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国际化与信息化是当今国际高等教育发展的两大趋势。教育的国际交流和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为当今知识的传播与共享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2011年，“全球参与”概念首次在美国被提出。近年来，各国纷纷出台政策以推进高等教育的全球参与，澳大利亚成立了高等教育质量与标准署（TEQSA），英国也成立了国际联合（International Unite）的组织，为各自的高等教育在全球寻找发展机会。在信息技术发展的基础上，从2002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启动开放课件项目，到2012年4月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于联手创建大规模开放在线课堂平台（edX），教育资源的开放在十年间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国如何保障高等教育的质量？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将如何持续发展？作为知识共享重要方式的教与学又将如何开展？这些话题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管理者和决策者。文章对北京论坛“高等教育的全球参与与知识共享”分论坛与会代表们的主要观点进行了综述，以期为我国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以及教育信息化推进工作提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北京论坛；高等教育国际化；全球参与；知识共享
2013 年11 月1-3日，由北京大学、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和韩国高等教育财团共同主办的北京论坛在北京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北京大学医学部主任韩启德，联合国副秘书长约瑟夫·里德，中国国家教育部副部长郝平，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北京市教育工作委员会书记苟仲文，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朴仁国，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恩哥先后在开幕式上致辞。出席开幕式的嘉宾还有联合国文明联盟高级代表、第66届联合国大会主席纳西尔·阿卜杜勒阿齐兹·纳赛尔（Nassir Abdulaziz AL-Nasser），联合国秘书长特别顾问伊克巴勒·里扎，澳大利亚前总理、国会议员陆克文，新加坡前外交部长、嘉里集团副董事长杨荣文，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党组书记卢树民，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会长章新胜，北京大学原校长许智宏院士，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校长马尔科姆·格兰特（Malcolm Grant），韩国SK集团副董事长金在烈和夫人梁寿子等。论坛开幕式由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校务委员会主任朱善璐主持。
此次论坛以“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回顾与展望”为主题，由“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机遇与挑战”“高等教育的全球参与与知识共享”“地区合作与冲突：多元文化的视角”等五个分论坛，“保护的新希望”学生论坛，“水与可持续文明”圆桌会议，“东西方文明的对话、理解与互识”联合国文明联盟专场，“经济政策与社会福利”美国圣母大学专场，“可持续与均衡发展中的社会企业：东亚的视角”社会企业专场和“后世俗时代中对人类的再思考”对话环节组成。为其三天的北京论坛教育分论坛的三场报告会与一场圆桌会议分别在钓鱼台国宾馆、北京大学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知名专家、学者，就“高等教育的全球参与和知识共享”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一、信息技术变革中的教与学
德国图宾根大学和莱布尼茨知识与媒体研究中心主任弗里德里希·海塞（Friedrich W. Hesse）教授做了题为“高等教育的非正式学习：变化中的外部环境的挑战”的报告。他指出，网络通信技术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学习方式，以及建构与使用知识的方式，过去被分离的工作场所与生活休闲场所等“信息环境”已经紧密地联系到一起，并由此带来了正式与非正式学习的融合。信息的处理在个体以及个体之间的层面上发生了根本改变。21世纪我们面临的一大挑战就是，如何更好地交流与评价信息，并利用信息解决问题、做出决定。海塞教授还与大家分享了学习者在图书馆和博物馆利用媒体技术进行协作学习的案例，这种学习提升了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深化了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新媒体为正式学习和非正式学习搭建了桥梁，影响了知识处理的过程，我们必须理解它们背后的运行机制，并最终将其应用于教学。
