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宋代的士人精神
中国历史上，由知识分子所扮演的“士”这一角色，在国家政治上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钱穆先生即言“中国史之演进，乃由士之一阶层为之主持与领导。”“士”在中国历史上占有如此重要的位置，其奋斗目标何在?答案即《论语里仁》所言“士志于道”。余英时先生言道“中国知识分子从最初出现在历史舞台那一刹那起便于所谓‘道’分不开。”这一崇高的“道”，具体落脚到实际行动，即清人章学诚所言“思以其道易天下者也。”余英时于此做了进一步的阐述“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所恃的‘道’是人间的性格，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是政治社会秩序的重建。”
士所信奉的“道”，从最早得到体认的儒家学派开创者孔子、孟子那里，就将其与君臣遇合一展才能为国为民的“事功”紧密结合在了一起，“士”这种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的作用，也构成了中国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基石。启良于“士”言道“他们不仅是民众的精神导师。而且还直接参加政治，谱写历史。”“在当时的士看来，做官只是一种手段，目的乃在于匡时救世。因为只有做官，或者作为王者的幕僚，才有可能实现他们的政治抱负。”徐复观谈到儒家之道。也着重阐述了“士”和政治的这种紧密关系，认为儒家所信奉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乃是“将一人之道德，客观化于社会，使其成为政治设施”，并进一步申述了这些士的进取目标，“政治的发动力，完全在朝廷而不在社会。知识分子欲学而致用，除进到朝廷外别无致力之方。”孙立群亦言“依附于王权，参与对国家的管理。所谓‘学成文武艺，售与帝王家’，即是士人自我价值最完美的体现。”正因为深切洞悉到“士”和国家命运如影随形之关系，陈寅恪才言道，“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而君臣关系自然是纲纪中极重要之一环，并进一步阐述道“夫纲纪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为具体表现之用；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正透露出士和政治如影随形之关系。
作为“本朝与士大夫共天下”的宋王朝，其中“士”的取治热情和参与精神较其他朝代无疑更为显著，钱穆将中国“士”的演进划分为四介时期，宋代为第四个时期。为士阶层“新觉醒”时期，并具体阐述了这种精神“宋朝的时代，在太平境况下，一天一天的严重，而一种自觉的精神，亦终于在士大夫社会中渐渐萌出。所谓‘自觉精神’者，正是那辈读书人渐渐自己从内心深处涌现出一种感觉，觉蓟他们应该起来担负着天下的重任。范仲淹为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他提出两句最有名的口号来，说‘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那时士大夫社会中一种自觉精神之最好的榜样。”并进一步言道“然而这并不是范仲淹个人的精神无端感觉到此，这已是一种时代的精神，早已隐藏在同时人的心中。而为范仲淹正是呼唤出来。”余英时在《士与中国文化》再次肯定了以范仲淹为代表的宋代这种新士风，言道“宋代儒家复兴，范仲淹所倡导的‘以天下为己任’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夫下之乐而乐’的风范。成为此后‘士’的新标准”“更具体地说，范仲淹本人是否随时随地都做到了‘以天下为己任’或‘先忧后乐’，在这里是一个次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只有在研究他本人的生命史时才会真正出现。但是他提出了这一新的‘士’的规范之后，很快地便在宋代新儒家之间得到巨大的回响，以致朱子竟断定他‘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这一客观事实的本身便充分说明一个崭新的精神面貌已浮现于宋代‘士’的儒家社群之中。后代所指的‘宋代士风’不是研究了每一个‘士’的个人生命之后所获得综合断案，而是‘观其大略’的结果。”余荚时于后来更进一步言道“‘以天下为己任’是一把钥匙，可以打开通向宋士大夫内心世界的心门。’
