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论述广西文场在表演艺术、保护措施、产业运作模式等方面的情况和意义，提出进一步完善保护措施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广西文场；地方曲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作者简介］张利群，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文艺理论、区域文化、文化遗产保护，广西桂林，541004
［中图分类号］ G114［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7-7723（2011）02-0068-0005
广西文场于2008年6月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这标志着广西文场的保护、传承、发展进入一个最佳时期。广西文场是从清乾隆年间始广泛流传于广西桂北、桂中、桂东北、桂西北等官话地区，尤以桂林、柳州、荔浦、平乐、鹿寨、宜山、融安最为盛行的一种民间说唱曲艺形式，被誉为“曲艺宝库中的一颗明珠”；在文场基础上发展而成的文场戏（又名“文场挂衣”、“文场古剧”、“文场踩台”），是广西壮族自治区18个剧种之一，也是全国戏曲剧种中极富特色的一种地方戏曲形式。广西文场在其2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经历过从幼稚到成熟、从自发到自觉、从弱到强的发展过程，也经历过曲盛而衰、由热闹到冷落、由崛起到断层的逐渐边缘化过程。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文化转型、经济转型中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主流文化与边缘文化的矛盾碰撞，广西文场面临着困境与危机，也面临着挑战与机遇。
一、广西文场非物质遗产保护意义
广西文场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依据是多方面的，主要是依据其价值意义以及它目前所处的困境而产生保护的内在需求和外部要求。
其一，广西文场作为传统曲艺及地方戏曲具有值得保护的历史文化价值和意义。广西文场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深厚的文化积淀，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是一笔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作为活态的文化遗产，也可称之为历史文化传统的“活化石”。据何红玉考证：“文场是一种清唱剧类型的曲艺形式，源于江浙的民间小调，市井俗曲。自秦始皇统一岭南、开凿灵渠以来，桂林一直是联系岭南各地与中原及长江、珠江流域的要地，历史上曾经长期是广西省会，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清乾隆年间，上述民间艺术，通过官吏升贬任迁及商贾贸易的频繁交往，逐渐传入桂林，经与桂林方言、民间音乐紧密结合后，衍变成了文场。”这至少说明三点：一是广西文场产生至今已有200多年历史，200年前广西文场从桂林发端，此后在以桂林为中心的广西各地逐步铺开，影响区域范围不断扩大，传承谱系有金紫臣谱系、陶沛一谱系、李子忠谱系、蔡华圃谱系、王仁和谱系等五大谱系，有“光派”与“瞎派”流派之别，形成人数众多、名师荟萃、流派纷呈、队伍庞大的民间曲艺文化现象。二是广西文场的起源与江浙民间小调、市井俗曲有紧密关联，上溯其历史渊源，显然就不仅仅于200年前；从戏曲角度考证，也早已有学者认为，“百戏之母”的昆曲对广西文场也有直接或间接影响，故而广西文场的源头也许更为久远。三是广西文场发源地在桂林，桂林从秦始皇开凿灵渠之后历代对岭南开发，早已使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交融。从文化基因角度而言，植根于桂林本土文化的广西文场，其承载的历史文化信息就明显带有作为北方方言的“桂林官话”文化特征，也带有中原主流文化与岭南地方文化交融的特征，从而使广西文场的历史文化积淀更为厚重和悠久。
