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侗戏是在汉文化的胚胎中孕育成长起来的少数民族地方戏曲，是汉侗文化融合发展的典型代表产物，有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然而，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大众文化的强烈冲击，侗戏的传承发展遭遇式微。基于此本文从跨文化传播学的视角，全面梳理侗戏跨文化传播的历史脉络，深挖侗戏跨文化传播的制约因素，提出侗戏有效传承发展的积极策略，以期在保育和传承少数民族文化的同时为实现民族文化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关键词：侗戏 跨文化传播 文化传承 经济协同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侗戏起源于贵州省黎平县茅贡乡腊洞村，后在贵州黎平南部侗族地区及其贵州省周边的湘、黔、桂等侗族地区广泛传播并世代传承发展。它是集侗族歌唱、念诵、讲述和表演等文化艺术为一体形成的有说有唱有表演的独立的侗族民间戏曲，2006年被列为我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李瑞岐（1989）[1]详细介绍了侗戏如何在汉族文化的胚胎下形成发展而来；周恒山（1990）[2]从戏剧题材、剧本结构、语言声韵、音乐唱腔、舞台表演、乐器伴奏及服装道具等角度分析了侗戏开始剥离汉戏的模型形成具有自身个性特征的独立剧种；黄守斌（2015）[3]通过侗戏中的丑角阐释了侗族族群审美情趣的转向，揭示了侗族偏于柔弱的温和族性的辩证生长；杨丹妮（2017）[4]基于“文化生态位”的理论视角论述了广西侗戏与其他戏剧共生共荣、互为促进从而构成一个相辅相成的依生、竞生、共生、整生，并存的戏剧艺术生态圈。
纵观已有研究及课题组成员田野调研资料可知：首先，侗戏本身是借鉴汉戏而来，是汉族文化跨文化传播的结晶；其次，侗戏脱离汉文化的胚胎之后在我国南部侗族地区迅速繁荣发展，成为我国137种地方戏曲中独立的一种，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和教育价值，蕴含着深厚的侗族文化因素；最后，侗戏在我国更广泛的区域传播开来，并与其他戏剧融合发展形成了特有的戏剧艺术生态圈。因此，侗戏从起源到发展传承，从内容到形式都含有跨文化传播的特质，在侗戏传承遭遇式微的现状下，根据侗戏的特征，运用跨文化传播理论促进侗戏传承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侗戏跨文化传播的特质
1.1侗戏源于汉戏的跨文化传播
侗戏不是从来就有，而是在汉戏的跨文化传播过程中，侗族人通过对汉戏的吸收借鉴并融入本民族民间艺术文化创作而来。明末清初，全国逐步结束了封建割据而走上大一统，中央集权加强，许多汉族流官接管侗族地区州府，越来越多的汉族移民进入侗族地区，伴随而来的是“汉戏”（侗族称为“戏嘎”）在不同地域不同民族间的跨文化传播。随着两族交往日益频繁，不少侗族群众到汉族地区看戏，有的汉族戏班也到侗乡演出，“汉戏”表演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侗族人的审美情趣和认知图式，产生了强大的内聚效应，激发了村民的精神文化需求，为侗戏的产生奠定了心理基础。在此背景下侗戏鼻祖吴文彩先生（1798-1845）先后到王寨（今锦屏县县城）和古州（今榕江县县城）等地观看汉戏的过程中，融合自己侗歌音乐天赋而激发了他创作侗戏的灵感。汉侗文化的熏陶赋予他跨文化意识和转译能力，能够理解两种文化的异同，能够认识到语言的限制使得汉戏与侗族普通受众之间存在需要弥合的距离，因而在对汉戏进行本土化解读与诠释的基础上，借助文化的置换和调和，创造出了本民族的戏剧。他花三年时间把自己关在禾仓里装疯卖傻最终将汉族说唱本《二度梅》和《朱砂记》分别改编成以侗语道白、演唱的侗戏《梅良玉》和《李旦凤姣》。因此，侗戏是在汉戏的胚胎下生长起来的地方戏曲。[5]
1.2侗戏发展于族内异域跨文化传播
