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校长的办学理念对一所大学的发展极其重要。岭南大学是一所教会大学，最初是由一批美国传教士所建立的，其坚持以传教为主的办学理念，但忽略了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感的影响。而钟荣光校长掌舵岭大后，因势利导地调整办学理念为“以实用教育为主”，且多次赴海外筹款，最终把岭大发展成为多学科综合性大学。通过对岭南大学校史上中外校长办学理念的对比，更有利于我们看清校长对于大学发展所起到的灵魂性的主导作用。
关键词：
岭南大学;办学理念;传教士;钟荣光
中图分类号： G46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055X（2015）05-0107-07
我们知道，所谓“办学理念”是指以校长为主体的学校管理者对办好一所大学的看法、理想和追求，是一所大学“生存理由、生存动力和生存期望的有机构成”，它主要包括办学目的（为什么办大学）、办学定位（办成什么样的大学）和办学方略（怎样办好大学）三个方面。而大学校长作为一所大学的行政、学术和校务的最高管理者和决策者，对大学的文化个性起着灵魂性的主导作用。故大学校长的办学理念对一所大学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可以说直接影响着该大学的兴衰存亡。
另一方面，在中国历史上，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到1949年（直至1952年）这百余年的时间段，中国教育史上有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现象就是基督教教会大学的产生、发展与衰落。如何评价教会大学，这是学术界讨论不休的观点。但概括起来不外有两种声音：第一种认为教会大学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文化工具，实施的是对中国青年洗脑性的教育;第二种声音则认为教会大学的确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为当时的中国社会实实在在培养了一批知识精英。而这两种声音都可以在当代中山大学的前身——岭南大学64年（1888—1952）的发展历程中得以体现。
综合这两个方面，本文旨在对岭南大学建校之初以哈巴和香便文等为代表的美国传教士与以钟荣光等为代表的华人校长的办学理念进行对比研究。岭南大学最初是由一批美国传教士兴办的，其办学理念就是要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简称传教或宣教）。但由于教会大学是在西方坚船利炮的掩护之下而建立的，故受到中国民众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的抵制，发展并不顺畅;而钟荣光掌舵岭大以后，审时度势，调整办学理念为以实用教育为主，宗教教育为辅：一方面顺应中国历史发展形势和民众爱国主义情感，收回岭大的教育权，淡化办学的宗教色彩;另一方面又加大了实业教育的比重，最终把岭大发展成为多学科综合性大学。我们在对比美国传教士和钟荣光的办学理念时，主要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从办学目的、办学定位、办学方略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岭大建校之初外国传教士校长的办学理念
我们先从岭南大学的建校开始谈起。岭大从建校之初就跟基督教有着很深的渊源，而最初的几位校长（当时称为监督）基本都是外国传教士，他们秉承“本诸基督精神，办好教会大学”的办学理念，认为建立岭大最终目标是为了传播基督的福音，为中国教会培养人才。
众所周知，基督新教以1807年马礼逊来华为标志。尽管马礼逊为中国的传教事业贡献了一生，并且把《圣经》翻译成了中文，但其传教的效果甚微。时隔不久，到了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随着西方人的“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尤其是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外国传教士在中国获得前所未有的宗教活动空间和传教权利。但是，这也使得基督教福音自此就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划上了等号，使得带有强烈民族情绪的中国人始终对“基督教”报之以冷漠、怀疑、不解甚至对抗的情绪，这种情绪一直影响着中国基督教的发展，甚至直到今日，国人对基督教还带有“洋教”“多一个基督徒，就少一个中国人”之类的标签或成见。