其二，广西文场作为民间曲艺具有值得保护的民间文化代表作的现实价值和意义。相对于文人文化或精英文化的强势文化而言，民间文化长期以来处于边缘化，矮化、丑化的劣势地位。尽管在现代社会中，文人精英文化也会不断受到冲击，但毕竟还会因其曾经的主流话语地位及其文化权力，自我保护与制度保护的机制和功能较强。民间文化相对而言较弱的原因在于：除承受文人精英文化所面临的来自现代文化和西方文化冲击的压力之外，还需要承受来自文人精英文化将其边缘化的压力。因而在各种强势文化的夹击下，民间文化更容易陷入困境、衰落、消亡，也就更应该加以保护。同时，从文化构成与结构的角度看，任何民族文化都应该是一个完整、系统、统一的整体结构，民间文化是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不仅具备其独特的、不可替代的文化特质和特征，而且也具备文化多样性价值和意义。况且文人文化与民间文化也并非仅仅是对立关系，而且应是相互作用、互为交融的统一关系。广西文场作为民间曲艺和地方戏曲的代表作，不仅是对其民间文化的性质认定，而且是对其艺术特征与艺术价值认定。文场曲调有“越调”、“滩簧”、“丝弦”、“南词”等“四大调”；有[马头调]、[打扫街]、[骂玉郎]等100多支小调；还有“调中之王”[5]的哼腔等，音乐艺术特征明显。这使广西文场有其自身的艺术特质和特征，相对于民间曲艺的“俗文化”而言，它带有某些“雅文化”的特征。究其原因：一是因为它的起源中含有“昆曲”及其江南小调影响因素，江南文化的“雅”会影响到它的风格。二是因为它的源流中还会有历代官吏升贬任迁而形成的南北文化交融的同时也会形成文人文化与民间文化交融的现象，甚至一些流散民间的宫廷音乐以及明代桂林靖江王府流散传出的王府音乐也因之而进入民间，致使文场具有“王府风格”、“宫廷韵味”的气派，从而也会形成其“雅”的特征。三是广西文场除获得民间百姓喜爱之外，还获得文人雅士的喜好，并参与其中活动。据何红玉考证：“文场的演唱队伍除职业的外，也有一些文人、学士、达官、市民，他们酷爱文场，但不以此为生，常组成‘玩子馆’、‘文场社’或‘文场研究会’等，结集唱奏，消遣自娱，被称为‘玩友’、‘耍友’或‘耍家’。这些人文化较高，不少人谙熟音律，潜心研究，遂使文场剧目、曲调不断丰富。”故而也使文场带有“雅”的特征。四是从文场的“文”释名而言，文场又名“文玩子”，是与清唱桂剧的“武场”，又名“武玩子”相对而言，故而也有文雅之义。
其三，广西文场在各种压力和挑战下面临生存危机与困境，具有文化遗产保护的价值和意义。保护是针对处于危机、濒临消亡的弱势者而言才具备保护理由，因而保护带有抢救性、拯救性和刻不容缓的急迫性。广西文场急需保护的理由在于：一是作为文场生存、存在的环境和条件逐步萎缩和消失，大大挤压文场生存空间，诸如经济社会对文化空间的挤压，时代潮流的风尚转移，现代文化及其电子媒介的强势介入，多元文化价值取向有了更大的选择空间，农耕文明的小农经济个体劳动被大工业文明机器生产所替代，生产方式变革导致生活方式的改变，等等。这从根本上动摇了文场赖以生存、存在的根基。二是文场艺术队伍的断层危机。目前文场队伍主要有两支队伍：一支是作为演出团体的桂林曲艺团，这是广西唯一的曲艺演出专业团体，曾经为文场振兴与复兴作出辉煌的成绩，但囿于文化体制与演出市场的各种因素局限，现在面临着人才流失、队伍断层、技艺失传、后继乏人的局面，更面临着专业团体在文化体制改革中的出路和转型等问题；另一支队伍是作为民间业余演出队及“耍友”自发组织的业余演出队伍，其组织方式的民间性、松散性、不确定性也导致队伍存在与专业团体所共同面临的种种问题。民间艺人队伍的散落、断层、流失、乏人问题更为严重，尤其随着民间老艺人的逐渐逝去，其技艺也随之消失。据桂林市《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书》所调查：“广西文场的传承方式历史上多为口耳相传，随着老艺人相继去世（80岁上下者大约只有二三十人），能演唱传统曲目者已寥寥无几，且年事已高，记忆力和演唱能力均不如前”；“民间曲艺艺术队伍日益缩小，业余文场的传承谱系已后继无人”，传统文场五大传承谱系至今已严重断层。