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从探讨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哲学在“唯一科学方法”上的根本分歧入手，指出马克思主义在宗教研究上具有革命性的方法论，即从“历史”即不同时代发展变化的角度来理解宗教，而不是从黑格尔式的“概念”出发，在封闭的体系内理解宗教。著名的“宗教鸦片论”主要是针对法国大革命后的欧洲特别是德国的革命形势而言的，即当时欧洲的宗教(基督教)已经不是革命的“外衣”，而完全蜕变为统治阶级服务了。但是“宗教鸦片论”并不能简单推广到一切时代、一切地域。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研究不同历史环境中各种宗教的不同历史作用，只有真正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才能正确地对宗教进行研究，理解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理论基础，指导我们的实践。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历史科学
[中图分类号]B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1)05-0016-04
列宁与卢那察尔斯基等社会民主党人“社会主义就是宗教”的斗争，大家都很熟悉。自改革开放初期，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提法，也逐渐被大家所熟悉，乃至于公认。传统上，我们认为宗教的实质就是统治阶级麻醉人民的鸦片，那么宗教如何有可能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我们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否仅仅是一种权宜之计?笔者认为，我们必须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指导下，才能刘该问题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
一、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哲学在“唯一科学方法”上的根本分歧
由于人们最常引用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的看法，如“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国家、社会产生了宗教即颠倒了的世界观，因为它们本身就是颠倒了的世界”，“宗教里的困难既是现实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几乎都是马克思、恩格斯早期的作品，而且其表述形式与青年黑格尔派，以及费尔巴哈都有很多类似的地方。那么上述论述是否代表了成熟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为避免过早地陷入这一争辩，本文选取恩格斯晚年的名著《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简称《费尔巴哈论》)来切入经典作家的文本解读。
《费尔巴哈论》对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体系构建的巨大影响力，不容置疑。恩格斯在1888年《费尔巴哈论》单行本的序言中提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的旧稿”)因为“关于费尔巴哈的一章没有写完”，特别是“在旧稿里面对于费尔巴哈的学说本身没有批判；所以，旧稿对于我们现在这一目的是不适用的。”因此恩格斯只在<费尔巴哈沦》单行本中附录了当年马克思为<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部分重重写成的“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由此可见，思格斯晚年的《费尔巴哈沦》是继续早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思考，并加以完善的。笔者认为，恩格斯之所以进行对费尔巴哈的评论，并非真的关注费尔巴哈哲学本身。关键还是借费尔巴哈来梳理马克思主义同黑格尔哲学的关系。因此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单行本序言中写到：“我越来越觉得把我们和黑格尔哲学的关系，即我们怎样从这一哲学出发并且怎样同它脱离，做一个简要而有系统的说明是很必要的了。同样地，我认为我们还欠着一笔信誉债，就是要完全承认，在我们那个狂风暴雨时期。费尔巴哈给我们的影响比黑格尔以后任何其他哲学家都大。”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开篇，有一段在手稿中被删去的话：“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系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自然史，即所谓自然科学，我们在这里不谈；我们所需要研究的是人类史，因为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排除人类史。