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教育技术是一项解决教育问题的系统技术，可用于推动教育、教学的各个层面上的改革。但二十多年来，由于认识受限，定位不当，我国这一领域的工作偏重于硬件设施建设与服务、教育媒体制作、教学方法改革等方面，且这些活动大部分在战术层面上开展，教育技术没有发挥更大的作用。当前，我们应关注在战略层面上实施教育技术，追求“效果、效率和效益”，即教育绩效，这是我国穷国办大教育的国情所要求的。战略优先，战术配合，战略战术互动，促进教育整体改革，落实科学发展观，这应成为信息化进程中我国教育技术高起点新发展的指导思想，成为我国教育技术学科知识体系构建研究的基本思路。用教育技术引领教育改革，在宏观层面上应重视需要的评估和系统规划，确保“做对的事情”；在中观层面上要推广教学系统设计，在微观层面上要加强对研究成果的运用，确保“把事情做对”。目前我国教育技术界电教人员或计算机科学人员的工作仅是教育技术的一个组成部分，教育技术也是各级教育管理者和广大教师的共同事业。
【关键词】教育技术，作用定位，教育改革
【中图分类号】G40-057【文献标识码】C 【论文编号】1009—8097（2007）07—0005—07
如果我们认可教育技术是一类有特定目的、形成一定规模和系统、对教育事业发展有一定影响的活动，那么讨论教育技术的定位可以围绕四个基本方面展开，即：教育技术的目的、本质、范围和作用。我在本刊2006年第2期上发表了《教育技术是一项解决教育问题的系统技术----论我国教育技术的定位（一） 》，对教育技术的目的、本质和范围三个方面谈了自己的观点[1]。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讨论教育技术的作用的正确定位。
一、教育技术作用的定位是二维的
我认为：教育技术能发挥什么作用，即对我国教育事业能产生什么影响，涉及三个方面：
一是我们推动教育、教学改革的能力。我们要努力开展本领域的研究和借鉴其他学科的成果，为教育、教学和培训提供更多的促进学习的手段（资源和过程），例如；更丰富的教学（培训）设计理论与方法、有效的在线学习支持系统等。教育技术自身的发展，尤其是学科的发展，是教育技术能发挥作用、产生应有影响的基础。
二是教育技术服务的范围。教育技术要对教育事业产生大的影响，就要扩大其服务对象的范围，例如：为更多学科、更多教师服务。据悉，教育部高等学校有关科类教学指导委员会一般都是以一级学科为依据而设立的，而专门为教育技术学二级学科建立一个教学指导委员会，其目的就是希望教育技术发挥为各学科服务的功能。我国教育技术界一般认为（章伟民，2006年）[2]：教育技术可以作用于从幼儿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各个层次的教育；可以作用于从普通学历教育到职业技术教育的不同类型的教育；可以作用于从专业课程教学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各个方面的教育。这一作用论指出了教育技术影响的面将是广泛的，作用的对象包括各级各类的教育。
三是教育技术影响教育、教学决策的层面。在一个教育组织中，教育、教学活动是在不同层面上展开的，例如：高校教育中，我们要对一个专业的课程设置进行整体规划，对每门课进行教学设计，提出课堂教学质量标准等。如仅仅要求教师上课时使用多媒体，而不关心其教学目标、内容、方法与评价，那么，这只是在教学实施的层面上影响教师的教学行为。如帮助教师将信息技术与课程教学科学地整合起来，那我们就可能在课程的教学设计层面上影响教学决策了。如我们研究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参与课程设置，那就在规划层面的教育、教学决策中发挥作用。我认为：教育技术工作者“干预”教育改革的层面越高，教育技术的影响就越大。
上述三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鉴此考虑，我提出一个为教育技术作用定位的理论框架（图1），用以说明：教育技术作用的定位是二维的，从而为研究教育技术现状、制定教育技术发展对策提供了新的思路。
上述三个方面中，关于教育技术自身发展和扩大对象范围这两点，我相信学术界是有共识的，本文不再展开讨论。但教育技术工作者应在哪个（些）层面上影响教育、教学的决策？这个涉及教育技术定位的重大理论课题却是本领域研究的一个盲点。在这个问题上形成共识，有利于在高起点上发展我国的教育技术，有利于正确构建我国教育技术学科知识体系。
为便于讨论，我使用战术和战略的概念来说明教育技术实施的层面。战术指解决局部问题的原则和方法，战略指决定全局的计划与策略。教育技术的研究与实践可以是战术层面的，例如：关于教学讯息设计A方案与B方案的传播效果比较的研究，多媒体教室的建设与管理，一门课程的教学设计与媒体制作等。教育技术的研究与实践也可以是战略层面的，例如：基于教育系统方法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学校网络学院专业点的规划等。当然战术与战略两个层面的划分也是相对的。