宋代士人这种与政治牢固胶结的情结，以天下为己任的进取精神，承平时代辅佐君王，以求四海清平。更为可贵的是在国势维艰黑云压城大厦将倾之时。他们那种挽狂澜于既倒勇往直前百折不回的大无畏精神。不计个人安危，将国家的生死存亡完全置于一已利益之上，这种理想精神在宋代土人身上表现尤为抢眼，《宋史·忠义传》高度赞扬了宋代士人的这种精神一“诸贤以直言说论倡于朝，于是中外揩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矣。故靖康之变，志士投袂，起而勤王，临难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节相望，班班可书，匡宣辅翼之功。盖非一日之积也。”唧奇宋立国，风雨飘摇，更有赖于士大夫“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顽强进取精神，“夫南渡后，宰相无奇才远略，以苟且心术，用架漏规模，纪纲法度、治兵理财无可恃。所恃扶持社稷者，惟士大夫一念之忠义茸。”芷见出士人刚大忠贞和顽强进取的精神。
二、辛弃疾的悲剧命运
辛弃疾，作为宋代士人中的著名人物，其所值年代正是国家沦陷南北分裂之际，还我河山、恢复故国也成了当时士入的最强音。一腔爱国热皿，满腹文韬武略，辛弃疾事功的急切性，较诸他人；无疑更为热烈，“了却君主天下事，赢得身前身后名”(《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马革裹尸当自孽”《《满泣红》》，“万里功名莫放休．君王三百州”(《破阵子》)“好都取山河献者王”(《洞仙歌》)正是他一生为之拼捧奋斗的真实写照，也是宋代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的典型范例。对抗金大业这—重任，辛弃疾看来是能够担当的，陆游说他“管仲萧何实流亚”，姜夔说他“前身诸葛”，可见当时火于他所寄厚望。邓广铭对辛弃疾的才具也给予了高度肯定“就现存的文献资料者来，在南宋文武百官当中，在如何对待金朝的军事威胁的问题上，真能知己知彼，能就彼己形势作出恰当的比较和分析，从而作出精确的具有说服力的判断的人，为数实在有限得很，而辛弃疾却的的确确是这有限的人．物当中的一个。”
然而在这样一个偏安半壁从上至下普遍委靡低沉的时代，抱着这样十二分的热情投身到事功当中，纵然再有能力，注定要遭遇一种逆水行舟的艰难和无可避免的悲剧。恩格斯认为悲剧的基本性质在于“历曼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千古仁人志士的人生悲剧几乎莫不如此。但在这诸多悲剧当中，悲剧有大有小，中国文化长于消解弥合，士人多抱的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之处世态度，“独善其身”，这一颇有老庄意味的内在自适，正是对悲剧潜移默化的消解和释放。许多士人见时代不可救药，由原来的果敢进取变成逍遥世外，这种悲剧性无疑要小得多，所以真正最动人心魄的悲剧当是终其一生历经百折千回都不改其追求目标的执著者，熊十力言“悲剧者，出于情之坚执，坚执则不能已于悲也。”刘小枫亦言悲剧在于。“主体人格的执着与现实给定型的顽固，产生尖锐的不可缓解的冲突。”辛弃疾“精忠自许，白首不衰”三仕三已，屡仆屡起，这份坚毅执著的精神，较诸他人浓烈百倍。王水照盲“辛弃疾始终把社会责任的完成，文
化创造的建树和自我价值的实现融为一体，并以此作为终生奋斗的目标。”刘乃昌言“不管处于何种境遇，无论有多少人生感怆。稼轩关念故国忠义志气，珍重自我的清介品操。是贯通始终、卓立不移的。”刘扬忠更进一步言道：“一种全始全忠．深沉广远，之死靡它的眷恋祖国和忧患一生的高尚情操，在我国古代作家中唯屈原、杜甫、陆游、辛弃疾等人身上表瑰得最为集中和突出。”但是有如此顽强意志的辛弃疾，最后却无奈发出这样的感叹“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鹧鸪天》)，“叹诗书万卷致君人，静沉陆”(《满江红》)“汉雪盐车无人顾，千里空收骏骨”(《贺新郎》)“江头未是风波恶，别有人间行路难”(《鹧鸪天·送友人》)回顾一生，他在《永遇乐》一词更是无限痛心写道“烈日秋霜，忠肝义胆，千载家谱。得姓何年，细参辛字，一笑君听取。艰辛做就，悲辛滋味，总是辛酸辛苦。更十分向人辛辣，椒桂捣残堪吐。”
纵观辛弃疾一生，张玉奇言“演出了一幕遗恨千古的大悲剧”，王兆鹏言“从先秦时期直到十二世纪的中国文学史，只有辛弃疾一人全面而深刻地展现出悲剧英雄的苦闷心态、悲剧情怀。”朱丽霞言“辛稼轩担荷了作为忠臣的苦痛——种悲剧的‘大生命体验。’这样的悲剧性，极为震撼人心。
三、文学的深远意义
鲁迅育道“生命力受了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柢。”辛弃疾韵文学正是这种悲剧时代和悲剧人生的深切体现。
