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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勇，这位素以勇猛闻名全军的虎将，自1929年参加工农红军，经历了鄂豫皖苏区的反“围剿”和创建川陕苏区的艰苦斗争；全民抗战爆发后，任新四军旅长、纵队司令员，坚持苏北抗日，参加过著名的黄桥决战；解放战争时期任军长、兵团副司令员，率部参加苏中、鲁南孟良崮、淮海等战役和渡江作战，屡立战功。新中国成立后，指挥九兵团参加抗美援朝，后长期在海军担任领导工作，为建立强大的人民海军作出了重要贡献。
毛泽东说：你的仗打得好嘛
早在1940年黄桥决战后，陈毅亲自向陶勇下达进军黄海之滨的命令。那时，海匪多如牛毛，陶勇决心把旱鸭子变成“蛟龙”，带领部队进行严格的海上训练。随着海防武装的不断扩大，1944年春成立了新四军海防纵队，陶勇兼任司令员，这是中共领导的最强的一支海上武装。新四军的“土海军”控制了黄海近海海域，并打通了上海、浙江、山东、辽东等地的海上交通线，当时东京的《朝日新闻》曾惊呼：“华东沿海从连云港起到上海止，有游移不定的新四军水兵。”
陶勇自创建新四军苏中军区海防团起，就一直渴望着率一支现代化的舰队，驰骋于辽阔的祖国海疆。这个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1952年11月8日，他被任命为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他立即投入新的战斗岗位。
1953年2月，毛泽东南下巡视到达南京，陶勇奉命率舰从上海开到下关接受检阅。毛泽东见到陶勇，紧紧地握着他手说：“你是陶勇吧?久仰你的大名，你的仗打得好嘛!”接着毛泽东在陈毅、罗瑞卿等人陪同下，一边视察各艘军舰，一边同陶勇亲切交谈。
视察结束，陶勇请毛泽东为海军题词。毛泽东挥毫写下23个大字：“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毛泽东连写3幅，分赠“南昌”、“广州”、“黄河”3舰。
为了落实毛泽东建立强大海军的题词，陶勇以饱满的热情刻苦学习海军业务。他深入基层，到各个基地、水警区、舰艇、航空兵、岸炮部队考察，对海上作战的战略战术、各种舰艇作战性能和指挥协调，都作了深入的研究。他经常参加海上训练和巡逻，从实践中向干部战士学习。他非常尊重技术人员，长期请业务长给他上课，还向苏联顾问普罗琴柯和沙哈罗夫请教。对从国民党海军起义过来的业务干部，他从政治上生活上关心，业务上虚心向他们学习。很快，他就掌握了海军业务，并带领海军勘探队，爬山越岭，实地考察舟山、穿山、象山等海岛和港湾，酝酿并构建一个个海军驻泊基地。他还多次到苏、浙、闽沿海和皖西地区，勘探舰队的前沿和后方建设工程，完善方案与检查施工质量，促使海军的战场建设方案落到实处，并日趋完备。
50年代前期，由于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国民党军队还占驻着闽浙沿海的一些岛屿，经常炮击和抢劫大陆渔船、商船，多次登陆骚扰。在沿海反袭扰、反封锁、反登陆斗争中，陶勇指挥海军诸兵种打击海上袭扰的敌人，压缩敌人的活动范围。
1953年2月，他签发“海防作战命令”，调海军航空兵第二师进驻宁波机场，开始作夺取浙东战区制空权、制海权的斗争。5月24日，他组织护卫舰、炮舰和海军歼击航空兵，打退敌舰对三门湾渔场的进攻。5月29日，他组织指挥温台巡逻艇大队支援和协同陆军攻占大、小鹿山等4岛，随后又多次组织海军部队配合陆空军作战，收复了蒋儿岙和东矾列岛。
1955年1月，华东军区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发起以强攻一江山岛为中心的大陈列岛战役。1月18日，陶勇组织、部署海军舰艇188艘、飞机70架参战，指示海军要以大局为重，以陆军的胜利为胜利，坚决有效地进行抵近射击。战斗中，海军舰艇抵近国民党残余控制的岛屿射击，以猛烈的炮火压制敌人火力，掩护陆军登岛成功，配合陆、空军解放了大陈列岛。战后，他又南下福建沿海，部署福建前线的海防建设工作。