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民族主义情绪使得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步履维艰。国人对福音的冷漠与抗拒迫使传教士开始尝试一些新的传福音的方式。于是，兴办学校成了一种既可行又有效的办法。可行，是因为当时签订的条约保证基督教的传教自由，保护传教士的宗教活动，包括建造教堂和兴办学校等权利;有效，是因为当时的中国人渴望学习外语和西方的科学技术，但是有些人却因贫穷等原因上不起学。于是岭南大学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开始起步。
提到岭南大学，不得不提的一个人就是哈巴博士（Rev.Andrew P.Happer）。他既是医学专家又是一位训练有素的传教士。传教士，顾名思义，就是坚定地信仰宗教，并且远行向不信仰宗教的人群传播宗教的人。传教士的“天职”就是要传播耶稣基督的福音，回应大使命 ，这是他们工作的重中之重。而目睹中国相对落后的状态，哈伯博士颇有预见地认为，“中国应该有一所基督教教会大学来为整个中国服务”。故他建立教会大学的目的很单纯：首要的是传播基督福音，其次是为中国培养各方面人才（主要是宗教人才，其次是医学人才），即宗教为主，实用为辅。所以他力主“本诸基督精神设施最高标准的教育”的办学理念。后来这一想法得到了美国长老会传教士香便文（Benjamin Hey）的赞许。但二人在“选址”上却争议很大：哈巴博士主张建立在华中或华北，因为这样的地方更有利于服务全中国，而广州却偏南，且方言特别，影响力不大。香便文则认为，广州发展前景看好，对人才的需求会大大增加，故“全面教育作为附属于传教使命的一种活动形式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广州人正越来越追求高层次的学识。这两点不仅反映了在这个城市开办教会大学的愿望，也反映了现实的需要。”[1]后来，广州绅士陈子桥先生（即岭南校友陈少白之父）递交了一份请愿书，痛斥科举制度所设科目的局限性，不满于清政府拒绝在广州建立工学院的申请，且召集了400余人的签名。哈巴认为这件事是出于上帝的旨意，于是欣然同意选址在广州。哈巴对办学定位也很明确：“在组织结构上完全等同于新教的叙利亚学院，设有预科学校、文理学院和医学院;学院由美国托管会负责提供资金和委派校长和教员;由校董会负责管理土地、校舍等当地事务;学院通过教授西方科学、医学和宗教，纠正中国人由于专读儒学而树立的观念，启发中国民众，使中国基督教化。”[2]从这个定位中，我们很显然可以看出哈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理想主义者”，比如资金来源要依赖于美国托管会，而办学最终目的就是要“使中国基督教化”。然而，他忽视了两点：第一，从美国托管会那里伸手要钱，也不是那么容易;第二，中国民众受儒家思想影响之深，加之两次鸦片战争之后，民族情绪的高涨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强烈排斥。那么，如何建立大学呢？当务之急就是钱。为了筹集资金，哈巴博士不顾年迈体弱，亲自去游说各方。但是需要说明的是，哈巴的建校计划虽然是得到美国长老会海外差会批准的，但学校却并不附属于美国长老会差会。学校有自己独立的托管会。所以，学校的办学资金并没有固定可靠的来源。哈巴凭着自己的人脉和能力，最终仅筹得八万两千美元，离他预想的三十万美金相差甚远。但哈巴还是靠这些启动基金正式开启了自己的办学梦想。后来，经过一番“选址”的争论与募捐基金的奔波辛劳，1888年，在广州沙基金利埠（现六二三路），就出现了格致书院（Christian College in China，英译为“中国基督教学院”），这是完全按照美国式大学创办的大学。哈巴担任管教（校长），有学生10多人。1891年，哈巴博士因年老体弱返美，其监督职务由香便文继任。3年之后，哈巴在美病逝。