美国教育通信与技术协会（AECT）会长马库斯（Marcus D. Childress）在题为“从教学设计的角度来看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的报告中提出，MOOCs已经从一种开放课程的探索转变为一场远程教育运动。高校纷纷对MOOCs 敞开怀抱，将其作为延伸品牌和扩大学生受教育机会的一种方式。从教学设计的角度来说，典型的MOOCs形式缺少被证实的教学设计元素。马库斯教授从教学设计的视角论述了MOOCs的优势和劣势，并为MOOCs的发展提出建议。他指出，在课程的设计实施方面，学习者的练习与反馈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当前MOOCs 所需要的。此外，课程的评估方式需要综合考虑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另外一个需要关注的部分是MOOCs的互动体验性。
德国科学工程院院士、慕尼黑工业大学克劳斯（Klaus Mainzer） 教授与大家探讨了全球化和大数据时代的跨学科教育。人类面临的复杂的社会挑战需要通过工程学、社会学、人文科学等跨学科的教育来解决，综合的研究与教育能够带来可持续的创新。随着全球化的扩张以及信息的急速增长，网络通信系统基础下的大数据挖掘能够帮助人们解决各种问题。MOOCs可以向任何想要学习课程的人在线传递学习内容，可以通过大数据工具来分析小组动态，关注学生个体的优势与劣势，以此来优化配置。
香港城市大学郭琳科教授结合香港工程师学会专业工程师培训和持续专业进修情况，分享了其对于持续专业发展（CPD）的理解，并提出了MOOCs 能否用来支持这样的培训与持续专业进修的问题。他介绍了香港工程师学会以及该学会在持续进修方面开展的工作。在香港，持续专业进修被分成了许多部分，每一个部分都是工程师学会的分会，学会成员会通过参加组织的活动来完成进修。
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副校长卡尔·阿姆雷恩（Carl G. Amrhein）与学校数字化学习事务负责人迈克·卡波纳罗（Mike Carbonaro）共同介绍了在MOOCs影响下加拿大高等教育面临的问题以及他们利用MOOCs进行混合式学习的经验。加拿大在开设MOOCs时遭遇到资金问题，由于国家尚未制定相关政策，因此主要从其他渠道获得投资。阿尔伯塔大学将教学分成了三种模式，面对面教学、网上教学、面对面和网上结合的混合式教学。高校可以将线上和线下的课程元素进行无缝的整合，并融入到课程内容中。
香港大学教育学院王敏红教授认为，全球化和动态经济迫使我们去寻找新的方法来加强自身的竞争优势。在此过程中，如何帮助学习者实现自我导向式的终身学习变得至关重要。包括MOOCs 在内的技术创新为全球参与式的学习与知识共享提供了很多机会，同时也给现有的教育体系带来挑战。从教学内容层面来看，知识具有数量多且分散的特征，不易于学习；从教学形式层面上来看， 许多网络课程仍然处于借助技术来实现传统的教学方法的阶段；从学习者的层面来看，学习者越来越多地要为自己的学习承担责任。为此，我们需要深入研究如何将技术转变为更有效和可持续的学习和知识共享实践。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尚俊杰教授在题为“教育流程再造——MOOCs 与高等教育改革”的报告中提出，MOOCs 确实为高等教育带来巨大机遇，但也有其局限性。高校可以借此契机，结合相关理论与技术，重新梳理教学和管理流程，从而实现教育流程的根本变革。为此，他提出了教育流程再造的若干切入点。首先是教师角色可以再造，MOOCs的规模效益能够使得主讲教师拥有强大的支持团队；其次是课程模式再造，高校可以通过MOOCs开放过去因为各种原因而没能开成或没有开好的课，或是联合其他高校形成教学共同体，分享教学资源，学生的学习和考试方式也会响应；再次是组织机构再造，MOOCs可以实现“非核心”教学的社会化，学校通过让学生在其他学校选修非核心课程，以使自身专注于核心课程建设；最后是管理方式再造，在大数据和学习分析等前沿技术的帮助下，无论是教学还是管理的评价和决策过程都能够得到更好的支持。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贾积有教授介绍了该院教育技术系承办的 2013年“新媒体与学习”暑期学校及相关研究。首先，该暑期学校采用面授加网络在线的混合式学习方式，较大幅度地增加了招生数量 （500多人）；其次，在课程管理系统的支持下，暑期学校对全体学员的考勤、作业、测试和论文情况进行了较为严格的监控，有效地保障了教学质量；再次，小组合作汇报等方式促进了学员的协作学习；最后，同步课程视频直播和在线讨论等方式确保了在线学员与面授学生取得相似的学习体验。对学生测验成绩的分析表明，面授学生和在线学生的以测验成绩为标志的学习效果无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差异。
二、教育全球参与与教育国际化
美国教育委员会（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ACE）专家帕蒂·彼得森（Patti McGill Peterson）指出，目前，美国高等教育界有两个流行词汇：一个是全球化，一个是全球参与。她认为，在全球化过程中，互惠互利是大家都希望看到的结果。只有这样，高等教育才能演变为一个更为宽广的分享平台。同时，利益相关方考虑到自己的利益的同时也考虑到他人的利益是高等教育全球化的最佳精神，做到这一点能够极大地促进各方关系并为全球范围内高等教育质量的提升作出贡献。