陶勇时刻不忘支援国家经济建设，除多次出动海军兵力保护渔业生产和航道安全外，还积极帮助地方抢险救灾。1953年的川江运粮救灾，他组织舰船26艘，连续4个月，共运粮和其他物资23万余吨到苏、鲁、皖等省灾区；1955至1956年间，为运输修建福建空军机场和鹰厦铁路等战略性战备工程所需物资、器材，动用舰艇642艘次，伴随护航9次，半年多总航程8万余海里，保证了运输船队安全到达目的地。
苦心经营扬威东海
1955年10月24日，华东军区海军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东海舰队，陶勇任司令员，从1956年9月起，又担任中共东海舰队委员会第一书记。1959年11月任海军副司令员兼东海舰队司令员，1963年5月又兼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
华东军区海军是在原苏中海防纵队和国民党起义海军的基础上改造、充实、发展起来的，武器装备比较落后。因此，陶勇一到海军，就注重接收、改善和发展新装备，努力组建新队。他初期抓小型艇，随着装备的发展，进而抓中型舰艇。要求每艘舰艇从建造时铺设龙骨起，就要派人跟班学习，掌握技术和管理，最后才正式验收。到1955年底，东海舰队就初步形成拥有水面舰艇部队、潜艇部队、岸防兵部队、防空部队和陆战队5大兵种合成的海军部队。
陶勇主张，落实毛泽东建设强大海军的指示，要自己创造不能坐等。他通过实际考察，力排众议，提出建造100吨级的新型高速炮艇的设想，亲自与装备部门进行战术技术论证，很快建造好3艘新型高速炮艇，在海战中发挥了作用。
1957年，他发现苏联专家搞的海岸炮阵地，都像洗脸盆子一样，固定地暴露在外，不符合现代条件下的作战要求，便到现场与干部、技术人员、老工人一起研究:设计出新式的“坑道炮”——在炮位旁边挖一条坑道，铺上铁轨，装上绞车。每当大炮“发言”完毕，立即沿铁轨转移到地下，避免被敌人打成“哑巴”。不到一年时间，福建前线的海岸炮，全都改成活动式坑道炮，使海军在炮战中稳操主动权。
福建沿海对敌斗争，需要性能更好的护卫舰，而国内又没有生产。陶勇便提出设想，到工厂与技术人员共同设计、研究，终于在1959年制造出速度快、抗风力强的护卫舰，装备了前线部队。
陶勇从来都把搞好军事训练，提高部队战斗力，看成部队建设头等大事。他经常率领编队出海训练，在大风大浪里锻炼部队。他联系实际，提出“战训给合”、“训管结合”以及“加强兵种合同”和“强化组织领导”等训练要求。1957年秋，他为组织空前规模的大编队海上训练，先自拟方案，进行图上导演，然后率舰艇62艘、并出动飞机54架次，到海上训练、训练中，他与舰上官兵同吃、同住、同操练，出色地完成了锚地转移、布雷、警戒航渡、海空协同、编队攻击和反击、夜间合练等10多项编队战术课目，而且战术协同动作非常周密。
1963年5月1日，中国自行建造的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轮“跃进”号，在首航日本途中不幸沉没。当时中日两国尚未建交，这艘根据中日民间贸易协定前往日本的中国巨轮，引起两国朝野和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因此，沉船事件一发生，国际上便议论纷纷，猜测万端，少数国家甚至大作反华文章，进行挑衅和中伤。为了查清沉船原因，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组织调查。周恩来总理在陈毅副总理、交通部部长王首道等陪同下亲临上海，部署东海舰队担任这项特殊任务。这次任务来得突然，时间紧迫，作业区处在较远的公海，情况复杂，政策性强。为保调查顺利，作好应付突然事件准备，东海舰队共动员舰船44艘、飞机144架，准备调查使用。
在出海动员大会上，周总理作了近两个小时的报告，强调：能否及时查清“跃进”号沉没原因，直接关系到国威、军威!陶勇在会上郑重宣布，我们一定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不查清原因，决不收兵!
5月18日，还在发高烧的陶勇，率领辖有护卫舰、扫雷艇、猎潜艇、救生船等11艘舰船，1000多人的海上编队作为第一梯队，驶向陌生神秘的海区。他废寝忘食，昼夜坐镇指挥室，指挥潜水员深海作业。其间有几十艘美蒋舰船在编队周围活动，仅美军飞机就有27架次在东海舰队的舰船上空低飞盘旋、侦察照像。陶勇愤慨地指着美机吼道:“要是能让我开火，我就把你这些飞贼打下海去喂鲨鱼!”