意识形态本身只不过是人类史的一个方面。”将唯一的科学视为“历史科学”，这种表述与恩格斯晚年在〈费尔巴哈论》中的表述有一定的差异，例如〈费尔巴哈论》中说：“我们不仅生活在自然界中，而且生活在人类社会中，人类社会同自然界一样也有自己的发展史和自己的科学。因此，任务在于使关于社会的科学，即所谓历史科学和哲学科学的总和，同唯物主义的基础协调起来，并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造。但是，这个任务费尔巴哈是完成不了的。他虽然有‘基础’，但是在这里还没有摆脱传统的唯心主义束缚”。在这里，恩格斯将科学分为“社会的科学”和自然科学，而社会的科学之下又分为历史科学和哲学科学。那么显然历史科学就不再是“唯一的科学”。
造成这种差异，是否是因为经典作家的思想发生了改变，即否定了前期“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这一论断，因此也在手稿中删除了这段话7可能事情并非如此。(费尔巴哈论》中对“历史科学”的使用，主要是基于研究领域的考虑，即自然与人类社会对举，故历史科学只是对人类社会历史的研究，是科学的一部分。这种从学科研究领域的区分，是恩格斯晚年一种对“历史”概念的界定，例如他在1893年7月4日给梅林的信中，使用“历史思想史”时，特别注明：“历史在这里应当是政治的、法律的、哲学的、神学的——总之，一切属于社会而不是单纯属于自然界的领域的简单概括。”
但是，“历史”在经典作家那里，还有一层更重要的含义，即对研究对象性质的描述和对学科研究方法论的界定。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人类社会同自然界一样也有自己的发展史和自己的科学”的表述，其实与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所要表达的是同样一个意思。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都是运动的、发展变化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是“历史”的；因此我们不能孤立、静止、形而上学式地看待它们，我们必须“历史”地研究它们，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凡是研究发展变化的(无论是自然史还是人类史)都属“历史科学”，也正因为如此，所有称得上“科学”的，都必鰍是历史学科(如果妄图超越历史，以往任何自然哲学都会被清除，德国古典哲学也因此而终结)，所以在这里，科学的含义实际上就变成了历史科学。历史科学的“历史”其实强调是研究方法，而不是研究领域。经典作家更多是在前者运用历史这个词，但偶尔也在后者使用这个词，在后者这个意义上，人类社会历史可以与自然对举，所以造成了一种让人感到矛盾的印象，即有时历史科学指所有
科学或科学的代名词，有时历史科学(及哲学科学)又与自然科学并列。
由此可见，“历史”的方法是唯一科学的方法，而正是通过这一点，我们可以看清楚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哲学的根本区别。黑格尔(1770-1831年)在其鼎盛时期(1821-1831年)创作、演讲的<宗教哲学讲座》中提出：“在一切科学之中，只能有一个方法，因为方法就是说明其自身的概念，并不是什么别的东西，而概念只有一个。””’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是与黑格尔哲学的“概念”针锋相对的!
在《费尔巴哈论》中，恩格斯指出：“费尔巴哈的发展进程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诚然，他从来不是完全正统的黑格尔主义者)走向唯物主义的发展进程，这一发展使他在一定的阶段上同自己的这位先驱者的唯心主义体系完全决裂了。最后，他势所必然地意识到，黑格尔的‘绝对观念’之先于世界的存在，在世界之前就有的‘逻辑范畴的预先存在’，不外是对超世界造物主的信仰的虚幻残余；我们自己所属的物质的、可以感知的世界，是唯一现实的；而我们的意识和思维，不论它看起来是多么超感觉的，总是物质的，肉体的器官即人脑的产物。物质不是精神的产物，而精神却只是物质的最高产物。””’费尔巴哈是从黑格尔哲学到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过渡；黑格尔哲学的革命性在(费尔巴哈论》中得到了非常充分的阐释，“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以及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像即概念，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在这种变化中，前进的发展，不管一切表面的偶然性，也不管一切暂时的倒退，终究会给自己开辟出道路”。但是黑格尔由于他自身唯心主义的局限，还是留下了一条庸人的尾巴，黑格尔“他总得在某个地方结束他的体系。在(逻辑学)中，他可以再把这个终点变为起点，因为在这里，终点，即绝对观念——其所以是绝对的，只是因为他关于这个观念绝对说不出什么来：——使自己‘外化：。