韩国科技评估与规划研究院院长朴英爱（Park Young-Ah）在报告中展示并解读了韩国高校在国际化参与中的相关数据，韩国的高等教育在最近的50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在近10年出现了参与国际教育人数的大幅上升。韩国大学也开始进一步吸引更多的海外学生与知名学者。对于海外学生而言，他们需要通过多样化和系统化的项目来适应并融入到韩国的社会与文化中去。韩国高校通过国际合作与交流，开展了一些前沿研究，为韩国高等教育带来了质的飞越。为了参与高等教育的国际化竞争，韩国的大学也将继续与世界一流大学建立合作与战略伙伴关系。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项目专家Molly Lee在报告中提出，国际化概念非常广泛，不一定要跨越国界，课程的设计与实施也可以体现国际化。她与大家分享了马来西亚和澳大利亚的学生流动性研究项目的研究成果，分析了跨国高等教育及其对质量保证和资格认证的影响，介绍了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在质量保证和资格认定方面的工作。
英国高等教育国际化专家乔安娜·纽曼（Joanna Newman）以“英国学生向外流动的策略分析和政策建议”为题做了报告。她指出，不论学术还是社会交流层面，英国大学均欢迎国际学生，外国学生的到来丰富了学生的多样性并促进了他们跨文化意识的发展。但与此同时，英国学生向外流动比例降低。相关研究表明，流动性的障碍主要来自三个方面：意识、经济和语言。对此，不只是英国，美国、德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均在国家层面上部署了促进学生向外流动与增加国际合作交流学生数量的战略。英国政府将与高等教育领域专家进行合作，联合利益相关者实施该战略。纽曼教授描绘了相关行动策略和政策建议，包括加强流动意识、跟踪流动进程、提供外部资金或岗位支持以及建立网络信息通道等方面。
上海市教科院朱兴德教授对“全球参与”进行了解读，他认为，全球参与是高等教育适应全球化社会的新发展，高校要有系统的规划和发展的自信。知识创新和人才培养是高校的核心任务，合作与共享是最主要的路径，开放、公平的生态环境是必要的保障。
澳大利亚西澳大学詹姆斯·韦伦（James Whelan）教授介绍了澳大利亚和中国浙江大学的一个联合研究实验室项目。他指出，合作研究可以被用来实现一些超越研究自身的目标，如可以通过研究生和本科生的教学活动使得教学受益。詹姆斯教授指出，成功合作的建立需要双方高校在不同层面的支持，一旦建立了合作关系，高校也会在不同层面上受益。
巴西圣保罗大学伊丽莎白·罗巴切夫斯基（Elizabeth Balbachevsky）教授探讨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合作中的角色，以及学术合作和国际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多种战略意义。伊丽莎白教授首先分析了学术合作对高校、科学和国际关系等多方面的影响；随后提出了学术合作和国际化对发展中国家学术机构的动态影响，以及国际化合作中知识生产为这些国家在战略性领域带来的优势；最后，她就学术合作与国际化的不同制度设计，以及制度设计与合作目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三、知识共享的创新与实践
加拿大魁北克研究基金会诺曼德·莱柏瑞（Normand Labrie） 教授以“社会和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共享及对社会的贡献”为题进行了报告。他认为，高等教育的任务之一是创造和分享知识，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角度，高等教育的全球参与可以被定位成通过研究和教学，使全球社会受益。通过高等教育开展的知识分享至关重要：首先，分享的知识“是谁的知识”需要人们的关注；其次，知识分享可以由高等教育本身完成；再次，知识分享与知识的传递或流动有关，知识如果能够被社会广泛地了解，那么更有可能会被应用于相关实践。
希腊比雷埃夫斯大学德里特米奥斯·桑普森（Demetrios Sampson） 教授报告的主题是“面向所有人的开放教育数字化系统和服务”。他结合自身的计算机科学背景，提出不同的教研交流之间应该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就像不同的系统需要通过统一的标准来交流数据和信息。他认为，与知识的分享相比，更有趣的应当是分享教育实践的过程。
美国加州圣地亚哥大学萨克生物研究学院-韩国仁川生命科学联合中心Choe Sen-Yon教授在题为“药物发现合作实验室的全球性合作”的报告中，为大家介绍了全球层面知识分享的一个小众模式，他将其称为“合作实验室”。这种模式涉及政府机构和投资者等各利益相关者。他指出，学术界和生物制药学公司的新型全球化合作进入了酝酿阶段，“药物发现合作实验室”（DDC）致力于从商业角度看待全球性的健康和疾病，并设想推动一种高效率的知识共享。DDC会与政府和生物制药机构一同创建生物制药企业的研究基金，为发现这些治疗手段建立公共技术平台。
四、全球高等教育：挑战与应对
