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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我国东、中、西部的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变动都具有明显的非平衡特征，地方政府在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以及第三产业上的投资增速也具有非平衡特征。同时，我国城乡居民在农业产品、制造业产品和服务业产品上的消费支出增长也表现出明显的非平衡特征。城乡居民消费的非平衡增长以及地方政府在三次产业间的非平衡投资对我国东、中、西部的三次产业结构变动具有非常显著的影响。
关键词：居民消费 政府规模 非平衡增长
背景及现状分析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长期的高速增长，年均增长率达到9.86%。但是在不同地域之间（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却呈现出明显的非平衡特征。1979-2013年，东部地区实际GDP年均增长率达到11.56%，排在三个地区首位。西部地区位居第二，实际GDP年均增长率为10.49%。中部地区的实际GDP年均增长率最低，为10.38%。在2000年以前，我国东部地区的实际经济增速整体高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只有在1989年同时落后于其他两个地区。同期，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实际经济增速交替领先，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绝对比较优势。进入2000年以来，东、中、西部地区同时表现出强劲的增长态势，仅在2000至2007年的八年间，三个地区实际经济增速的累计增幅就超过4个百分点。然而，自2008年爆发美国次贷危机以来，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实际增速都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下滑。特别是东部地区，其增长速度已经降至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而且东部地区的增长速度在近五年间始终落后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这也暗示着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乏力。
东、中、西部的三次产业产值增长速度也表现出明显的非平衡特征。我国东、中、西部第一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在过去十年间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而且西部地区下降最快，其次是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这一结论暗示着三个地区第一产业的增长速度都远远落后于第二产业，从而才会导致第一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不断下降。进一步研究发现，西部地区第一产业产值比重高于中部地区，而中部地区高于东部地区。换而言之，第一产业在三次产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从西部地区到中部地区再到东部地区依次递减。
目前，我国城乡居民在农业产品、制造业产品和服务业产品上的消费支出也表现出明显的非平衡性特征。2002-2012年，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城镇居民在农业产品上的消费支出与制造业产品的消费支出之比基本保持不变，维持在2.2左右的水平窄幅波动。城镇居民在农业产品和制造业产品上的消费支出存在着颇为相似的增长性。但是，西部地区城镇居民的农业产品消费增速明显快于制造业产品，从而表现为农业产品消费支出与制造业产品消费支出之比不断上升。相比之下，农村居民在农业产品与制造业产品上的消费支出之比呈现出明显的下降特征，这一结论表明东、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在制造业产品上的消费支出增速大大超出在农业产品上的消费增速。
城镇居民在服务业产品上的消费支出与制造业产品消费支出之比呈现出震荡上扬的特点，暗示着城镇居民在服务业产品上的消费支出要快于在制造业产品上的消费支出。其中，东部地区的城镇居民在服务业产品上的支出与制造业产品消费支出之比上升最为显著，其次是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与此同时，农村居民在服务业产品上的消费支出与制造业产品消费支出的比重却表现出明显的“倒U型”特征。2000-2004年，农村居民在服务业产品上的消费增速远远超出制造业产品消费，从而导致服务业产品消费支出与制造业产品消费支出之比不断上升。然而，2005-2009年的五年时间里，服务业产品消费支出与制造业产品消费支出之比呈现出逆转趋势，暗示着农村居民转向消费制造业产品。2009-2012年，农村居民在服务业产品和制造业产品上的消费偏好再次发生逆转，表现为服务业产品消费支出与制造业产品消费支出之比再次升高。
近年来，我国经济和地区产业的非平衡增长总是伴随着政府规模的不断膨胀。许多学者研究发现，政府规模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一方面，政府规模越大，政府控制的经济资源就越多，政府对经济运行的干预能力就越强。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能够有效缓解市场失灵现象，从而有助于经济增长（Chen & Lee， 2005）。另一方面，政府将原本流通在生产部门的要素资源转移到生产效率低下的政府部门，极易导致要素资源错配和无效率的现象，从而阻碍经济增长（Barro，1991）。本文从省际层面的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在农业产品、制造业产品和服务业产品上的非平衡消费支出和地方政府规模视角，来探讨居民消费支出的非平衡增长以及政府规模扩大对不同地区三次产业发展的传导影响，希望对现有研究做出一些有益的补充。
文献综述和理论机制分析
长期以来，中西方经济学家们对于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产业的经济增长差异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从而提出了许多有益的理论解释。总得来看，主要有以下四种：