香便文也是一位基督徒，而且也是由美国长老会（Presbyterian Chu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PCUSA）所差派的驻广州的牧师。他在中国生活多年，是个地道的“中国通”。他甚至写了两本书，讲述他对于中国的了解。比如他的《岭南》一书详细描绘了中国南方的风土人情等，而《十字架与龙》（也译作《远东之光》）则主要叙述了传教士在华南各地所开展的教务活动。[3]21该书不仅反映了他精通中国礼仪风俗，也反映出他意识到了中国教育制度行将发生的重大变化。他曾经说过，建立教会大学，“不仅给蓬勃发展的教会中的年青人，也向广大普通百姓提供学习英语的途径，并进而使之可以从基督徒的观点学习西方学科的所有分支。”[1]可以说，他不仅深谙中国的风土人情，而且对于中国教育形势更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故此他的办学理念就是极力主张通过兴办高等教育来传播基督福音，故宗教是高等教育的重中之重。那么，怎样办呢？当时格致书院刚刚起步，报考的学生较少。更为关键的是，那时候还没有固定的土地和校舍。这一切都是火烧眉毛的大事。如何办学呢？合并不失为一条路。香便文在接任学校监督以后，根据格致学院招生人数少，面临停办的危险的情况，力主与培英学院合并。较之办学初期的格致书院来说，培英学院当时可谓“财大气粗”：有自己固定的校舍、土地（在广州花棣）和教学设备等，这都是格致书院所急需的。但更为关键的是，培英学院是个地地道道的“教会学校”，校董会全部都是基督徒或者牧师，而且大多为长老会广州布道团的成员;大多数学生也都来自基督教家庭，故该校非常热衷于传教事业。浓厚的宗教色彩，明确的传教意象，这完全符合香便文办学的初衷和意向。而且，历史的发展更进一步印证了香便文的远见卓识：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中国耻辱地战败了。第一次、第二次鸦片战争，输给英国、法国这些强国，国人还觉得有情可原，毕竟我们对西洋人不了解;但是现在，连一向没瞧上眼的“小日本”我们都打不过，“大中国”面子何存？于是，甲午海战后，要求变法维新的思潮一轮轮上演，而“教育”就成了改革的焦点。在“百日维新”运动中，皇帝亲自下诏要兴办新式教育。于是，教会学校趁势也迎来了春天，格致书院也随之有了新的发展。明显的表现就是报考的学生日益多起来。但是这些学生主要修习的还是培英学院固有的神学课程，而对于格致学院所擅长的普通大学科目，比如医学，却没有多少修习。这表明两个学校在培养目标上还是存在着根本的差别。而且虽然两校合并可以资源共享，但毕竟有点“寄人篱下”的感觉，故1898年，格致书院与培英学院就又分离了。
1899年，美国董事会尹士嘉博士（Rev.Dr Oscar F.Wisner）来到广州，决定重办格致书院，地址在广州四牌楼（现解放中路）福音堂，当时仅有教师3人。尹士嘉本人也是个传教士。他的办学理念就是在宗教教育的同时，注重培养懂英语、懂技术的人才。故他亲自担任英文和理科课程的教学工作。这也成为格致书院教学工作的一大特色，即所有西学课程均用英文授课，结果是岭南学生英语水平普遍都很高;同时他还提倡体育运动，增强学生身体素质。后来，尹士嘉主持校务到1907年。在他主政的几年时间内，学校由于政治时局和自身的条件等诸多原因，被迫多次迁址：1900年初学校迁至广州花地萃香园，不久又搬迁至澳门。外迁澳门的原因之一就是同年爆发的义和团运动严重冲击了传教士和教会学校的生存。激愤的国人认为外国传教士就是侵略者，而传教士办学校当然就是为了给国人“洗脑”的，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于是，杀传教士，烧毁教会学校，成了当时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的普遍倾向。这使得传教士被迫躲避到安全的地方，而格致学院作为具有鲜明教会特征的学校也就相应地搬迁到了澳门，并改名岭南学堂。这正是成了岭南大学的前身。后来时局急转直下，八国联军镇压了义和团，并且攻占了北京，而清政府也被迫签下了《辛丑条约》。于是，传教士活动又得以恢复，教会学校也逐渐恢复了教学秩序。但这显然都是表面现象。因为在这些现象的背后，国人的民族情绪仅仅是暴力镇压下的暂时克制，民族仇恨一直被压在了心底，新一轮的怨恨爆发指日可待。岭南学堂没有立即搬迁回内地。相对于内地复杂的形势，澳门的环境相对宽松很多，学堂发展有了进一步的起色。但是，尹士嘉并没有放弃内地，他一直积极地筹备在广州买地一百亩，最终选定了康乐村附近。这里背靠珠江，地势开阔，风景秀丽，有利于学生专心读书。此外，校董会当时的想法是，如果要进一步扩大学校的号召力，吸引更多的中国人，缓解民族情绪对教会学校的压力，最好的方法就是要请一些有名望的中国人来学校里教书。于是他们将目光投向了一位当时在广东颇有文采的清末举人，也就是后来岭地大学的首任华人校长——钟荣光。
二、钟荣光校长的办学理念
与美国传教士的身份不同，钟荣光是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读过中国孔孟圣贤之书，参加过科举，中过举人，文采斐然。我们强调他的“中国人”身份有两个目的：第一，作为国人，他懂得中国民众的心理和情感，感同身受，深谙中国人因被外敌欺压而产生的民族主义情结，以及这种情结对教会大学的压力;第二，作为国人，他更清楚中国当前实际所需要的，其实是一些实用性人才，而非宗教人才。故他接手岭南大学，其办学理念就转向了以实用教育为主，兼顾宗教教育。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种办学理念是完全符合当时时局发展的。