侗戏主要在侗族的南部方言区传播。光绪至民国年间，侗戏从黎平“九洞”（今从江县往洞乡）一带传入榕江县“三宝侗”一带，并迅速波及临县—从江县的侗族村寨。目前，榕江已成了侗戏重要的“腹地”，从江县通过侗戏汇演、结合时代主题改编新剧本等多渠道多方式传承侗戏文化，成了侗戏上演最为活跃的地区。经济的发展和交通的便利增强了各省份之间的交往频率，侗戏也逐渐实现了跨省的传播。
目前，侗戲主要分布在贵州省的黎平、榕江、从江，广西省的三江、龙胜以及湖南省的通道等地。[1]1875年，侗戏由贵州省黎平县水口区传入广西三江高岩村，1952年，在三江县林溪区举行种类和题材广泛侗戏集会，受到当地群众的喜爱，标志着侗戏在广西侗族地区的广泛盛行；1954年，广西阳烂乡划归湖南通道县，此后，侗戏即在通道县内流传开来，仅在5年时间里，通道全县就有90余个村寨组织了业余侗戏班子，湖南侗戏在发展过程中吸取汉族地方剧种中的阳戏、花鼓戏、桂剧等剧种不断丰富自己，形成了具有湖南地方特色的侗戏文化。
1.3侗戏的族际传播
最具代表性、影响最为深远的叙事类侗戏《珠郎娘美》由贵州从江县戏师梁少华以从江贯洞的一个真实故事为题材创造而成，该剧共有七千六百多行唱词，一般要花五天时间演唱。之后被翻译整理成侗戏《珠郎娘美》剧本汉译本，并于1960年1月在《山花》杂志发表，后又被选入中国剧协主编的《各民族戏剧选》丛书出版。1960年，《珠郎娘美》被改编移植为扮剧《秦娘美》，并先后在贵阳等地和首都演出，受到观众的好评。同年，黔剧的《秦娘美》被海燕制片厂拍成舞台艺术片搬上银幕。此时，侗戏已经跨越了侗族地区向更远的汉族地域传播，真正实现了汉侗文化融合发展。
大众传媒的出现促进了侗戏向其他民族文化渗透，极大地拓展了传播受众。以前侗戏的流传主要是靠“本本”的记录和戏师的口传心授。“本本”是把侗戏剧本用汉字记侗音的方式抄在本子上，“本本”就是侗戏最原始的传播工具。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大众媒体层出不穷，广播、电视、电脑、微博、微信等极大丰富了侗戏传播方式。人们将精彩的侗戏表演刻录成光盘放在鼓楼的电视机里播放、通过网络将表演视频分享给全国人民、通过学者的笔尖键盘用文字记录下侗戏发展历程并通过全国公开刊物发表供世人鉴赏。
2 现代化背景下侗戏跨文化传播的制约因素
侗戏从诞生至今已有近两百年历史，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下，1911-1960年侗戏发展达到鼎盛时期，其后虽然遭受“文化大革命”的摧残而惨遭破坏，但同时京剧“样板戏”的传入为后来侗戏在题材、音乐、表演和乐器等方面的大胆革新创造了条件，侗戏创新取得辉煌成果。几番兴衰之后，在现代化背景下，打工潮兴起，侗戏老艺人逐渐减少，年轻人大批外出打工，侗戏步入回落濒危阶段，传承面临严峻考验和挑战，亟须抢救和扶持。
2.1现代化背景下侗戏跨文化传播受阻的内因
侗戏诞生之后之所以能够迅速在侗族地区广泛传播发展，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侗戏题材取之于侗族人生产生活契合侗族现实生活；另一方面侗戏的采用侗语道白和侗歌演唱的表现形式是侗族人当时唯一能听懂的戏曲表演形式，所以深受侗族人民喜爱。现代化背景下，社会经济迅猛发展，侗族地区不再是交通、文化、生活闭塞的边远山区，交通的便利加速了侗族与其他民族的交流，极大地丰富了侗族人民的文娱活动，侗族人不仅能听懂汉话看懂汉戏而且能通过电视、电脑等快捷地收看形式多样的精彩文娱节目。侗戏用侗语道白不能被外来者听懂、侗戏故事情节过于冗长、伴奏重复单调以及表演舞台过于简朴等等因素，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被吸收同化的现象严重，侗戏受众锐减。
2.2侗戏跨文化传播的外部制约因素