（一）居民消费差异说
这种观点认为，由于我国经济发展存在着明显的二元特征，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之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正在不断拉大。根据恩格尔定律可知，高收入群体偏爱消费更多的制造业产品和服务业产品，而低收入群体则倾向于消费更多的农业产品。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异质性消费者对于农业产品、制造业产品和服务业产品的非平衡消费支出势必会引起农业部门、制造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的产出水平出现非平衡增长，从而导致不同地区的经济增长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程大中，2008）。
（二）政府规模说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政府规模扩大对经济增长的总体影响是弊大于利。政府规模扩大容易造成资源配置扭曲，有可能对农业部门、制造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的发展产生消极的抑制作用。更为重要的是，政府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所扶持的主导产业变化也会直接造成农业部门、制造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的产值份额出现剧烈波动。根据Dekle & Vandenbroucke（2012）的研究，1978至2003年间中国政府规模持续缩小能够解释约15%的农业产值份额和就业份额下滑。
（三）开放程度差异说
这类观点认为，金融发展和开放程度的差异是导致不同国家经济增长差异的重要原因。其中，资本账户开放和金融市场开放是金融开放的最核心因素。资本账户开放有利于非富裕国家从国际市场获得大量的资本流入，从而增加本国的投资水平和经济增长水平。当资本的边际收益率等于富裕国家时，资本流入停止。这种国家间的经济增长差距缩小现象被称为“收敛效应”。
（四）人力资本差异说
这类观点认为，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源泉。人力资本差异是造成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重要原因。连玉君（2003）指出，初始人力资本存量、地区间人力资本流动和人力资本的激励机制差异都会造成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差异性。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试图从城乡居民消费差异和政府规模两个角度来考察我国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特别是各个地区三次产业的非平衡增长现象。
模型设定、变量选取和数据说明
（一）模型设定
本文选取2004至2012年我国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面板数据（西藏和港澳台地区除外），构建了基本的面板计量方程：
其中，下标i和t分别表示省份和年份，ag/mg 表示一产产值与二产产值的比重，sg/mg 表示三产产值与二产产值的比重，uac/umc 表示城镇居民在农产品上的消费支出与工业品消费支出的比重，usc/umc 表示城镇居民在服务品的消费支出与工业品消费支出的比重，rac/rmc 表示农村居民在农产品上的消费支出与工业品消费支出的比重，rsc/rmc 表示农村居民在服务品上的消费支出与工业品消费支出的比重。govs表示政府规模，Xi，t是一组控制变量，λi度量固定效应， i度量时间上的差异，εi，t是随机误差项，αi，βj，ηi，μj 是待估计的参数。
（二）变量选取和数据说明
1.被解释变量是一产产值与二产产值之比，三产产值与二产产值之比。从中国国家统计局获得2004-2012年间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三次产业产值和GDP指数（2004年=100）。接着，采用名义值除以GDP指数的方法得到三次产业的实际产值水平。
2.核心解释变量是城镇居民农产品消费支出与工业品消费支出之比，城镇居民服务品消费与工业品消费支出之比，农村居民农产品消费支出与工业品消费支出之比，农村居民服务品消费与工业品消费支出之比，地方政府规模。从国家统计局获得2004-2012年城镇居民家庭在食品、居住、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交通和通信、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杂项商品和服务、衣着等八大类项目上的人均消费支出。本文采用定基的CPI指数（2004年=100）进行折算。本文采用地方公共财政支出占GDP比重来度量地方政府规模。
3.控制变量是各个地区一产投资总额与二产投资总额之比，三产投资总额与二产投资总额之比。从国家统计局获得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分行业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将农、林、牧、渔业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视为一产的投资水平。二产的投资额等于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四个方面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和。剩余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被计入第三产业。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2004年=100），将三次产业的名义投资额转化为实际值。
实证结果
首先，本文分别建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来研究我国各个地区三次产业非平衡发展的原因。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得到的F统计量的P值均接近于0，表明回归得到的方程整体上是显著的。
从表1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
