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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教育供给侧改革重要推手的开放大学建设，必须立足于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办学定位，确立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育发展观念，凭借终身教育体系顶层设计和开放大学特色制度建设，有效开展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颠覆性创新和协作开放跨界的“互联网+”集成性创新，突破综合学习平台、新型大学组织和开放教育合作体系建设、以及高信息素养教师培养三大瓶颈，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和教育服务模式，才能建成真正适切每个人学习、发展的新型大学。
[关键词]终身教育;开放大学建设;供给侧改革;颠覆性创新;“互联网+”
[中图分类号]G724.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56（2019）06-0011-12
“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发展新成果”，将“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创新教育教学模式，为社会成员提供更加灵活便捷公平开放的学习方式和多层次多样化的教育服务，无疑是广播电视大学转型和开放大学建设的逻辑起点和重要抓手，教育部于2012年1月印发的《关于办好开放大学的意见》[1]（以下简称《意见》）对此作了强调。此后不久，国务院于2015年7月印发了《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2]（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将“互联网+ 教育”作为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方向、支撑与路径。毫无疑问，“互联网+教育”同样是推动广播电视大学转型和建设开放大学的重要策略。
然而，在开放大学建设的实践中，对于如何将“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特别是“在广播电视大学基础上建设现代开放大学”[3]，情况更显复杂。由于顶层制度和相关政策不完善，加上传统思维惯性和垄断利益的驱使，开放大学建设中出现了所谓“互联网移民”与“互联网原住民”之分歧，以及“老城改造”与“新城建设”之博弈。前者之分歧，在于所谓“互联网移民”只是将互联网用到教育上来，教育模式还是传统的，属于一种效率导向的“互联网+”教育模式，只是利用互联网来提高教育的规模效应。所谓“互联网原住民”则从互联网的本质和规律来认识和变革教育，旨在创新和创造新的教育模式，是一种“互联网+”教育模式的范式转移[4]。而后者之博弈，要而言之就是，由于体制、权益和目标取向不同，再加上一些广播电视大学面临“生存”压力，使得有的开放大学建设最终转成“高职建设”，即新建一所高职来“拯救”遭遇招生和财政拨款双重瓶颈制约的广播电视大学;有的开放大学建设虽然推进力度较大，但其目标取向却像是“大网院”建设，即“新城建设”与“老城改造”（广播电视大学转型）没有太大关系。问题还在于，这些“高职建设”或“新城建设”仍是“穿新鞋走老路”，未能在教育教学模式和办学体制机制改革上有新的突破，重新回到了“互联网移民”的窠臼中。
若从2010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开展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的通知》[5]算起，开放大学试点已有9年时间，教育部印发《意见》至今也近4年。虽然有学者认为，开放大学试点工作“已经取得了重要的进展”[4]，但也有学者尖锐地指出：“开放大学虽然具有开放之名，但就目前的体制机制来看，仍属传统教育的范畴。”[6]在庆贺广播电视大学成立40周年和前瞻开放大学建设之际，很有必要回到“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逻辑起点，回到上述文件的政策基点，从供给侧改革的全局角度、以“互联网+”思维对广播电视大学转型和开放大学建设进行再思考。
一、广播电视大学转型与开放大学建设：教育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推手
广播电视大学转型和开放大学建设，从一开始就是被嵌入在教育供给侧改革和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入融合的核心环节来展开的。用《意见》的话来说就是：“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发展新成果，聚集优质教育资源，丰富教育教学手段，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探索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征的开放大学办学模式，满足全民学习、终身学习需要，建设学习型社会。”由此进一步深究不难发现，广播电视大学转型和开放大学建设的目的不只限于建成一所“新型大学”，更在于要让这所新型大学在终身教育体系建设中发挥枢纽作用，成为大规模个性化开放教育生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基于这一办学定位，通过“互联网+”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办学组织与开放教育合作体系创新、教学服务模式与制度创新等三个层面的创新，开放大学建设才能从教育供给侧发力，盘活既有教育存量资源、激发全要素教育生产力，促进现阶段教育改革、教育公平和教育创新这三大核心任务的完成（如图1）。
（一）开放大学建设有利于促进高等教育结构性调整和质量提升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高校扩招后，高等教育改革主要是在需求侧发力。早在2009年，已经连续十年快速增长的全国高考报名人数就开始发生逆转，当年报名人数1020万人，比2008年减少30万人，2010年在此基础上再减少74万人[7]。2014年，我国高校在校生规模已达到3559万人，高居世界第一，此后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8]，表现为人才供给结构性过剩。一方面，重点高校毕业生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对精英人才的需求，高职院校毕业生也不能满足社会对大规模职业技能人才的需求;另一方面，处于上述两端之中的应用型高校的人才培养趋同且过剩，形成“上下小”和“中间大”的人才供给结构性失衡[9]。鉴于人们无法准确预测未来几十年经济科技发展和劳动力市场的具体要求[10]，因而化解上述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与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之间的关联性断裂的一个重要选项，就是通过开放大学建设来促进整个高等教育结构调整，以高等学校办学多样化来适应经济社会对人才需求的多样化。
广播电视大学转型和开放大学建设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作为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推手应时而生的，即以技术推动作为教育供给侧创新要素，通过结构优化、质量提升和制度创新來推动教育变革。为此，《意见》特别对开放大学赋予了“跨类教育”的职能——不仅要“更新理念，加快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与远程开放教育有机结合”，而且要求开放大学“广泛开展职工教育、社区教育、老年教育、新型农民教育和各类培训”“满足不同类型不同层次学习需要”。刘延东同志强调，开放大学建设要“面向人人，实现校园教育向社会教育延伸，实行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并重，通过学分积累和转换等方式建立与普通高校有效对接的‘立交桥’”[3]。可见，按照国家的战略部署，应当通过广播电视大学转型和开放大学建设来有效促进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结构性调整，而不是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