1899年，钟荣光33岁。这一年对他来说，有两件大事：第一，他受洗归入基督，成为基督徒，并改名字“荣光”（他原名叫惺可），取自基督教义“荣耀基督，为世之光”之意。这也显示出他对基督教的认可。第二，他受聘入职格致书院，任汉文总教习，从此就与岭南大学结缘，并为之付出了毕生的精力和心血。他对中国的国情有着自己敏锐的观察视角和独特的分析。他认为，1894年，甲午中日海战中国的战败，1900年的义和团“扶清灭洋”和随后的八国联军侵华以及《辛丑条约》的签订进一步激化了民族矛盾，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达到了新的顶点，这对于岭南大学的发展极为不利，因为教会大学当时在中国民众眼中其实就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如果学校仍然坚持美国传教士的那种办学理念，以培养基督徒和宗教人才为主，势必会火上浇油。那么，在国人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极端敌视基督教会大学的时局下，岭南大学要想有新的发展，必须要做到两件事：第一，就是要逐步切断与外国人的联系，逐步淡化其宗教色彩;第二，办学目标要有变化，要以实用人才为主，宗教教育为辅。故他在担任学校副监督（副校长），尤其是1927年岭南大学收回教育权他担任校长之后，办学理念强调要以实业教育为主，宗教教育为辅。要培养文、理、农、工、商、和医学等各方面的人才。那么如何实施这一理念呢？首先要筹款，资金是办好大学的前提。其次要进行多学科建设，比如开设农学院、工学院和医学院等。事实证明，这两点也成为钟荣光一生最伟大的功绩，为岭南大学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们首先来看钟荣光海外筹款。从1899年到1927年，这不到30年的时间中，中国历史发生了
很多的事件，让人始料不及。比如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兴中会，辛亥革命，乃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五四运动，“非基”运动等，这让钟荣光敏锐地感党到，岭南大学必须在经济上独立，然后才会有能力切断与外国教会的联系，从而脱离其控制。故此，他多次赴海外募捐筹款，足迹遍布全球。他劝捐的对象主要是海外华侨，而不是外国教会。他在劝捐时反复提到“兴办学校，实为现在救乡救国之事”“岭南为中西合办，但靠人终非久计，应当尽量发达，以得将来接收华人自办。”[4]事实证明，他的这一措施是极为成功的。原因是：第一，根据当时国弱受欺的时局和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钟荣光打出了“爱国主义”这张王牌，极大地迎合了海外华侨心系中国的情感;第二，他在各地成立的“岭南共进会”（包括前身“岭南学校共进会”），作为常设的募捐机构，采取灵活多样的募捐方法，取得了良好效果;第三，岭南大学开办华侨子弟学校，动员华侨遣送子弟回国升学，同时鼓励侨生与家长沟通交流，也为学校赢得了捐款;第四，更为打动华侨人心的是，他采取了认捐留名的纪念制度，也就是说，只要捐出一定数额的资金，那么，将来建起来的教学楼、实验楼、宿舍楼就可以以捐款人命名，或者镶玉照、立铜像等。这也完全迎合了海外华侨叶落归根、“青史留名”的情感。1927年，岭大收归国人自办之后，经费起了很大的变化。美国纽约董事会改名为岭南大学美国基金会，不再负责全校的经费，而只负担美籍教师的薪资，其他费用一切要由中国人自己解决。钟荣光任校长后，首先尽力争取的是政府的经费，比如建立农科教学楼是向广东省政府筹的款;建立土木工程大楼是得到了铁道部孙科（当时的校董主席）的支持;为建立孙逸仙博士纪念医院，他甚至三次函请蒋介石关照以中英庚款来补助岭南大学。《钟荣光致蒋委员长关于孙逸仙博士医学院事略》，广东省档案馆私立岭南大学档案：38/1/63. 此外，钟荣光还实行了“以农养校”的政策，比如他曾主张加大学校的养蚕业（甚至建立蚕丝学院），组织了岭南牛乳公司，还提倡瓜果种植和农业产品加工等，在校园种植木瓜等经济作物，这都成为岭南大学创收的项目，也成为学校经费自给的重要来源。