第一，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我国城乡居民在农产品和工业品上的非平衡消费支出与我国一产与二产非平衡增长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而且农村居民在农产品和工业品上的非平衡消费支出对一产和二产产值比重的影响要大于城镇居民。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农村居民对于农产品的消费需求更为旺盛，而且城镇居民在农产品和工业品上的非平衡消费支出特征不如农村居民明显。
第二，我国一产和二产的产值之比与政府规模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负相关关系。随着我国政府规模的不断扩大，一产产值与二产产值比重将不断降低。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在2004-2012年，我国政府倾向于鼓励和扶持制造业发展。从影响程度看，政府规模扩大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要大于城乡居民消费增加所带来的正面影响。
第三，我国各个地区投资结构变动与地区产业结构变动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从影响程度看，投资结构变动对地区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要小于政府规模，但是却大于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带来的正面影响。
第四，城镇居民在服务品和工业品上的消费支出之比并不会显著影响我国三产与二产的产值之比。但是，农村居民在服务品和工业品上的消费支出之比却与三产和二产产值之比呈现出正相关关系。
第五，三产与二产投资总额的比值与三产和二产产值之比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从影响程度看，政府规模的影响最大，其次是农村居民消费，而投资结构变动的影响最弱。
由表2可知，笔者认为，本文得到的回归结果是稳健、可靠的。当然，由表1和表2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既可以建立固定效应模型，也可以建立随机效应模型。但是，到底哪种模型更适合分析我国情况，必须要通过Hausman检验来判断。通过Stata12.0软件计算可以得到，Hausman统计量为11.85，远远大于临界值，因此应该拒绝原假设。因此，本文选择建立固定效应模型。
进一步的讨论
由表3可知，在东部地区，政府规模变动、城乡居民在农产品和工业品上的非平衡消费支出能够显著影响一产和二产的产值之比。而且城乡居民的非平衡消费支出对一产和二产的产值之比具有正面影响，而政府规模变动对一产和二产的产值之比具有负面影响。但是，一产投资总额与二产投资总额之比无法显著影响一产和二产的产值之比。从绝对程度看，政府规模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在中部地区，政府规模变动、农村居民在农产品和工业品上的非平衡消费支出、一产与二产投资总额之比能够影响一产和二产的产值之比。农村居民在农产品和工业品上的非平衡消费支出虽然对一产和二产的产值之比具有正面影响，但是其影响大小却低于政府规模和一产与二产投资总额之比。在西部地区，只有农村居民消费的非平衡支出以及一产与二产投资总额之比才能影响一产和二产的产值之比。政府规模和城镇居民的非平衡消费支出无法影响一产和二产的产值之比。
综合上述实证结果，可知：第一，我国城乡居民在农产品、工业品和服务品上的消费支出结构具有非平衡特征，而且这种非平衡消费支出结构会显著影响三次产业的产值结构变动。城乡居民消费支出结构与三次产业结构之间呈正相关关系。第二，无论是全国层面还是分区域的回归结果都能够显示，投资结构对我国地区三次产业结构具有明显的正面影响。因此，地方政府在某一产业上的投资总额增加能够显著带动该产业的产值增加，进而引起三次产业结构发生明显变化。虽然在2000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是由外需和投资来驱动，但是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逐年提高。因此，不能忽视居民消费需求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以及产业结构变动的传导影响。第三，来自全国层面和分区域的回归结果全部表明，政府规模越大，农业和服务业的产值相对制造业产值的比值就越低。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因为政府规模在2004-2012年经历了新一轮的快速扩张，在以GDP为主导的地方官员绩效考核机制下，地方政府有着强烈的动机来大力发展制造业。总得来看，我国城乡居民的消费支出结构变动、地方政府规模变动、投资结构变动都是引起我国东、中、西部三次产业结构变动的重要原因。
结论
本文研究发现：自2004年以来，我国地方政府规模的持续扩大对我国一产与二产产值之比、三产与二产产值之比都产生了负面影响。这一结果表明，地方政府规模扩大具有偏向制造业发展的特性。此外，在不同地区内部，影响地区三次产业结构变动的主要因素有所不同。在东部和中部地区，政府规模对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最大。在西部地区，只有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结构和投资结构才会显著影响产业结构变动。而且从影响程度看，投资结构变动是造成产业结构变动的主要原因。
参考文献：
1.Barro， R. Economic growth in a cross section of countri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1，106（2）：407-443.
2.Chen，S， Lee， C. Government siz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aiwan： A threshold regression approach. 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 2005，27（9）：1051-1066.
3.程大中.中国经济正在趋向服务化吗？——基于服务业产出、就业、消费和贸易的统计分析[J].统计研究，2008（9）
4.连玉君.人力资本要素对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作用机制——兼论西部人力资本积累策略的选择[J].财经科学，2003（5）
5.文雁兵.政府规模的扩张偏向与福利效应——理论新假说与实证再检验[J].中国工业经济，20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