(即转化)为自然界，然后在精神中，印在思维中和在历史中，再返回到自身。但是要在全部哲学的终点上这样返回到起点，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即把历史的终点设想成这样：人类将达到正式这个绝对观念的认识，并宣布对绝对观念的这种认识已经在黑格尔的哲学中达到了。但是这样一来，黑格尔体系的全部教条内容就被宣布为绝对真理，这同他那消除一切教条东西的辩证法是矛盾的；这样一来，革命的方面就被过分茂密的保守的方面所闷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者是坚决反对“概念”或“观念”的方法，认为分析概念就可以达到认识绝对真理的结果，那“不外是对超世界造物主的信仰的虚幻残余”，因此马克思主义者要将“历史”的方法贯彻到底。
二、从历史理解宗教
费尔巴哈是一位唯物主义者，但众所周知，他在人类社会历史领域是不彻底的，具体表现在宗教研究领域，他的研究方法是唯心主义的黑格尔式的“概念”的方法，恩格斯是这样评论费尔巴哈关于宗教的研究的：“宗教一词是从rCus2rc一词来的，本来是联系的意思。因此，两个人之间的任何联系都是宗教。这种语源学上的把戏是唯心主义哲学的最后一招。加在这个词上的意义，并不是通过它的实际使用的历史发展得到的，而是按照语源所应该具有的。”””在这里，恩格斯指出，“这种语源学上的把戏是唯心主义哲学的最后一招”，因为费尔巴哈对研究的研究，用分析“宗教”这个概念的语词，取代了对实际的历史发展的研究。如果用本文在上一小节的分析，费尔巴哈就是用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的“概念”的方法，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的方法。对此恩格斯进一步批判说：“费尔巴哈认真研究过的唯一的宗教，是基督教这个以一神教为基础的西方的世界宗教。他指出，基督教的神只是人的虚幻的反映，人的映象。但是这个神本身是长期的抽象过程的产物，是以前的许多部落神和民族神集中起来的精华。”
由于费尔巴哈在宗教研究中，采取的是黑格尔式“概念”分析演绎的方法，这种方法就决定了费尔巴哈不可能关注宗教现象在历史上的发展变化，恩格斯客气地说基督教是费尔巴哈“认真研究过的唯一的宗教”。但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即便在基督教研究领域，费尔巴哈这种研究方式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只要我们对比一下恩格斯在1894年6月19日至7月16日所写的(论基督教的历史》，C13’就可以发现两者的巨大差异。虽然恩格斯对宗教历史研究的一些细节还有讨论的空间，”但他“历史”的研究方法在当时无疑是具有革命性的。
在《费尔巴哈论》中，恩格斯用了三段的篇幅阐述了原始宗教、民族国家宗教，以及作为世界宗教的基督教，它的兴起、中世纪的发展，新教的改革。”‘’传统上，对这三段的解读，都是放在“经济基础决定哲学宗教等社会意识形态”的框架中进行的：“宗教的产生和变迁是被经济基础决定的”，“宗教的改革也是被经济原因决定”，“资产阶级革命利用不利用宗教外衣也是被经济原因决定的”。”“这种看法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宗教发展变化是由当时具体的社会经济状况决定的，不是一个思辨的推理。不是从概念教条出发，而是对当时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进行分歧探讨的结果，是对“历史”方法的贯彻。
绝不存在一个一成不变的黑格尔式的“宗教”概念，我们对宗教的探讨必然是历史的，由于不同的社会历史环境，宗教表现出来的功能也是发展变化的，并非总是落后消极的，以基督教为例，恩格斯不仅肯定宗教改革初期，基督新教的革命作用，甚至还拿诞生之初的基督教同19世纪的工人运动相提并论，“在早期基督教的历史里，有些值得注意的与现代工人运动相同之点”。
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恩格斯对“资产阶级革命利用不利用宗教外衣”这段的探讨：“在法国，1685年加尔文教的少数派曾遭到镇压，被迫皈依天主教或者被驱逐出境。但是这有什么用处呢?那时自由思想家皮埃尔，培尔已经在忙于从事活动，而1694年伏尔泰也诞生了。路易十四的暴力措施只是使法国的资产阶级更便于以唯一同已经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相适应的、非宗教的、纯粹政治的形式进行自己的革命。出席国民议会的不是新教徒，而是自由思想家了。由此可见，基督教进入了它的最后阶段。此后，它已不能成为任何进步阶级的意向的意识形态外衣了；它越来越变成统治阶级专有的东西，统治阶级只把它当作使下层阶级就范的统治手段。同时，每个不同的阶级都利用它自己认为适合的宗教：占有土地的容克利用天主教的耶稣会派或新教的正统派，自由的和激进的资产者则利用理性主义，至于这些先生们自己相信还是不相信他们各自的宗教，这是完全无关紧要的。”Ln)
乐燕子先生在解读这一段时曾经指出：“如果说过去的宗教还曾经起过给资产阶级革命提供掩护外衣的作用，还能在某种程度上为进步阶级服务的话，那么自从法国大革命以后，它就失去了这一点点历史作用，而完全变成剥削阶级的统治工具，成为剥削阶级手中用来麻醉人民的鸦片烟了。”也就是说，在恩格斯看来。具体在欧洲近代的历史中，宗教(这里主要是指基督教，特别是新教)不是一开始就是反动的，而是到了法国大革命之后，才开始变成“统治阶级专有的东西”。