韩国首尔国立大学教授申宪澈（Shin Jung-Cheol）做了题为“高等教育系统教学与研究的关系：大众高等化教育的困境”的报告。他认为，随着知识量的扩大和知识面的窄化，将研究中的知识融入到课堂教学的难度增大；与此同时，在大众化教育背景下，学生的学习准备也不足。通过介绍自己对日本、韩国和中国高等教育模式的比较研究，申教授提出了教研之间的矛盾：对于知识的产生而言，教学属于传送型的智力过程，而研究属于发现型的智力过程；在不同国家的高等教育系统中，教学和研究的关系不尽相同。研究发现，这种关系可能会受到学术人员的学科属性、所处的事业阶段的影响而有所不同。比如，研究发现，倾向于应用研究的软学科的资深学者更能够将研究与课堂教学进行整合。
以色列开放大学教授莎拉（Sarah Guri-Rosenblit）提出，在高等教育不断融入全球网络的过程中，存在四个矛盾：第一，高等院校需要在获得国家优先关注与所在地方支持的同时做出改变，以在全球化的高等教育网络中生存，并在二者之间寻求微妙的平衡；第二，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的增加使得针对贫困群体的政策纷纷出台，促进教育公平的同时，各国和世界一流大学为占据优势地位，采取了更多吸引和培养精英人才的手段；第三，各高校之间充满竞争又需要互相合作；第四，一方面，知识产权的相关规定更加严格，另一方面，开源运动的兴起推动了学术与教学资源的传播，这作为一项公益事业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发展。
来自韩国成均馆大学的教授Kim Inchul 结合芝加哥大学贝克尔（Becker）教授的家庭经济理论分析了韩国长期基准生育率走向。基准生育率即社会所期望达到的或普遍认可的生育率水平。根据该理论，已婚夫妇希望得到最适宜的人生消费收益、子女数和子女受教育程度，并通过人生效用最大化来给予其子女最适宜的付出。贝克尔教授认为，许多家庭结构变化来自于收入和物价的变化。例如，如果一个家庭的花销预算因为工资增长而提高，夫妇双方可能会因此而生育更多的子女，就会导致妇女生育率的上升。然而，如果女性的工资增加，她的时间所承载的价值就会相应增加。因此，她可能希望减少孕育子女所需的时间，降低对子女的需求。在此理论基础上，Kim Inchul对韩国的基准生育率进行了分析。在回顾了韩国以往的生育情况的历史数据后，结合韩国妇女时间价值不断升高的实际情况，对未来 5～10 年基准生育率的标准进行了预测。
挪威应用科学大学学习中心主任赫尔吉（Helge Hoivik）教授在会上提出，由于沟通交流形式的改变，在此基础上建构起来的教育机构的组织逻辑也需要发生改变。媒体的展现形式再造了学习的过程，我们面临的挑战就是采取何种方式表现我们的学习内容。在教育领域，目前人们重点关注的是大规模网络开放课程带来的改变。赫尔吉教授与我们分享了实验室的工作经验，并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大学的教学内容可以免费获得，那么为什么人们还要花钱到大学学习？由此，他引出了教学质量的问题。他提出，可以通过加强认证的方式让学生在为在线课程付学费的同时获得相应的回报。
来自南非夸祖鲁纳塔尔大学的坦弗拉（Damtew Teferra）教授与大家分享了非洲高等教育现状。他指出了非洲高等教育所面临的问题，如入学率、资金、教育平等，介绍了非洲各国的筹资模式与入学率等信息。在研究方面，非洲缺乏来自外国的资金和资助，同时也存在研究团队缺乏新鲜血液的问题，人才外流对于整个社会发展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负面因素。
老挝亚洲研究中心Bouadam Sengkhamk-houtlavong 教授在题为“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教育部门的行动研究：为政策和实践提供的经验和启示”的报告中，向大家介绍了老挝的教育改革和教育行动研究，并结合全球化趋势分析行动研究如何从政策走向实践。在这次老挝教育改革的研究中，行动研究的开展并非基于老挝的实际情况，而是被当成是全球化趋势的一个部分被引入，从而被简化成了一种技术理性和基于先前经验的实践。
五、小结
在11月3日的圆桌会议上，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阎凤桥教授介绍了十年来北京论坛教育分论坛的发展历程。他指出，北京大学教育学院致力于教学和科研的创新，在科研上更加重视宏观层面的问题。随着北京大学的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教育学院也会尽力使每名学生都能得到赴海外学习或者参加国际学术活动的机会。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尚俊杰教授介绍了教育技术学系的历史、发展现状与发展方向。北京大学现代教育技术中心副主任赵国栋教授介绍了在北京大学信息通信技术与教学和科研富有成效的整合。他演示了课程管理系统“北大在线”，以及为成人教育开发的交互性极强的课程网站，引起了与会专家的极大兴趣。最后，北京大学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主任马万华教授与大家分享了与系内、校内管理部门合作进行科研和教学的成功经验，以及多年进行网上远程教学的经验，并对MOOCs 时代高等教育的全球参与和知识分享进行了深层次的分析。
自2004年北京论坛首次举办以来，其教育分论坛为知识共享、观点碰撞与教育交流提供了高端的平台。在2013年高等教育的全球参与和知识共享分论坛上，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回顾高等教育所走过的历程，聚焦信息技术大发展带来的挑战，寻求在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下教育的共同发展之道，展望了未来高等教育的前景。
编辑 王俊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