侗族素来有“为也”（村寨集体做客，当地汉族称“吃相思”）的习俗，“为也”是侗族社会紧密联系的一种集体走访形式，以寨为单位互相邀请对方侗戏班演戏或唱侗族大歌。“为也”中的侗戏表演不仅为各村村民提供了一个感性、直接、同步的鲜活交流场域，使人们在思想共鸣、价值共契、精神愉悦、有来有往中增进友谊，强化族群认同意识并维系寨际团结与和谐，而且在这一共同的舞台上，各寨侗戏不仅得到了很好的传承传播，而且在共同的表演过程中得到很好的相互借鉴和提升。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侗乡、外出打工的兴起和电视电脑手机等大众传媒时代的来临，侗戲陷入严重的生存危机。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许多村寨成了“空心村”“空壳村”，“为也”习俗不再是侗族村寨过年过节常态化的活动，侗戏班由于缺乏演员而解散，仅有少量侗戏文化浓郁的村寨在春节期间能组织起临时戏班。外出务工的村民在外面“见世面”了之后，KTV、广场舞、麻将等文娱活动极大丰富，加上电视电脑节目更有视觉冲击力，内容丰富多彩、贴近生活、时尚且观看方便，侗戏逐渐演变成一些年轻人眼里的老古董。在被快餐化、工业化的背景下，很少有年轻人能花三五天的时间静下心来看完一出戏，侗戏的受众基本是五六十岁以上的老人。文化人士不禁担忧：等现在的老一代人纷纷去世后，侗乡还有多少人愿意演戏，喜欢看戏？
3 创新发展侗戏跨文化传播的策略
3.1借助乡村体验旅游实现侗戏“引进来和走出去”
目前，旅游己经成为一种大众化的重要生活消费方式，作为旅游的一种高级形态，体验旅游逐步取代观光式旅游成为旅游活动的主流，并被认为是旅游的“硬核”。少数民族村寨因地理或历史的原因，较少受现代化的影响，自然生态和民族文化都有其相对的独特性，在现代乡村体验旅游逐渐成为一种主流的消费倾向的背景下，开发打造侗戏体验旅游引领侗戏“引进来和走出去”是创新发展侗戏跨文化传播的有效策略。
3.2丰富侗戏的表现形式，强化侗戏与其它地方戏曲的交流融合
不可否认，侗戏作为我国民间戏曲中的一种，承载着侗族厚重的传统文化，凝结着侗族人的生产生活习俗，饱含着侗族人民独特的情感和文化心理活动，是侗族地区精神文化的结晶，也是我国民族文化多样性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侗戏的表现形式过于单一、剧目题材没有创新加之表演舞台过于质朴，因而不能吸引受众眼球。丰富侗戏的表现形式，强化侗戏与其他地方戏曲的交流融合是创新发展侗戏跨文化传播的必要手段，比如，可以将侗戏翻译成其他语言进行表演，借鉴其他戏曲表演的舞台布置，美化侗戏展演舞台。
3.3通过民族文化进课堂的形式拓展侗戏跨文化传播渠道
2017年春节，地扪侗寨举办了“黎平县第六届乡村旅游节暨地扪‘千三欢聚节’”，在百里侗寨父老乡亲与国内外游客的共同参与下开展了寨门迎宾、侗戏、侗族风情歌舞表演和吃合拢饭等系列民俗活动。侗戏展演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由地扪小学五年级的两个小学生上演的《桥胖》，这是侗戏表演中极少有的小演员，因这两个小演员的出台，不仅让老一辈的戏迷大为惊喜，更是激发了小孩对侗戏的浓厚兴趣。笔者在对地扪村民的访谈中了解到：地扪小学每周有一节侗歌音乐课，这两个小演员，自幼就钟情于侗歌侗戏，加上天生一副好嗓子，课后老师在编排“六一”活动节目的时候，就教她们编排了侗戏。由此可见，通过民族文化进课堂的形式拓展侗戏跨文化传播渠道是创新发展侗戏有效传承的长远之计。
侗戏作为社会教育形式之一，能够借助公共空间所提供的教育场域，将民族的历史与道德价值观内化于个体之中，从而增加代际之间的相互理解，在文化认同中维系代际关系的和谐。[6]侗戏或许不能像侗族大歌一样漂洋过海，也不像京剧那般光鲜亮丽，但侗戏扎根侗族村寨，融入侗族人民的身心，是侗族传统村落永葆生命活力的血脉，是国家不朽的民间艺术瑰宝。现代化背景下，有效运用跨文化传播理论是引领侗戏创新传承发展的充分必要条件。
参考文献：
[1] 李瑞岐.贵州侗戏[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89.
[2] 周恒山.试论侗戏的个性特征及其发展趋势[J].贵州民族研究，1990（12）：146- 149.
[3] 黄守斌.侗戏丑角研究[D].云南大学，2015.
[4] 杨丹妮.共生共荣的“金字塔”——广西侗族地区戏剧艺术“文化生态位”研究[J].民族艺术，2017（2）：154- 162.
[5] 杨子奇.侗戏艺术魅力揭秘[J].文化月刊，2015（15）：122- 123.
[6] 陈雪英.以艺术为媒介：贵州山地交往文化视域中的侗戏[J].贵州文史丛刊，2013（1）：122- 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