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制作不能满足于“像打仗”，而应该“就是打仗”，要注重细节，尊重历史。
读著名导演李安的一段话，很有感触。这是5月初在台北的一次活动中，他回答关于内地电影的提问时说的：“大陆最大的优势是市场好，可以跟好莱坞抗衡，最近有很多卖座电影，这是好事。但大陆还没有很好的片子，观众品位还需慢慢培养。”观众品位确实是个问题。比如十几年前“小燕子”满天飞那会儿，正读大学的我就和同学争论过：这到底是不是一部好的影视剧？同学的看法是：“观众这么喜欢，当然好了。”我以为不然：“毕竟观众喜欢的，和观众需要的，未必是一回事儿。”不过李安这段话中，更值得注意的毋宁是背后的问题：大陆诚然没有很好的片子，但是究竟何以至此呢？
这个问题当然可以从多方面来解答。我正好看到几则相关的材料，或许有助于从一个侧面来了解为什么内地总缺乏好的影视作品。我们都知道，日本名导演黑泽明拍过一部片子叫《七武士》。当年他指示桥本忍来写剧本的第一稿。为此东宝企划部给配了三名调查人员（通常只有一名）。桥本让他们调查文献，采访历史学者和时代小说家。最终却发现，无论如何也不知道武士的生活细节；甚至连下级武士在江户时代初期吃不吃午饭，也是怎么调查都无法确定。桥本说：“如果在电影里让主人公吃了午饭，后来历史学者却来抱怨说，这个时代下级武士还不吃午饭，那它就不成‘真正的时代剧’了。所以根据我的判断而放弃了。”可见其作为编剧之严谨，因此也难怪后来拍出的片子为人们所喜欢。
其实，我们的一些电影人也曾经是很严谨的。比如，1951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南征北战》就是如此。当时包括粟裕将军在内的一些首长十分关心电影的摄制，要求当年参加华东战场作战的24军派出军事顾问组前往协助拍摄。据亲历者回忆，和现在的影视作品不同，当时的电影追求的不是“像打仗”，而完完全全“就是打仗”。当时摄制组动用了一个团的解放军参加拍摄，所有的阵地设置都有顾问组的帮助。如何排队形进攻、以什么样的姿势发起冲锋，这些都是24军派去的人教的。包括张瑞芳冲锋的各种动作也是他们教的。所以，即便到今天，《南征北战》也仍然很耐看。
但是，建国初期“一边倒”，什么都学苏联，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包括影视在内的各方面工作。1950年9月，《人民日报》登载刘白羽采访《攻克柏林》的作者巴甫连柯与导演者齐乌列里的文章。据巴甫连柯说，电影中斯大林在攻克柏林翌日，从飞机降临柏林，实际上这是一个月以后的事儿，“然而不合事实的描写引起观众莫大愉快和艺术的真实感”。另据介绍，《宣誓》片中“也是作者幻想的很多，但比真事更有真实性”。巴甫连柯说他并没有真正到过柏林，但搜集了所有这一段历史的文件，还参考了所有这一段历史的党的决议和斯大林与农妇谈话的记录。在当时的时代氛围中，这些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介绍，显然亦会影响到中国的文艺工作者。
孙犁的《风云初记》就是如此。在老作家王林看来，第一集的开头写得很有气势，但愈往后愈松；第二集则可以说是一章一章地凑了。尽管也不乏很有诗意的片段，但总的计划看不出来。而且孙犁自己也说是想一段写一段。但更关键的是“故意违背历史事迹的写法”。王林记得，1938年3月间台儿庄会战期间，冀中八路军尚出兵配合，而孙犁却将拆城破路写在此时，显然“与史实不同，与史实空气不配合”。孙犁才写了抗战第一年，整个企图尚未写出，虽不应过早批评，“但违反历史真实的写法”，王林仍然觉得很别扭。当年受这种所谓“合理想象”影响的不仅是作家，也包括一些影视作品创作者。上世纪80年代以后，尤其最近这些年，一些影视作品刚想摆脱政治因素的干预，又在资本力量的冲击或者诱惑下戏说不断，甚至手撕鬼子，神乎其神，背离了最基本的生活真实与历史真实。这显然是要不得的。所以，仅仅满足于“像打仗”是拍不出好片子的。看看桥本怎样注重武士是否吃午饭等历史细节，再想想老一辈电影人怎样以“就是打仗”来认真严谨要求，就不难明白可能的出路在哪里。
（作者为沈阳大学文化传媒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