三是文场活动空间、时间范围日益萎缩。据调查，20世纪中期，文场民间业余活动非常活跃，几乎每一乡镇均有好几个演出队伍和好几处固定的演出场所，如荔浦的“集咏阁”、鹿寨的“宾贤团”、河池的“怡情社”等；仅桂林市内就多达20余个场所“挂衣”演出文场戏。但目前演出活动现状令人堪忧，除专业团体桂林市曲艺团拥有几百平米的“曲艺厅”演出场所外，其他业余演出队伍寥寥无几，尚无固定或稳定场所，有的只偶尔应邀唱堂会而已。四是表演技艺传承和原始资料保存出现危机，因过去无摄像制碟设施，老艺人的技艺难以通过音像形式保留；且又因后继乏人，演出技艺也无法口传心授，故而一些表演技艺以及演出曲目失传。20世纪80年代通过录音留下的一些音响资料，由于录存质量欠佳，加之年代已久，传统曲目的录音带已发霉，放不出声，录相资料几乎是空白。至于极少的一些文字资料，诸如由金紫臣编著的集文场艺术的主要唱腔与剧（曲）目的石印线装书《新式琴弦曲谱》（以后定名为《最新琴弦曲谱》，包括少量桂剧唱段），1935年由荔浦新民书社出版，以后又有荔浦鸿兴石印局、上海文华书社等多家书局翻版，但解放后也未能整理校注再出版。较系统、完整地对文场进行理论与实践研究者何红玉，已出版文场研究系列著作《戏韵》、《曲韵》、《心韵》以及《音韵》，是文场研究的开拓者，但一支独秀，后继乏人，尚未见其他系统研究成果，这也足以构成加强文场保护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二、广西文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础和条件
新中国建立后，党和政府的一直都非常关心民间曲艺保护和发展，给予政策、制度、体制、机制的保障，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先进性。但因“文革”十年浩劫，以及“左”倾思潮的干扰，民间曲艺的保护发展工作一直处于跌宕起伏、大起大落的曲折发展中。广西文场的保护和发展工作在艰难曲折的进程中也一直都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以及文艺工作者的大力支持。1953年广西第一届民间文艺观摩会演，文场戏《琵琶上路》、《僧尼缘》获奖；同年6月，桂林市文场曲艺研究社成立；1954～1955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播文场剧（曲）目、唱段三十余首，其中《宝玉哭灵》录制唱片；1955年，组织大规模的文场等民间文艺调研；1958年，广西艺术学院聘请老艺人王仁和、刘玉瑛到音乐系教授文场；1959年，桂林市文场戏曲训练班开班；1960年，文场戏曲训练班并入桂林市戏曲学校，为学历教育的文场班；1962年，在文场班基础上组建桂林市曲艺队；1965年，桂林曲艺厅开厅演出。此后，桂林市曲艺团作为专业文艺团体，在集结队伍、聚拢人才、传承技艺、培养新人、改编剧目、重排重演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文场剧目演出获得党和国家领导人朱德、徐特立、谢觉哉、陶铸以及越南胡志明主席等高度赞扬，也获得郭沫若、田汉、李凌、贺绿汀等专家学者的美誉。贺绿汀认为“广西文场是桂林市最珍贵的特产，国际旅游要买当地特产，如能买到它的录音带或激光唱片比任何纪念物都好”；他还为广西文场题词“广西文场继承和发扬桂林珍贵的文化遗产”，这是对广西文场及其文化保护、传承工作的充分肯定。归而言之，对广西文场的保护、传承、发展工作及效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四方面：