二、战术层面的教育技术作用有限
回顾我国二十多年来教育技术（电化教育）的发展，可以看到一个事实：各级教育技术人员较多关注的是战术层面的课题，他们的作用大都局限于教学辅助方面，较好的在课件制作和课堂教学设计中得到体现。客观地说，在大多数学校中，教育技术中心（电教室等）都是教辅部门，教育技术仅在较低层面的教学实施活动中发挥一些作用，而且往往是对教师课堂教学的一些补充或技术支持。教育技术界以外的人大多从战术层面来认识教育技术。
战术层面的教育技术作用有限。上世纪80年代初，当我国电教事业重新起步时，许多人坚信：“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是教育手段现代化”。而当他们深入教育、教学实际时，却遇到了大量始料未及的困难，例如：教师搞电教而增加工作量，但相应的激励措施却跟不上；评定专业技术职称时，电教教材成果的学术价值常被认为不如论文专著的高；在中小学“应试教育”中试图推行新的教育观念的电教研究事倍功半……诸如此类问题目前仍然存在，不必讳言。于是，电教界大声呼吁：“搞好电教的关键在于领导”，迫切希望领导加强管理，推进整体改革。传统的电化教育研究的是战术，构思的电教措施仅为解决复杂的教育问题提供一种局部的方案，藉此难以达到本身目的。近年来，在信息化进程中，教育技术似乎在重蹈覆辙。许多学校重视在硬件设施方面投入，但相应的教学改革却步履维艰。由于硬件设备有使用年限，未能有效利用，已经造成了巨大浪费。仅仅关注局部改进的研究与实践有悖于教育技术的价值观。
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其中，把教育技术定位于“媒体的运用”的观点起了重要的导向作用，认识限制了教育技术作用的发挥。我曾在很多场合指出：当前教育技术工作者在战术层面的研究和实践虽然是重要的，但对我国教育改革的影响不大，不是教育技术的全部。作为一项解决教育问题的系统技术，教育技术还要在更高层面的教育、教学决策（如需求分析、教育规划、课程设置等）中发挥作用，用科学发展观引领教育改革，追求教育的和谐发展。对此，许多同行不甚理解，认为这是教育行政部门处理的问题；也有人认为这脱离国情，根本不可能。曾有一位教育学专业背景的教师批评我的讲法越位：“教育技术就应定位在媒体技术的应用方面！”
长期以来，国内外教育技术界都有一种理念，即：每一种新媒体的问世都会引起教育改革。于是，“我有了工具（媒体），如何把工具（媒体）用好？”便成为一种思维定势。电化教育的基本特征就是“使用电教媒体来开展教育、教学活动”。于是便有了“电化教室”、“电教教材”、“电教课”等说法。为了“用好电教媒体”，人们在心理学、学习理论、传播学、教育学、教学论等学科领域中努力寻求相关的知识基础。这种思维定势使人困惑的是：一堂课上用几幅投影、用几张幻灯算“电化”教学？于是学术界又提出了“电教媒体与传统教学手段适当结合”的论点。由于媒体是教学的手段，所以自上世纪70年代后期电教工作重新起步后，我们始终自觉地把自己置于支持教学的辅助地位。
有一句名言：“人们建造了房子，然后房子又塑造了人们。”长期以来，我们以媒体为中心开展实践与研究，给教育界内外的人们的脑里留下一种形象：这就是教育技术。而这一思维定势反过耒又制约我们的行为和绩效。随着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人们的兴趣从“电化”教育转移到“信息化”教育，提出了“多媒体教室”、“多媒体课件”、“信息化教学设计”等新概念，研究的重点移到了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领域。和当年的电化教育一样，许多人从硬件技术的角度考虑这种“整合”。从“电化”教育到“信息化”教育，媒体在变，但人们的思维模式却没有改变。
三、教育技术要在战略层面上发挥作用
战术层面的实践与研究反映了我国教育技术的现状。发展我国教育技术，今后还应重视战略层面的实施，以形成激励创新机制，为战术层面的改革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同时，进一步做好战术层面的具体工作，将战略落到实处。
