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中国话剧导演理念经历了一个从取法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到取法布莱希特的过程，而其中分别成就了焦菊隐和黄佐临在中国当代导演艺术史上的特殊地位。由此切入，既可以比较焦、黄二人戏剧观念和导演美学之异同，更可以看出中国当代话剧导演理念的发展变化及与中国话剧发展变化之内在关联，并为8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话剧的“二度西潮”寻求一个合理的解释。
关键词 焦菊隐 黄佐临 导演理念 转向
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中国话剧导演界或可比之为一种群雄割据的战国局面，早期的欧阳予倩、洪深，稍后的余上沅、熊佛西、张骏祥、章泯等，均为各领一时风骚的重要人物，但都没有形成以某一导演为中心的话剧格局。这种情况在50年代以后发生了变化。新中国成立后，那些成名较早的导演由于种种原因离开了话剧舞台，如欧阳予倩建国后担任中央戏剧学院院长，洪深担任对外文化联络局局长，余上沅、熊佛西等执教于大学，而张骏祥、章泯等完全转向电影。他们或政务缠身，或缺少导演实践的机会，事实上在话剧导演方面已无突出的建树。这时期真正活跃在话剧舞台上的只有两人，即黄佐临和焦菊隐。前者为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后者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总导演，一南一北，正形成双峰并峙之势，当时话剧界所谓“南黄北焦”之说，便由此而来。不过话虽如此，由于种种现实因素的制约，在50、60年代，黄佐临可以驰骋的舞台天地远不及焦菊隐宽阔，其成就、影响也较焦菊隐略逊一筹。直到80年代以后，黄佐临因其倡导写意戏剧而声誉日隆，遂取代焦菊隐而成为中国话剧导演的领军人物。在焦、黄二人这种影响、地位的转换背后，可以说隐含了中国当代话剧导演理念的重大变化。
一、焦、黄戏剧经历之比较
将焦菊隐、黄佐临的戏剧经历进行比较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一般论及焦菊隐与黄佐临，大多着眼于两人戏剧观的差异，如黄佐临倡写意，推崇布莱希特，而焦菊隐倡写实，取法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再加上一南一北，一海派一京派，两人之差异几如泾渭。但事实上，无论是各自的戏剧经历还是导演思想乃至艺术手法，焦、黄并不乏相同、相近之处，颇令人玩味。
我们先看几组有趣的史实。
焦菊隐，原名焦承志，1905年出生于天津。黄佐临，原名黄作霖，1906年出生于天津。两人都在天津上的中学，所不同者，焦菊隐就读的直隶省立第一中学，这是当时天津惟一的一所官立中学，俗称“官立中”；而黄佐临则进入了天津的一所教会学校——新学书院。
两人分别于1924、1925年进入大学，焦菊隐被保送进入北平燕京大学，黄佐临则选择了英国伯明翰大学。学校虽不同，不过有两点却是一致的：一是两人选择的专业均与戏剧无关，焦菊隐读的是国际政治，黄佐临读的是商科；二是两人大学期间都对戏剧抱有浓厚的兴趣。1926年，正在美国学习戏剧的熊佛西写信给焦菊隐，其中有这样几句：“菊隐，你不是想专门学习戏剧吗？好！妙！我又多了一个同志，但不知你对戏剧的观念如何？”①焦菊隐对戏剧的爱好由此可见。在大学时期，他有意识地对一些欧美重要剧作家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并利用自己的外语优势，开始翻译国外的优秀剧作。就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他翻译并发表（出版）印度诗人迦梨陀娑的诗剧《沙恭达罗》，意大利剧作家哥尔多尼的喜剧《女店主》，法国剧作家莫里哀的喜剧《伪君子》，以及美国作家爱伦坡的若干短剧。在剧作家的研究方面，焦菊隐发表了两篇重要的论文，《论易卜生》和《论莫里哀》。此外，对于当时国内剧坛状况，焦菊隐也非常关注。发表于1927年11月14日《晨报》副刊的《“职业化”的剧团》一文，不仅表明焦菊隐已具备较高的戏剧理论修养，而且表明焦菊隐对中国话剧发展的历史与现状相当熟悉，从论文所提出的问题到解决的办法，都像是出自专业人士的手笔，以至很难令人相信，这样一篇论文的作者竟然是一名政治系三年级的学生。同样，大学四年期间，黄佐临的兴趣似乎更多是在戏剧方面，他曾在学生同乐晚会上演出了自己创作的短剧《东西》和《中国茶》，并扮演过萧伯纳剧作《千面人》中的孔夫子。大学期间有两件事对黄佐临后来转向戏剧影响极大：一是1927年暑假他参加了牛津大学举办的“莎士比亚暑期学校”，这使他深深迷上了莎士比亚戏剧；二是1928年，黄佐临将自己创作的剧本《东西》寄给萧伯纳，萧伯纳在剧本上题字予以勉励，希望他不要做萧伯纳或易卜生第二，而应自创一格，黄佐临由此成为萧伯纳的忠实崇拜者。