其一，通过曲艺团专业演出团体的体制形式，使文场传统剧目和移植改编剧目的演出得到保障。桂林市曲艺团成之后，首先是致力于传统剧目的改编和上演工作，如文场戏《双下山》、《僧尼缘》、《宝玉哭灵》、《拷红》、《追舟》、《追鱼》等；文场曲《贵妃醉酒》、《武二探兄》、《黛玉葬花》、《晴雯补裘》、《唱采茶》、《五娘上京》等，既有文场传统剧目和曲目，也有对其他戏曲传统剧目与曲目的改编与移植，使之成为演唱文场剧及其文场清唱的一批剧目、曲目，达到了“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效果，也达到了传承和发扬古典戏曲优秀文化传统的目的。如1979年《西厢记》公演达40余场，1980年《王老虎抢亲》公演达80余场，场场满座，人人喝彩。此外，广西文场传统剧目曲目繁多，内容题材丰富，成套的唱本有《琵琶记》、《西厢记》、《红楼梦》、《玉簪记》等，单折戏有《双下山》等60多出，充分体现出文场的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
其二，在继承中创新和发扬广西文场传统，创作和演出了一批现代新文场剧目和曲目。解放后，一些老艺人与年青艺人结合，积极努力为新中国文艺事业作贡献，率先创编一些现代新文场戏曲，如《双报喜》、《进村之前》、《轻装上阵》以及移植剧目《小保管上任》、《打铜锣》、《借牛》、《抢伞》等。尤其是老艺人王仁和在积极创新剧目的同时，也致力于新曲新腔的改革，创造了板腔体结构形式的文场新腔[南词拆板]，使文场唱腔曲调更为清雅细腻、优美动听。新时期以来，文场经过“文革”浩劫后又焕发勃勃生机，创编文场新剧目曲目有《江竹筠》、《韩英见娘》、《榕湖春暖》、《情深意切》、《爱的女神》、《仙境怎比我桂林》、《盲女情》、《敬酒》等。李伟群演唱的优秀曲目《春兰吟》荣获中国曲艺牡丹奖，文化部文华新曲目奖。这些现代新文场戏曲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锐意改革创新，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和时代特点，获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和艺术效果。
其三，加强队伍建设，培养领军人物及其骨干人才，缓解队伍青黄不接的压力文场。人才培养主要通过三个途径实施；一是通过曲艺团的专业演出团体，以体制保障和制度化的措施形成人才培养机制，着重于在实践中培养演出队伍和人才梯队。二是通过桂林市艺术学校的教育体制培养专业人才，1959年开办文场戏曲训练班，此后训练班并入桂林市戏曲学校，后更名为桂林市艺术学校；1990年广西艺术学校声乐曲艺班教学点设在桂林市艺术学校，毕业生大都分配在桂林市曲艺团工作；文场演出人才及其基本队伍大都出自桂林市艺术学校，具有专业教育和专业培训的体制和制度保障。三是通过名师带徒的师传方式形成高层次人才培养机制。建国后，文场师传的传统得到继承和发扬，师傅带徒弟的教学培养传统通过“结对子”、“拜师傅”等形式体现，从而形成代代相继的名师传统。新中国成立初期，以王仁和为代表的老艺人形成第一代文场名师和传承人。此后，他带的徒弟以何红玉为代表的第二代名师与传承人也在七八十年代成名成才；在90年代和新世纪成才成名的李伟群等人形成第三代名师和传承人，李伟群获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称号。三代传承人纵贯新中国文场发展六十年和改革开放三十年历程，在继承和保护文场传统的同时也更好地创新和发展了文场艺术，在形成专业队伍的基础上培养了名师名角及其领军人物。
其四，对文物资料进行普查、搜集、调研的一系列工作，奠定了文场保护的基础。从1955年开始，桂林市群众文化馆对文场等民间艺术进行调查、搜集、整理的工作，专业演出团体也不断通过下乡采风和下乡演出搜集创作素材和民间资源，尤其对一些民间文场演出活动较活跃的地区进行蹲点调研与跟踪调研，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如对阳朔白沙镇、临桂六塘镇、灵川大圩镇等地文场戏演出与活动情况进行了翔实的调研；对文场历史渊源、现状、问题的调研和对文场传承谱系、流派、代表性人物的调研；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中国戏曲志·广西卷》撰写文场辞条以及提供文场资料；编印《广西文场传统剧目汇集》一、二集以及《广西文场音乐汇集》；收入文场戏史料的《广西地方戏曲史料汇编》、《桂林市地方戏曲史料汇编》等；以唱片、声带、音像录制老艺人传统唱腔曲牌、传统剧目和曲目以及优秀创作作品；通过电台和电视台录制“广西文场音乐讲座”、“广西文场艺术讲座”；通过新闻、出版、宣传等渠道开展文场普及教育工作；桂林市曲艺团还经常下乡、下厂、进校园、进军营演出，并在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音乐学院开设讲座，等等。
