，他给我排了他的拿手戏《红娘》。
1966年3月，我随西南区话剧地方戏会演赴京汇报团去北京演出现代川剧《龙泉洞》，后又到武汉、长沙、桂林、南宁等地公演，同年6月底回到重庆。这时，中国大地上刮起了“横扫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场大灾难持续了十年。党与人民经历了严峻的考验，终于粉碎了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确路线指引下，拨正了革命的航向，掀起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开始了振兴中华的伟大进军。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1977年夏，邓小平同志来四川视察工作，指示川剧优秀传统戏可以逐步开放演出，川剧从此又一次获得了生机。
1980年重庆市川剧院恢复建制，任命我为副院长，又选我为四川省人民代表、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委员。1985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多年追求的宿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