讨论至此，我们可以反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了。<导言)中第一句是：“就德国来说，对宗教的批判实际上已经结束；而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导言》中关于宗教鸦片论等论断，应该是“就德国来说”的，或者是就法国大革命后，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已经不再使用宗教外衣，当时的宗教(基督教)已经完全蜕变成统治阶级的工具来说的。对于这些论断，我们必须“历史”地解读。
三、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
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就马克思主义的“宗教鸦片论”，宗教学界曾经有过激烈辩论，学术史上称为“南北鸦片战争”，一方认为鸦片是镇痛剂，是褒义词(只是列宁加上“麻醉”后，鸦片的语义才发生改变)；一方认为鸦片是毒品，是贬义词。L21’本文绝非要给这场争论盖棺定论，而只是想说，“宗教鸦片论”，主要是就19世纪欧洲的政治形势而言的。而具体哪一个时代，哪一个地域，宗教的具体功能，我们还要“历史”地看。
19世纪，欧洲革命一度不再使用宗教的外衣，但当时我国的革命运动，从太平天国到义和团运动。都还在使用宗教的外衣。20世纪，在反殖民运动中，宗教成为一种重要的组织形式。如在东南亚的社会参与式佛教(EngagedBudd~sm，又译为人世佛教)在斯里兰卡、缅甸、泰国的反殖民、反独裁斗争中，至今影响甚大；再如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学，就采取了天主教的形式，并引起许多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关注，“解放神学的中心任务是号召实践，要求基督教徒不仅仅对世界事务进行反思。而且‘成为改造世界过程中的一分子’。虽然解放神学公开否定无神论的共产主义，但它却承认马克思早期著作谈及在社会关系中个人实现的理想性与必要性的实质内容，承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否定，承认用作社会一经济分析工作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以及马克思向被压迫者发出的拿起武器反对压迫者的号召。换言之，马克思主义是基督教徒可以用来解释第三世界专制制度的，结构上的罪恶’，并协力加以摧毁的一种得心应手的工具。基督教对于拯救的含义重新作出了解释，使拯救的内容除了人的灵魂外，还包括整个人和整个社会秩序。”In’
政教分离，传统的教会组织影响力衰落，使得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上半叶，即便在西方学术界，也有很多人持“宗教世俗化”的观念，认为宗教即将衰微。但到了二十世纪末，像执西方宗教学界世俗化理论牛耳的重要学者彼得，伯格(Peter L，Berger)，也不得不承认：今天世界的宗教狂热一如往昔，有些地方犹有过之：“这概念(世俗化)很简单：现代化必然导致同样在社会和个人心灵中的宗教衰退。而这个关键性概念最终的结果明显是错误的。肯定的是，现代化已经有一些世俗化的影响，某些地方较另外一些地方强。但是它也同样导致反世俗化的强烈运动。社会层面上的世俗化，并不必然联系个人意识层面上的世俗化。明显地，宗教机构在很多社会方面都已失去了权力和影响力，但旧与新的宗教信仰和实践仍然继续在个人的生活中，有时候采取新的组织模式，又有时候导致宗教热情的剧增。相反地。宗教组织能够扮演社会或政治的角色，不论这个组织代表的宗教只有很少人相信或实践。至少可以说，宗教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是较为复杂的。”当今我们生活的世界显然并没有完全世俗化，各种政治经济冲突，还在以宗教冲突或教派冲突的形式上演。显然，宗教还是很多人认识世界和把握世界的一种重要方式，为此，我们探讨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问题，不仅具有理论意义，也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深入认识历史上中国宗教与西方迥异的结构特色，是今天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宗教问题的一个关键。在西欧，天主教、基督教教会势力强大，因此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初。马、恩等经典作家，都致力于研究宗教问题，这也是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因为不进行宗教革命，就不足以进行社会革命。在苏俄。苏维埃革命时期东正教势力强大，被布尔什维克视为革命对象，所以列宁说宗教是麻醉劳动人民的劣质酒和鸦片烟。但在中国，如果我们不将儒教视为完全意义上的宗教的话，那么佛、道等宗教在中国的影响力，远不如基督教会在欧洲的强大影响力，因此在中国进行社会革命，宗教革命远不如欧洲那样紧迫，这也就是说，在中国，宗教徒可以成为中国革命的同盟军，而不一定是革命的对象。因此在中国革命时期，许多佛教僧侣、道士，乃至基督教牧师、清真寺阿訇，都真诚地帮助中国共产党人。出现了许多至今仍可歌可泣的革命事迹。这种差异，是中、欧不同社会历史环境决定的。