经过连续10多天的奋战，编队全体指战员终于克服作业区天气恶劣、雾大(能见度100米)风大涌浪大(猎潜艇摇摆45度)、晕船人员多达90%各种困难险阻，圆满完成了调查“跃进”号和备战练兵任务。潜水员多次探摸的结果表明，“跃进”号并非被鱼雷击沉，而是触礁沉没的。这一消息经新华社播发后，国际上各种胡乱猜测一扫而空。当陶勇率领调查编队顺利抵达吴淞军港时，中央军委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专程赶到上海迎接，带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联合嘉奖和亲切问候。
1964年7月，台湾国民党当局派出的特务船“满庆盛”和“满庆升”号窜到苏北沿海北海舰队的防区骚扰，多次向大陆渔船射击。正在青岛参加集训的陶勇得到敌情通报后，当即向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大将建议:打特务船要调用精兵，关键在于及时发现敌人，牢牢抓住敌人；北海、东海两个舰队要密切合作。根据陶勇的电话指示，东海舰队迅速增派雷达性能好、航速较高的新护卫舰参战，因而很快就发现并全歼了两艘特务船。
同一年，台湾当局经常派出美制RFlOl型侦察机，人民解放军的歼击机“尖刀分队”多次拦截未成。陶勇查出这是部队训练不落实、战术不过硬的原因后，当机立断，把部队的军政训练时间比例由6比4改为8比2，把“天天读”的政治学习改到晚上，使“尖刀分队”和雷达分队抓紧训练，不到两个月，就熟练地掌握了高难度的战术技术。到12月18日，终于击落敌RF101型侦察机l架，并活捉了飞行员。
1965年春，为了完成打击台湾特混编组舰队的任务，陶勇深入到鱼雷艇第三十一大队蹲点，亲自抓“夜老虎”训练一个多月。部队每次夜间训练鱼雷攻击战术，他都把自己乘坐的“南昌”舰作为目标舰，并通宵坐镇督导，发现问题，及时指正。在陶勇蹲点期间，国民党“东江”号舰入侵，他一边向上级报告，命令福建基地护卫艇第二十九大队出击，一边亲率“莆昌”舰接敌。军委副总参谋长杨成武获悉“南昌”舰上还有个姓陶的，认为这样的小仗完全不需要舰队司令上阵，亲自发电报，令“南昌”舰立即返航。这件事显示了陶勇不顾安危，力求抓住战机英勇歼敌的战将本色。由于陶勇的带动和督导，这个鱼雷艇大队的作战能力大有提高。同年11月14日，该大队在崇武海战中，一举击沉美制蒋军炮舰“永昌”号，击伤大猎潜艇“永泰”号。
与林彪一伙坚决斗争
为了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陶勇数十年如一日，把自己的一切无私地奉献出来。毛泽东号召将军当兵，在海军系统是他第一个下舰当兵，和战士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同娱乐。
一次和战士同台演出《四个老汉看庄稼》，他自己化妆包头、粘胡子，谁也看不出那一个是舰队司令员。1959年春节，他亲自下厨做菜，请“井冈山”舰上的45名水兵到家里做客。他下基层时，总是轻车简从，事先不打招呼，不受超标准接待，有时自己找小旅馆住。他战斗过的地方的干部群众，他所在部队的官兵，都称赞他是爱民、爱兵、爱部属的模范。
陶勇光明磊落，疾恶如仇。1962年春，李作鹏一伙就以检查工作为名到东海舰队，抓住工作中存在的枝节问题，无限上纲，矛头对着海军领导人萧劲光、苏振华。陶勇觉得味道不对，气愤地说：“这不是来检查工作，而是来找岔子、打棍子的！”对他们的诬蔑不实之词作了严正批驳。
不久，林彪就把他的亲信李作鹏、张秀川等人安插到海军。开始，他们鉴于陶勇业务熟练，战功显赫，威望很高，想把他争取过来。李作鹏很快派人给陶勇送去两斤人参。但被陶勇愤然退回。
李作鹏仍不死心，几次三番给陶勇封官许愿，甚至要调陶勇到北京工作，意欲削掉他在东海舰队的实权。陶勇一概不予理睬。李作鹏恼羞成怒，恶狠狠地说：“没想到陶勇的头这么难剃。要搞倒陶勇，得有个群众性的运动。”他诬蔑陶勇是“东霸天”，非要打倒不可。
1963年1月，在海军党委全会上，陶勇公开批评李作鹏推行“突出政治”的做法，说:“不能因为‘突出政治’，连军事，训练也不敢抓”。