我在这方面有一定的实践和体会。上海外国语大学经过许多年的筹备，于1997年增设了广告学专业，并于1998年9月正式招生。如何在原有的教学资源的基础上，构建一个适应新世纪发展需要的全新的广告学专业，是学校要求我们急需研究与解决的一个重要教学改革课题。当时，我作为教育技术工作者承担了这项专业建设的主要职责。我运用需要分析（needs analysis）的基本原理与方法来开发广告学专业的课程体系，开展了一项战略层面的应用研究（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与教育技术无关的事）。在需要分析的过程中，我综合使用四种调查研究方法来确定广告学专业的培养目标和毕业生的素质与能力指标，为专业的课程设置提供了基本依据，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导入—功能—综合”三个层次的课程顺序模型，教学计划由此产生。该项研究将广告学专业课程建设置于社会环境的大系统中加以考虑，解决了该专业“为什么教学、教学什么和如何开展教学”的三大基本问题，满足了该专业实施教学的实际需要，也使第二阶段的教程开发与教学设计（Course Development and Instructional Design）明确了方向（图2）。
基于需要分析的广告学专业课程体系的实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也得到了上海市教育评估院组织的有关专家的高度评价。他们在上海市教委组织的高校新专业检查中，认为本专业“定位准确，建设规划合理，符合时代发展要求……课程设置有总体思路……能适应社会需求……”。我们的相关论文在广告学权威刊物上发表后，也引起广告学专家的高度重视，他们希望其他高校也开展这类应用研究。我的体会是，在专业建设中，用战略统领课程建设，能为战术层面的技术整合确定方向，战术层面的各项努力可望获得增效效应。
为什么强调教育技术要在更高层面的教育、教学决策中发挥作用？这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论证：
首先，教育技术的目的要求我们这样做。
尽管加强基础研究有利于推进学科建设，但是教育技术毕竟是应用研究的领域，目的是解决教育问题。本学科的基础研究可以单独进行，例如：我们通过开展独立的实验来探寻某些因果关系（如讲授过程中使用嵌入式问题对学生记忆的影响，使用不同导航策略对学习效率的影响等）。但是解决现实教育、教学问题的应用研究或实践必须综合考虑各方面的相关因素。教学系统设计的过程就是这种思想的具体实践，它要求教师要有可施教的水平，教材要有可传授的顺序结构，学生要有可接受的能力，媒体要与内容、方法和形式相适宜等。只有这样，新的教学观念、好的教学内容、信息技术等才能相互促进，相互补充，取得教学系统的整体效应。相对传统的电化教学而言，开展教学设计其实就是在更高层面上影响教学的决策。
教学设计仅仅是针对教学性质问题的单一改革措施。教育质量出现问题，原因往往是多方面的。当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水平、教育观念、师资队伍、教学管理、学习风气等，都可能是影响教育质量的因素。教育技术强调运用需要分析的方法来揭示差距，剖析原因，针对不同原因采取不同的对策，进行配套改革。例如：加强精品课程建设，除投入必要的经费以外，同时要组织教学设计专家和媒体编制专家参加，加强多媒体设备的建设，开展相应的师资培训，在管理上要推出有利于教学改革的政策等。教育技术要达到自身目的，必须研究教育的整体改革，而整体改革就离不开战略决策，这是顺理成章的事。
在战略层面上影响教育决策，还意味着我们把自己的研究和实践看作教育组织或社会环境的大系统改革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既考虑环境对自身的影响，也考虑自己的革新对其他方方面面的影响及后果。我们高度关注：今天一个问题的解决，是否可能成为明天更多新问题产生的根源？是否会为今后教育活动的开展埋下隐患？系统思考是教育技术工作者社会责任感的体现。
第二，强调教育技术在战略层面上发挥作用，是因为规则决定行为和绩效。
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们曾努力用各种方式帮助教师学习操作电教设备，但收效甚微，有个别教师甚至觉得学习电教技能有失身份。现在聘任教师职务，计算机应用能力是必备资格之一，广大教师于是高度重视信息技术方面的培训。如一旦有关政策规定，教师晋升专业技术职称必须考核教学设计的能力、实绩与科研成果，那么，我们推行教学设计就容易得多了。电教界的前辈们对当年推行电教的种种困难应是记忆犹新的，但那时我国的电视大学、电视师范学院等为何办得比较成功，“电教”成绩斐然？他们在办学模式上以行政力量规定使用电视广播作为传递教学的媒体，使它们成为整个系统必须依靠、须臾不可离的要素。这样，所有教学管理体制均与远距离传媒的运用相适应。在这种教学模式中，难道还能不用“电教”？这是管理体制对教育技术的制约作用，借用海涅克（R. Heinich）教授的一句话，即“改变规则，行为（或绩效）随之改变”（1985, p.12）[3]。