三、广西文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任务与对策
广西文场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标志着广西文场的保护进入一个新阶段。“保护”主要有三方面义项：一是抢救性保护；二是修复性保护；三是在传承与发展中保护。确立“保护”的立场和核心价值取向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立足于保护，才能更好体现文场的文化遗产价值和意义，也才能有效解决它在现实生存、存在的危机和困境问题，也才能更好地传承和发展，使其薪火相传。在广西文场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申报书中，就已初步形成保护对策：一是静态保护，包括文场普查和研究，编撰《广西文场大词典》等内容；二是动态保护，包括名家音像录制、开办培训班、开辟旅游演艺市场等内容。桂林市文化局也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报告中确立工作思路：一是“不断加大财政支入，多渠道筹集保护经费”；二是“加大宣传力度，形成保护共识”；三是“建立传承机制，促进文化传承”；四是“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五是“合理利用资源，促进经济发展”。广西文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应从文化战略角度作出高层设计和整体规划基础上着重采取以下对策和措施。
第一，加大广西文场保护的制度、体制、机制以及政策的保障力度，建立保护的制度化建设的长效机制。重点放在制度创新、体制改革、机制转换以及政策倾斜、措施到位上，确立制度化建设的长效机制。保护确实是全社会、全民的责任，但更重要的是政府职责和政府的主导作用。从政府行政角度考虑对策，应着重做好三项工作：一是建立健全广西文场的保护制度、体制和机制，在领导管理职能上设置跨行政科局的专职机构及其联动协调机制；对作为专业团体的曲艺团文化体制改革要从有利于保护角度慎重考虑体制机构性质及职能的特征，而不能简单推向市场或一刀切；保护政策与资金投入应有所倾斜和优惠，充分利用制度的优势和政策优势提供文场保护发展的空间；应有效整合资源、协调联动、聚集人才，形成合力和联动机制。二是针对人才断层、艺术教育体制不完善的问题，重点考虑通过多渠道、多层次人才教育和培养的体制改革问题，建立完备文场教育、培训体系。三是加强政府依法行政管理职能的同时增强专业管理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培强文化保护意识，将文化保护作为系统工程和战略部署来考虑，纳入广西实施“文化广西”战略和桂林市“文化立市”的战略以及省市文化发展战略规划的大局中来设计。因而，应对广西文场保护作出合理规划、周密部署、制定措施、贯彻落实，使政府在保护中的主导作用和行政职责更为彰显。
第二，加强广西文场保护的展示、演示活动场所的建设，形成具有标志性的物态化成果和文化地标。一是建立广西文场博物馆，用于陈列展示广西文场的文物，包括服饰、道具、乐器、抄本、老照片、老唱片等；也用于通过图文并茂方式介绍文场历史渊源、发展经历、现状境况；还用于音像观摩情境体验。二是建立广西文场艺术传习所，主要用于传授和研习广西文场的活动场所，可聘请退休老艺人开办培训班，以师带徒的方式传授技艺；也可用于“耍友”聚集研习和进行表演交流的平台；还可用于传统厅堂式演出的场所；亦可作为广西和桂林曲艺家协会等群众团体活动场地，等等。三是在市、区、县建立一批小型多功能的戏院、戏园子，尽量恢复或大体还原传统戏曲演出场所的情境和风貌，可确定其专一功能或多重功能。四是选择和重建多家古典化的曲艺茶馆和茶座，使商业经营与艺术表演结合，展示和演示地方戏曲及其广西文场。