1965年11月，海军党委三届二次全会在北京召开。会上，李作鹏一伙全盘否定十几年来的海军工作，却吹嘘他们上台3年来的海军政治思想工作的“成就”，甚至把击落美制RFlOl型侦察机也列入他们的“成就”之中。陶勇拍案而起，针锋相对地批驳说:“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海军始终是占主导地位，海军建设是有成绩的，而且成绩主要，我们不能割断历史!”陶勇还对批判两位海军领导人萧劲光、苏振华十分不满。他认为：“不经过中央批准，就斗争两位中央委员，在组织原则上是错误的，对他们做结论更是非法的。”为了表示抗议，他愤然离会，到福建总结崇武海战经验。会议快结束时，李作鹏一伙打电话给他，并派人当面劝他回去投票，他都一口回绝。不久，他将这次会议的情况当面向中央军委分管海军工作的贺龙元帅作了汇报，揭发了李作鹏一伙结帮篡权的阴谋活动。
1966年6月，李作鹏操纵的海军党委三届三次扩大会议召开，陶勇再次拒绝到会。7月7日，中央军委讨论了海军的斗争，指出李作鹏一伙是“搞地下活动，是想黄袍加身”。叶剑英亲自打电话通知并派专机到上海接陶勇去参加会议，陶勇连夜乘飞机到北京。7月8日，当陶勇走进会场时，叶帅正在说:“陶勇同志早就看出了你们的问题，就是不参加会议。”
会上，陶勇大义凛然地批判李作鹏一伙:“你们搞地下活动，伸手夺权，这是同毛泽东思想根本不相容的，也是党的纪律不允许的”。在陶勇和其他同志的反击下，李作鹏一伙的阴谋破产了，其后台老板林彪不得不公开干预。
8月25日，会议被林彪强令停止。9月25日，林彪推翻了中央军委7月7日的决定。李作鹏东山再起，篡夺了海军的领导权。
1966年底，叶剑英从北京给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打电话，请他转告陶勇:“海军的风要变，要警惕。”
这时，陶勇的胃病也越来越严重，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专程到上海劝陶勇：“海军的事你不要管了，到南京去养病吧!”
陶勇谢绝了许世友的好意，坚定地说:“我要在这里顶着!”他深知顶下去的严重后果，但他全然不顾，还对战友说:“对党内搞阴谋的人，就是要警惕，要揭露。一个共产党员应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身在逆境无畏无惧
1967年初，中央文革小组的张春桥、姚文元窜到上海，策划夺权，闹得中共上海市委无处开会。陶勇无畏无惧，把东海舰队司令部的礼堂让给市委开会，并把已被揪斗的上海市委领导人陈丕显、曹荻秋及江苏省副省长惠浴宇等人接到东海舰队保护起来。
张春桥、王洪文知道后火冒三丈，伙同李作鹏一伙加紧迫害陶勇，胡说陶勇“包庇重用坏人”，保护“走资派”，指使“造反派”、“捉鬼队”到东海舰队煽风点火，制造事端。
面对疯狂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陶勇也感到无法理解了。一次，他对自己的爱子说出了一句忧国忧心的话:“我可能要带你上风波亭了……”他已经意识到，当代的秦桧——林彪、李作鹏之流，正在磨刀霍霍。
1月15日一早，陶勇刚从杭州赶回上海，就召开舰队常委会议，旗帜鲜明地反对乱军，以舰队党委的名义发出舰队不搞“四大”的紧急通知。从17日到20日夜，他带领舰队领导同志分头深入到文工团、体工队以及舰队所属工厂、学校去做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使部队形势得到好转。
1月20日晚，陶勇不辞劳苦，到护士学校工作至深夜，接着又到训练团接待“造反派”的代表，耐心地说明东海舰队肩负海防重任，战备工作不能放松，不能搞“停产闹革命”，一直谈到凌晨4点才回到舰队办公室。
1月21日上午，他打电话找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见廖不在家，就派秘书去找。上午10点，廖政国带着中央文革的两位记者(一说为《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的记者)应约而来。陶勇坦率地谈了他对这次运动的看法和保留意见，希望这两位能“通天”的记者，向中央反映陆海军已遭受“造反派”冲击的情况，要求坚决执行毛泽东主席关于“军队不搞‘四大’”的指示，希望中央早日作出不准揪斗军队干部、不搞“四大”的进一步规定。
送走记者后，两位战友敞开心靡谈了各自对于“文革”的看法和自己的处境，互相激励斗志。陶勇咬着牙在廖政国的耳边说:“他们竟敢把老陈(指陈丕显)抓起来，毛主席知道不?照我的脾气，带上一个警卫排，把老陈救出来！”说罢，他一挽手袖，如同当年在战场上准备冲锋陷阵一般。廖政国善意地提醒他:“你要多加小心！”陶勇激昂地说:“谁要给我戴高帽子，我的枪要走火!”