规则与行为和绩效的关系说明，教育技术需要激励机制，需要创新环境。教育技术要达到目的，必须参与“规则”的制订。若我们不关注教育整体改革，而仅仅从传统的电教观出发，埋头于战术研究，那么，我们构思的改革措施即使再完美，也仅是为解决复杂教育问题提供一些“零碎的、局部的”方案，如缺乏创新环境，就无法发挥作用。在一个片面用升学率衡量学校甚至教师个人工作业绩，强调应试教育的教学环境中，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设计的价值观与作法行得通吗？基于网络的“校校通”的教学资源共享可能吗？研究美国教育改革多年的赖格鲁斯（C. M. Reigeluth）教授曾分析道：“正如适合农业社会的单间校舍已被证明不适应工业社会那样，我们目前的体制正证明不适应信息社会。而目前问题的核心是我们教育体制的根本结构……”（转引自Heinich, et al, 1999, p.344）[4]。
第三，信息技术的发展呼唤教育整体改革。
常规的电教媒体，如幻灯、投影、录音、录像（插播类节目）等可以提高教师授课的效果与效率，但不改变课堂教学中教师中心的模式。为教师服务的电教人员处于辅助地位。教师是否用电教，取决于管理体制或个人的积极性。以后，电视、录像、计算机、交互式录像等新技术运用于教学过程，它们在设计编制时，更多地融合了教学目标、学习内容，适应学生特点的教学策略等要素。于是教育技术人员参与课程设计与编制，他们的作用就不限于辅助教师，而是参与对教学过程的管理了。当这些媒体能向学生提供完整的课程时（如远程学习课程），课堂教师的作用也相应改变了。从理论上讲，通过计算机网络将教师和学生联系起来，利用计算机通信技术和多媒体技术进行多向交流的网络教学能使教学更加灵活，提供大量在线资源，实现学习资源的共享，促进学习的个别化和教育的国际化。但要做到这样，整个教育系统要有相应的改革。教育系统的各要素是相互影响的，在教学环境中引入互联网，影响的不只是教学的传递和接收，还会引起教育系统中其他要素（如教师的作用、图书馆的功能等）的变化。据研究，在国外企业推行E-learning，除了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确保网络通畅、建立学习网站和学习管理系统、提供必要的工具和辅导以外，还要营造一种以人为本的组织文化，建立公平、公开的激励机制，鼓励知识的获取、交流和分享，创造利于员工发挥创造力的条件等。总之，将信息技术运用于教育、教学，犹如给飞机换上新型引擎，为铁路提速引入动车组。
教育媒体的发展是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到了向质变飞跃的极限，必然要求教育模式和管理体制与之相适应。这种情况下，我们要么研究教育系统的整体改革；要么维持原状，限制媒体潜在功能的释放。后者必然会造成巨大浪费，事实已证明了这一点。信息技术的发展将影响各级各类教育，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我们要把信息技术作为“催化剂”，推动教育组织的结构和战略作相应的改革，如重新定位培养目标、改进课程设置、创建自主学习环境等。战略层面的教育技术为信息技术作用的发挥提供了合适的环境。
四、用教育技术引领教育改革
教育技术对我国教育事业产生的影响应该表现为引领教育改革。这是教育技术作用的正确定位。基于教育系统观，我们的愿景是教育组织的高绩效；我们的使命是引导、带领各级各类教育管理者、学科教师和媒体技术工作者“做对的事情”（do the right job），“把事情做对”（do the job right）（Peter Drucker，1973）[5]。
如图3所示，解决教育质量问题可从多个层面上着手。战术层面（即第一、二层面）的研究与实践固然重要，但战略层面（即第三、四层面）的研究与实践是决定方向的，能确保战术层面上“做对的事情”。高屋建瓴，用战略统领战术，才能取得“整体大于部分简单相加之和”的增效效应，实现教育的和谐发展。
2003年我曾就此问题与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教育技术学教授考夫曼（R. Kaufman）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他认为：教育组织是实现社会目标的手段，我们应首先关心一个学校培养的人才能为社会做什么贡献。他提出了下列思路：
（1）不安于现状，要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求作为参照系，来改进教育组织的绩效；
（2）把注意力集中在结果上、而非手段上；
（3）将大系统规划（Mega planning）、宏观规划和微观计划有机联系起来，使之保持一致（图4）；
（4）用理想的愿景（即：教育组织要为社会做怎样的贡献？）作为计划、行动和评价的基础；
（5）为教育组织各个层面制定明确的目标，使各级人员明确努力方向和评价依据；
（6）把“需要”理解为“目标”和“现状”之间存在的差距。[6]
考夫曼的思想对我国教育技术工作者发挥引领教育改革作用有很好的借鉴意义。据我所知，教育技术在这方面已有了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包括如何找出差距、剖析原因，如何评估解决问题的经济性、现实性和可行性等），例如：教学系统设计中的“需要的分析（needs analysis）”、绩效技术中的“绩效分析（performance analysis）”等就是落实这一思想的具体操作程序。我们现在缺少的不是知识基础和技术，而是认识。