第三，抢救性发掘文场资源，进一步做好普查、调研工作。保护的最重要内容就是抢救性发掘资源，建议：一是再次组织由领导、专家、艺人组成的联合调研组对广西文场分布地区进行广度、深度的调研和普查，重点在于抢救濒临消失的资源和尚未发掘的新资源；二是建立广西文场档案库和资源库，对搜集资料进行整理、归类、建档，一些残缺或不完备的资料通过各种方式设法补足和修复；三是组织专家学者对现存的文场手抄唱本、曲谱以及曾经出版印刷过的文本资料进行考证、修订、校注，在具备条件的基础上出版；四是对老艺人及其名师、优秀演员的表演进行音像录制以保存资料，对过去录制的音像资料进行整理和修复工作，建立艺人音像资料库；五是设立文字音像资料整理出版专项基金，用于出版资料丛书和资料碟，形成图、音、像、文资料系列成果类型；六是开设和建设广西文场及其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网站，利用互联网平台进行信息交流和广泛传播。
第四，利用桂林旅游优势加大广西文场的保护性开发力度，形成旅游与演艺结合的共同发展模式。桂林享有国际旅游名域和历史文化名城两顶桂冠，广西文场既是文化旅游资源，又是历史文化资源。因此，广西文场可利用桂林旅游优势，在合理开发利用中得到有效保护：一是在桂林民俗风情园、王城景区、七星公园、两江四湖景区等大型景区开辟广西文场演艺场所；二是在桂林生态山水文化旅游节和综合性演艺活动中加大广西文场的展示和演出力度；三是与旅行社联合开发旅游演艺娱乐市场，专门设置广西文场专场演出和专门演出场所；四是建立广西文场若干保护区或示范点，例如，在重要景区建立保护区，使保护区与旅游区一体化，达到双赢互利效果；五是在继承和发扬传统的基础上改革创新，使广西文场在保护和开发中走出一条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并行不悖的发展道路，在剧目曲目的整理、改编、移植、新编、创作和演出上取得更大成效；六是利用媒体更好地宣传和传播，扩大传播渠道和受众群，在文化交流中扩大影响面和辐射面。
第五，加大广西文场的理论研究力度，使实践探索与理论研究同步发展。从理论研究角度而言：一是通过桂林市文化局艺术研究所和广西及其桂林市曲艺家协会，在专业圈内以项目方式进行系统专题研究；二是通过高校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的优势和资源，介入地方文化研究，可在高校的音乐专业和表演专业设置广西文场教学点和研究基地；三是通过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申报，获得广西文场专题研究项目基金，以及采用重大项目招标方式吸引学术界对广西文场理论研究的重视；四是确立理论研究的重点，设置研究的专题，以理论研究和艺术实践探索的成果达到文场保护的目的，开辟广西文场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结合的新途径。
陈映红指出：“文化遗产蕴涵着中华文明的思想精髓和崇高的民族精神，凝聚着各民族的智慧和传统美德。保护中华文化遗产是继承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维护全民族的精神支撑的需要，是对民族传统美德和民族精神的继承和弘扬，是对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守护和保护。”[1]文场保护的价值和意义，不仅仅在于对处于危机的文化遗产的抢救和扶持，而且在于保护和守护人类的精神家园和心灵圣地，具有人类生存、存在、发展的现实价值和终极意义。
［参考文献］
［1］陈映红.从文化遗产日看文化遗产保护——以广西为例［J］.民族艺术,200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