然而，李作鹏派到东海舰队的爪牙已经伸出了魔爪。就在当天下午3点多钟，陶勇被暗害而死。这位久历沙场、九死一生、战功赫赫的将军，没有牺牲于枪林弹雨的战场，没有献身于他所深爱的那一片湛蓝的大海，却死于那口又小又浅的浇花小井!
陶勇的心脏刚刚停止跳动，舰队某政委就断言:“陶勇一贯好胜。这几天，害怕自己卷到罗瑞卿的圈子里去，所以才走这条绝路，我看是畏罪自杀，抗拒运动，是叛徒行为。”
距陶勇死后不到4个小时，李作鹏一伙就擅以海军党委的名义，向全军通报:“叛徒陶勇，畏罪自杀。”
当天晚上，北京和上海红卫兵的宣传车就出动了，高音喇叭的狂吠声和触目惊心的大字标语都是:“叛徒陶勇畏罪自杀，罪该万死!”
李作鹏一伙安插在舰队保卫部的亲信，一面别有用心地破坏了现场，一面把陶勇的遗体拖在地上，脸上打上黑叉，戴上高帽子，拍成照片，四处张贴，甚至准备挟尸游街。他们害怕陶勇的遗骨会引起人民的怀念，奋起向他们讨还血债，竟要焚尸扬灰，在火化陶勇遗体时恶毒地批了“家属不看，骨灰不要”的8个字。
随后，林彪、“四人帮”的死党又进一步迫害陶勇的亲属子女，把陶勇列为“苏(振华)记黑司令部”的“四大金刚”之首，制造了一个株连几百人的陶勇大冤案。张春桥一伙还秘密逮捕陶勇的夫人朱岚、进行日夜轮番围斗、拷打、威逼她交待陶勇的所谓“叛徒”、“日本特务”的罪行，说出陶勇与周恩来、朱德、贺龙、陈毅、叶剑英等人的关系，矛头指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岚大义凛然，严词驳斥，被打得遍体鳞伤，肋骨折断，于1967年9月23日被折磨致死，终年49岁。
陈毅得到“陶勇自杀”的通报后，感慨万端地说:“陶勇同志不是‘自杀’，他的死大有问题，总有一天我要面陈主席，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就在l月下旬，陈毅在毛泽东召见时，向毛泽东报告了陶勇被害、被开除党籍和军籍、定为叛徒的冤情。
毛泽东惊闻此讯，非常愤怒和惋惜，很快于1月28日批准了由叶剑英主持制定，周恩来、陈毅等共同研究、通过的中央军委《八条命令》，颁布全军立即执行，明令军队不搞“四大”，维护军队稳定。
1968年，粟裕把陶勇蒙冤的情况向周恩来报告，周恩来愤慨地说:“陶勇同志打日本帝国主义那么坚决，说他是‘日本特务’，无论如何说不过去嘛！”
粟裕把没有查清陶勇被害真相当作终生的一大憾事，多次指示有关人员要为陶勇写本书，以纪念他的功绩，宣扬他的品德，让后人学习。许世友在困难时期也冲破阻力，千方百计地保护、照顾着陶勇的子女。许许多多正直的人，都在为陶勇、朱岚的被害愤愤不平而奔走呼号。
1974年，中共中央军委批准为陶勇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周恩来亲自指定把陶勇的骨灰盒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以苏振华为书记的海军党委也决定陶勇的家属子女享受烈士家属待遇，凡整陶勇的所谓“罪行”材料一律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