在战术层面上，我们拥有许多改进教育、教学质量的资源和方法，如教学系统设计、讯息设计原理、媒体编制技术等，它们能帮助我们“把事情做对”，即做出效率。我几年前从事教学管理时，曾将体现加涅的九个教学事项的教学设计要点印在教师备课笔记纸上，引导教师把教学活动建立在科学基础上，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同行们对这些较熟悉，而且积累了不少经验，本文不再展开讨论。
如何用教育技术引领教育改革是一个有待长期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本文仅是提出问题并阐述个人观点。我认为：在一个真正高绩效的教育组织中，教育技术专家应配合领导自上而下地进行战略性组织设计，然后再从最基本的步骤入手，由下而上地研究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媒体编制等细节问题。据此，我的基本观点是：用教育技术引领教育改革，要坚持战略优先，战术配合，战略战术互动，促进教育整体改革。这是在教育领域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教育技术不等于计算机多媒体和网络技术的使用，其核心是分析、应用和评价等，这些工作需要能力、勇气、决心和精力，是一番艰巨的事业。
五、培养教育技术管理专家
有人不同意上述观点，认为战略层面的考虑是教育管理和高层领导的事！
我们不能把学科建设与从业人员的具体工作混为一谈。用教育技术领引教育改革不等于教育技术（电教）中心的工作者都承担领导职责。坚持教育整体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本领域的研究和实践人员在面临教育质量问题时是如何思孝、如何决策、如何行动的。库恩（Thomas Kuhn）在《科技革命的结构》（1970年英文第2版）中提出：科学技术的进步主要不是以积累的方式取得的，而是由革命性的变革和全新的观念所导致的，这种变革和观念称为范式（Paradigm）。我们应使高屋建瓴的整体改革观成为学科的基本特征，成为教育领域落实科学发展观、追求教育和谐发展的一种范式。教育技术学作为一个知识体系，应对各级教育机构的领导和管理者产生影响。教育技术不仅仅是教师和媒体工作者的事业，它也是各级教育管理者的事业，尤其是校长、教务长、系主任和学科带头人的事业！从事具体媒体工作的人如能确切把握学科的这一内涵，就能将自己的本职工作与教育整体改革的大目标联系起来，从而也找到自己的专业归属。只要想一想管理学与具体管理工作的关系，就不难理解这一点。
当然，为了实现教育技术的目的，我们也需要培养自己的管理专家！
我们可以运用系统分析技术来剖析产生教育问题的诸多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但接下来，教育技术人员是否将承担所有的配套改革工作呢？显然不可能，否则教育技术领域变得“无穷大”，教育技术人员就要“包打天下”了。仅就信息技术而言，它的发展日新月异，有太多的硬、软件知识和技能要学，教育技术人员都能胜任吗？教育整体改革毕竟需要多方面的人员相互配合、共同努力。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呢？这里便提出了教育技术管理的问题。
我认为，教育技术专业应由两类人员组成：一类是高层次的教育技术管理专家，其职责是对教育质量问题作系统分析，规划整体改革方案，为教育机构的领导提供决策依据；教育改革一旦进入实施阶段，他们就是教育系统工程的指挥者，对实施过程进行监控。另一类是具体改革措施的设计、开发与实施者，包括教学设计、影视编导、教材制作、信息管理等方面的专家，他们根据宏观规划的需要，承担教育系统工程的具体项目。两者关系犹如一场战役中集团军指挥与各技术兵种、后勤部队。目前，由于体制的限制，大部分教育技术人员仅仅起到了具体改革措施的设计、开发与实施者的作用。教育技术学科性质要求培养教育技术管理专家。引领教育改革，我们既需要工具之才，也需要治国之才。
参考文献
[1] 张祖忻：《教育技术是一项解决教育问题的系统技术----论我国教育技术的定位（一）》，《现代教育技术》，第16卷，2006年第2 期，第5-10页。
[2] 章伟民：《教育技术学的若干基本理论问题》，马和民主编：《全球ET资讯----2006》，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12页。
[3] Heinich, R.(1985) Instructional Technology and the Structure of Education.Educ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Technology Journal, 1985, No.1,Vol. 33.