王水照言道“对政治品节和高尚人格的尊奉，是中国士人的一个优良传统，但在宋代更为突出和普遍，成为其时士人精神面貌的极为重要的主导方面，其表现也就自然地从政治领域延伸到文学世界。”叶嘉莹亦言“中国历代知识分子都有一种情结，即希望为世所用。受到明君赏识，希望自己不仅仅是‘屠狗’、‘雕龙’，而能够辅佐明君，‘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感情非常深，在基因里世世代代相传，变成中国人尤其是中国诗的密码、语码。”这种士人精神与文学相联的普遍形态，在以气节自命的辛弃疾身上表现尤为显著。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辛弃疾第一本词作正式结集，辛弃疾门人范开所作《稼轩词序》即言一“公一世之豪，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方将敛藏其用以事清旷，果何意于歌词哉？直陶写之具耳。”这种“陶写之具”，正是辛弃疾悲剧人生的寄托体现。恰如宋人刘辰翁言辛弃疾所说．“斯人北来，喑鸣鸷悍，欲何为者？而谗摒销祖，白发横生，亦如刘越石。陷绝失望，花时中酒，托之陶写，淋漓慷慨，此意何可复道？而或者以留连光景、志业之终恨之，岂可向痴人说梦哉？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英雄感怆。有在常情之外，其难言者未必区区妇人孺子间也。”，清人刘熙载对辛弃疾的这种悲剧也有这样阐述“辛稼轩风节建竖，卓绝一时。惜每有成功，辙为议者所沮。观其《踏莎行(和赵兴国)》有云‘吾道悠悠，忧心悄悄。’其志与遇概可知矣。《宋史》本传称其‘雅善长短句，悲壮激烈’，又称谢校勘过其墓旁，有疾声大呼于堂上，若鸣其不平。然则其长短句之作，固莫非假之鸣者哉？”
辛词确实多有这样的不平之鸣，“夜半狂歌悲风起，听铮铮，鞍马檐间铁，(《贺新郎》)，“说剑说诗馀事，醉舞狂歌欲倒，老子颇堪哀”(《水调歌头》)，“长恨复长恨，裁作短歌行”(《水调歌头》)。辛弃疾词作，正是“鸣其不平”的悲剧发泄。清人周济言词“感慨所寄，不过盛衰。或绸缪未雨，或太息厝薪。或己溺已饥，或独清独醒，随其人之性情、学问、境地，莫不有由衷之言。见识多，识理透，可为后人论世之资。诗有史，词亦有史，庶几自树一帜矣。”此语亦可用来概括辛词。郑临川言辛弃疾“这个具有传奇式的经历、资兼文武的才能，耿介磊落的情操和始终饱满的战斗激隋的爱国词人。就把他的河山之恸，故国之思，权歼当路之愤。都用暗呜沉着。悲壮淋漓的歌词一一发泄出来。如长江赴海，顿开千古壮观，为词坛立下一座永久的丰碑。他的六百多首词，可说是那个乱离时代的真实记录。可以象杜诗称为‘诗史’—样称为‘词史’。”杨海明进一步言道“一部《稼轩长短句》，即可视为浓缩着南宋一代爱国志士们报国无门之苦闷的心灵文献。”
正如清人刘鹦所言“《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庄子》为蒙叟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草堂诗集》为杜工部之哭泣，李后主以词哭，八大山人以画哭，王实甫寄哭泣于《西厢》，曹雪芹寄哭泣于《红楼》。”和这些伟大的作品一样，辛词达到一种极致水平的“高峰体验”，正是因为辛弃疾本人和这些伟大人物有着同样的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的遭遇和创痛，才成就其文学的伟大。
费孝通言，“每个人的‘当前’，不但包括他个人‘过去’的投影，而且是整个民族的‘过去’的投影。”那么就悲剧而言，它对整个人类社会无疑都承载着重要意义。尼采育：“每部真正的悲剧都用一种形而上的慰藉来解脱我们。”同时他更进一步揭示出悲剧的作用，认为它具有“激发、净化、释放全民族生机的伟大。”宗白华也有这样的表述“悲剧使我们接触到崇高和庄重的美。因此能唤起我们自己灵魂中崇高庄重的感情。它好像能打开我们的心灵，在那里点燃一星隐秘而神圣的火花。”“悲剧所表现的。是处于惊奇和迷惑状态中一种积极进取的充沛精神。悲剧走的是最费力的道路，所以是一个民族生命力旺盛的标志。”陈鹤鸣更是高度赞扬了这种悲剧的力量“文学丰碑的基石是伟大作家的痛苦命运”、“伟大的作家都能以巨大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超越自身生命的惰性和其他局限，使自己的痛苦与民族、人类、时代的痛苦相通。勇敢地正视痛苦、迎战痛苦。用自已的艺术创作将痛苦化为熊熊烈火，熔炼出民族、人类、时代的新的生命和灵魂。”
陶尔夫、刘敬圻在谈到辛弃疾悲剧时，这样说道“不论他肩负的历史使命多么沉重，也不论目标的终点是否达到。这始终不懈的目标意识和直奔终点的拚搏本身，就足以振奋人的精神，充实人的心灵。，辛词津被一代，世世相传，在今天民族精神塑造中，向样具有深远影响，探讨辛弃疾的悲剧人生及其文学意义。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