1935年，焦菊隐获得机会赴法国巴黎大学文学院留学攻读博士学位，导师为居斯塔夫·柯思教授。1938年，焦菊隐以《今日之中国戏剧》为题完成博士论文，顺利通过答辩，获得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除这篇博士论文外，焦菊隐还完成了两篇副论文：一篇是关于中国戏曲史的《唐、宋、金、元的大曲》，另一篇是《亨利·贝克戏剧中的社会问题》。同样是在1935年，黄佐临再度出国留学，与新婚妻子丹尼（金韵之）一道前往英国伦敦，进入剑桥皇家学院研读莎士比亚戏剧。在此期间，黄佐临还与丹尼一起考入法国导演米歇尔·圣丹尼创办的伦敦戏剧学馆，黄佐临学导演，丹尼学表演。1937年，黄佐临以论文《莎士比亚戏剧在英国演出简史》通过答辩，获得皇家学院的文学硕士学位，同时也完成了在伦敦戏剧学馆导演班的学习。
黄佐临于1938年8月携夫人前往重庆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任教。国立剧专1935年创办于南京，为当时中国戏剧教育最高学府，抗战时期迁到四川，先在重庆，后来又迁到江安。校长是著名戏剧家余上沅，著名剧作家曹禺任教务长。黄佐临夫妇在国立剧专分别讲授导演课和表演课，黄佐临还为剧专学生导演了由田汉改编的《阿Q正传》和吴祖光的《凤凰城》。1940年初，黄佐临因奔父丧离开国立剧专。而在1941年底，黄佐临夫妇离开一年多后，焦菊隐也来到国立剧专，任话剧科主任，并讲授导演、表演、舞美和剧本选读等课程。教学之余，他还为剧专学生导演了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和曹禺的《日出》等作品。焦菊隐在剧专任教的时间比黄佐临还短，1942年底，焦菊隐从国立剧专辞职。
1940年，黄佐临来到上海，先是在圣约翰大学、暨南大学、沪江大学等学校任教，讲授西方戏剧史、莎士比亚研究和戏剧理论等课程，同时开始了他的职业导演生涯。从1940年到1946年，黄佐临先后为上海剧艺社、上海职业剧团、上海艺术剧团、苦干剧团等执导过《小城故事》（张骏祥著）、《蜕变》（曹禺著）、《秋》（巴金原著，李健吾改编）、《大马戏团》（俄安德烈夫著，师陀改编）、《视察专员》（即俄果戈理的《钦差大臣》，陈治策改编）、《升官图》（陈白尘著）等数十部作品。这是黄佐临导演生涯中的第一个高峰时期。1946年秋，黄佐临离开上海，前往迁回南京的国立剧专任教。焦菊隐的情况与黄佐临有明显不同。1938年回国后，焦菊隐几经周折，最后受聘于广西大学，担任文法学院文史专修科教授。广西是中国这一时期上海之外又一个戏剧活动中心。由于战事的影响，使得一大批话剧人，如欧阳予倩、洪深、熊佛西、田汉、夏衍等著名导演、剧作家此时都汇聚到广西桂林，这就促成了桂林浓郁的戏剧氛围。但广西时期（1938—1941）焦菊隐的主要精力仍放在对以桂剧为代表的传统戏曲的研究，其间仅有过两次导演实践，一次是1939年10月，桂林各界为《救亡日报》复刊筹募基金，组织公演夏衍的话剧《一年间》，由田汉、夏衍、马彦祥、马君武、欧阳予倩等人组成导演团，孙师毅、焦菊隐任执行导演。这大概是焦菊隐从事话剧导演的开始。另一次是1940年秋为广西国防艺术社导演曹禺的《雷雨》。依焦菊隐之意，是想给《雷雨》一个合乎时代的解释，并在技巧上作些新的尝试，但似乎未能获得预期的成功。而1942年离开国立剧专后，焦菊隐到了重庆，在那里一直待到1946年，其间几乎没有什么导演实践的机会。重庆时期的焦菊隐主要致力于丹钦科的《回忆录》（中译本改名为《文艺·戏剧·生活》）和契诃夫戏剧的翻译，这使他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有所认识，并开始关注剧团的体制和演出关系等问题。1946年秋，焦菊隐回到北平，应北平师范学院（即后来的北京师范大学）之聘担任西语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