[4] Heinich, R. et al.(1999).Instructional Media and Technologies for Learning.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
[5] Drucker, Peter (1973). Management: Tasks, Responsibilities, Practices.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6] Kaufman, Roger A. (2000). MegaPlanning: Practical Tools for Organizational Success. Newberry Park, CA: Sage.
To Lead Educational Reform with Educational Technology
Zhang Zuxin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83
Abstract：Educational technology, as a systems approach to solving educational problems, can be applied to reforming education on various levels. For the past two decades, however, most of the practices and researches in the field have been focused on facility development, media service, educational media production, and instructional methods. As most of these activities have been carried on the tactic levels, educational technology has played a limited role in developing education in China. At present,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implementing educational technology on strategic levels, so as to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educational organizations. Giving priority to strategic planning, developing tactics based on the strategy, and bringing about systemic changes in education should be the guideline for developing educational technology in China in the information age. To lead educational reform with educational technology means that, on macro levels, importance should be attached to strategic planning to ensure that “we do the right job”, and that, on micro levels, we should adopt instructional system design in instruction and base our practice on research findings to ensure that “we do the job right”. Educational technology is more than what we do at present in the field. Administrators on various levels of education and teachers are, in a sense, all practitioners in this field.
Keywords：Educational Technology,Role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Educational Refo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