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文本图片集
身为第一太平戴维斯项目策划部总经理、董事的徐伟成（AIRY）是一个地道的香港人，他能讲一口流利的国语，他喜谈国学与中西方政治哲学，但是言谈举止中不经意间流露出的思维方式和“抑扬顿挫”的口音仍然透着点“港汁港味”。在他15年的内地奋斗事业生涯中，因工作需要与内地政府中高层官员打交道时间已经超过七年，在他看来大多数内地官员传承着中华文化的传统美德—工作勤奋踏实，大有任重道远之感！
《新理财》：如果让您用一个词来为内地官员形象贴上一个共性的标签，您会选择哪个词？
徐伟成：内敛。
《新理财》：日常生活中，香港官员和内地官员有着怎样的不同？
徐伟成：内地和香港官员的生活确有不同，究其根本是行政及教育文化背景的差异。香港官员同时受到中西方文化的融合影响，性格也是体现出中西合璧的感觉，他们相对拥有比较丰富、广泛的兴趣爱好，而且这些兴趣点一般是从中学、大学时期已经开始养成，涵盖有各类运动、旅行、古筝、美食品尝、高尔夫球等等诸多方面，整体更简单直接些，倾向动中有静。
与之相比，内地的官员个性亲切、随和，兴趣爱好可能略微不够多元。甚至不乏有个别内地官员精神世界比较贫乏，而去追求大师加护、求神通庇佑等等。其实在我的接触中，有很多具备一家之长的内地官员，比如有棋艺高手，有书法家，有摄影家和品茶高手等等，但是他们一般都深藏不露、不与外人道之，这也许是受到传统的官本位文化的影响。另外他们的日常工作会议已经很繁忙，周末假期更倾向享受天伦之乐，活动爱好相对会较为低调些，整体倾向静中有动。
《新理财》：在您与内地官员多年打交道的过程中，他们给您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徐伟成：也许是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内地的官员一般不露锋芒，比较奉行韬光养晦的理念。有些看似沉闷低调的官员，其实长时间交往之后反而会发现他的很多闪光点。相对香港官员，内地官员会更敢干和善于创新，学习能力比较强等等。多年与内地官员的交往给我的印象是，内地官员无论是市长、行政区长，还是管委会主任等，其实都有一定的人格魅力的，在同一等级的情况下，我认为内地官员的综合素养甚至比香港同级的官员要更有深度和广度。香港官员受先前的殖民地思想影响，大多属于专业、敬业的职业官僚。是良好的政策推行和执行者，而创意和革新的独立思维能力较薄弱，缺乏宏观的愿景和世界变革的前瞻性思维能力，当然凡事都有利弊。
《新理财》：香港和内地的官员行事风格有何不同？根源在哪？
徐伟成：我认为两地官员行事风格的不同是源于他们思维模式的不同。香港的官员在执行和制定政策时更注重分工、各司其职，更具有国际化的市场触角。他们重视传统文化中的天地人的理念；重视逻辑推理、合理化分析、多角度论证；较敬畏市场，做事情往往会为不可预知的未来留有一定变动的余地，因此香港的许多政策推行会有节奏地用10年及以上的时间来推进。
而内地官员呈现出高层统筹全局下达“死命令”，下属坚决执行的现象会更强些。内地官员奉行人定胜天；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理念，认为只要动员国家力量就能引领经济发展，攻坚克难。当然这些经验习惯与我们改革开放30多年不断取得的骄人的发展成果是分不开的，我感觉也跟我们的国家战略发展意图有关，那就是：局部区域的攻坚战役务必完成任务，不同层别的领导官员均承担着不同维度的重任。
《新理财》：现在很多内地公众具有一定程度的“仇官”心态，这当然与部分官员的贪污腐败行事作风是分不开的，是否与内地官员的低调内敛的行事风格也是有关系呢？您认为内地官员是否应该适时的高调一些，不要留给公众那么多的神秘感呢？
徐伟成：综合来讲，内地的官员给我的总体感觉还是比较勤奋的，很多官员是真的在为这个转型时期的国家做实事，公众对他们要有一定的包容心。我认为要迅速修正现阶段公众对部分官员败类的不良印象十分不容易，因为牵涉的问题太广，包括民众对体制的诸多想法等等。当然个别官员的宣传和高调可能更不利我们的国情，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当前新一届政府倡导的廉洁之风，加上给予中层官员施政的透明和公开的监督平台，相信是扭转现状问题的乾坤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