特别是20世纪40年代末以来，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我国宗教存在的土壤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在全球范围内，旧有的帝国主义殖民体系也已经崩溃，资本主义社会本身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何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来理解今日的宗教的问题，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当前工作的一个关键。
马克思主义对宗教的最有名的两个定义，马克思的“鸦片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和恩格斯的“外衣论”(宗教是农民起义的外衣)，都主要是从宗教的功能角度出发的论述，而不是一个全面系统的宗教定义。综观马克思本人的思想体系，应该说“异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的核心。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大量引用了费尔巴哈的观点：一个人，如果想在天国的幻想的现实性中寻找一种超人的存在物，而他找到的却是自己本身。反宗教批判的根据就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但是人类为何不愿将自身的成就归功于己。而甘愿承认自己的卑微渺小，匍匐在诸神面前，而将所有的荣耀都归于上帝呢?费尔巴哈对此的回答是无力的，异化是人的天性的看法一一这无异于公元一世纪罗马学者老普林尼的观点：人们因自身软弱无力而又忧患重重，遂将人的属性加之于神。而马克思则指出：异化问题，我们必须从唯物主义和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才能得出真正的答案。
恩格斯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发现了……一个简单事实：人类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马克思指出了宗教与社会经济活动之间惊人的相似性。宗教剥夺了
人类的优秀品质并把它们送给了上帝，资本主义经济则剥夺了我们的劳动(人类真正的自我表现)并把它只作为一种商品送到那些买得起它的富人手中。这种相似性不是偶然的，宗教中的异化只是我们更基本的并始终是经济的不幸的体现。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作为伟大的革命导师，不仅仅是一位理论家，更是一位实践家。他对宗教问题的探讨也是如此，分析宗教问题的目的不只是探讨一个理论问题，而是要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积极方案。马克思、恩格斯对宗教的阐释，不仅揭示了十九世纪资本主义世界宗教的本质，而且为解决当时的宗教问题提出了指导方案。对我们当前再来认识宗教，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但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由于历史环境的改变，我们应该如何领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的实质，创造性地运用到当代我们对宗教问题的认识，而不是简单照搬“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否则它就会走向反面，反而让宗教成为前提，“无神论只是表示一种否定……无神论只是作为对宗教的否定，它始终要谈到宗教，没有宗教，它本身也不存在了，因此它本身还是一种宗教。”
马克思向我们提示：理解宗教的钥匙存在于经济中。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严重“异化”的时代，宗教也作为一种“颠倒”了的世界观而存在于欧美社会当中。但当世界经济形势发生根本性改变后，特别是当我们通过改革开放不断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于生产力的发展，那么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作为“异化”的宗教，要么彻底消亡，要么改变内容和形式。从现实来看，宗教并没有短期内消亡的迹象；而宗教没有消亡，其经济基础发生改变，就必然要求宗教也逐渐随之发生改变——这也使我们有可能“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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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姚黎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