其次我们再来看他兴办实业的措施。在当时的时局之下，钟荣光审时度势，坚持推行实业教育，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学以致用，服务于社会。故此他先后开设了农学院、工学院和医院学，为岭南大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首先，他清楚地看到中国是以农立国的国家，农业是根本，而广东农业人口占到全省八成之上。民以食为天。但是，中国农业技术却远远落后，人才奇缺。加上战争、内乱等各种因素，粮食尚不够国人自食其用。故他决心设立岭南农科大学，以培养农业人才。早在1916年他当副校长期间，就力主开设农业部，后来又购地开设农牧科，随后1920年又正式成立了农学院。1921年，钟荣光向广东省政府申请成立岭南农科大学。这是岭南大学农学院的前身，更为重要的是它是中国南方第一所培养高级农业科技专门人才的学校，且是由中国人自办的，为广东省近现代农业的发展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人才，做出了重要贡献。其次，他创立了工学院。在这件事上钟荣光走了“上层”路线。凭着跟孙中山的良好关系，他直接找到了时任铁道部长的孙科，并通过其搞到了一大笔款筹办工学院。冯秉铨.《关于岭南大学工学院的一些回忆》，政协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第10辑）， 1963.工学院最初只有一个土木系，学生仅有几个人，后来逐步发展起来，先后在上海、香港等地设立了分校，由宋庆龄担任上海岭南分校校董。工学院所聘师资均为当时交通界名宿，所设科目也以电工、热力、桥梁等实用科目为主。学生虽不多，但毕业后即被重用。[5]之后，钟荣光又创办了医学院。1930年，岭南大学接收了长堤外国教会创办的博济医院，为纪念孙中山，他积极筹办孙逸仙博士纪念医学院。1935年，这个计划终于实现，南京政府拨款50万元，批准建院。随后钟荣光聘请英国海归博士黄雯担任院长，并聘请了一些中国知名教授，由此使得孙逸仙纪念医院（现为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声名鹊起。经过十多年的苦心经营，岭南大学终于发展成为具有文理学院、商学院、农学院、工学院和医学院的多学科综合性大学，成为中国南方最重要的人才培养基地。
三、钟荣光与美国传教士办学理念的异同
我们在以上结合史实分别介绍了岭大建校之初美国传教士办学理念和钟荣光的办学理念，也对之进行了对比。这里不妨再梳理一下他们的区别：
首先是办学目的。美国传教士建立教会大学的目的是为了传扬基督的福音，故以宗教教育为主，实用教育为辅。当时的历史情形也的确给了他们权利：他们仰仗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所赋予的保障权利，在土地租用、学校建设、传教自由等方面都获得了“优先权”，有恃无恐。而中国当时基督徒较少，且科举制度使得中国民众只读儒学圣贤之书，不顾及其他。故他们开设学校，一方面要破除这种教育模式，另一方面又培养以翻译、解经、布道为主要目的的宗教人才，兼顾医学等实用人才。但是他们却忽略了中国民众对其的容忍度和接受度。而钟荣光深谙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感和爱国主义情结。他在1926年6月刚从国外回来的一次讲话中就明确提出：“实非因基督教，而因西人挟不平等条约而来。”岭南大学同学会编.《钟荣光先生传》（第四版），2003年11月岭南大学广州校友会印行.于是他“对症下药”，办学目的以实用教育为主，宗教教育为辅，逐步淡化南大学的宗教色彩。1927年，在收回岭南大学的教育权，就任新校董兼校长的讲话中，他曾经这样说过，“欲以世界实用之科学，造成中国领袖之人才，加以几分基督牺牲为人之精神，使学成不至自私自利，出则为社会国家尽力，入则负起岭南母校之责任。”高冠天.《岭南大学接回国人自办之经过及发展计划》，广州岭南大学出版委员会1928年版，第23页.可见，他强调的仅仅是以基督精神治校，而不再是以培养基督徒为主旨了。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与香便文的儿子香雅各（Dr.James Hey，1924—1927年任岭南大学监督）的矛盾中看出来。根据后来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先生的说法，“钟荣光和美国人之间的主要矛盾是：……香雅各根本不懂得办教育，他甚至连美国教育也并不了解。如果说他脑子里有什么办大学的计划，是一个教育家，这是对他估计过高了。”[6]钟荣光和香雅各之间的矛盾，原因是多方面的，表面上看来是为了争夺学校管理实权，但更深层次是因为二人的办学理念产生了冲突。香作为美国传教士，秉承其父亲的遗愿，仍然要坚持传教为宗旨，可以说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而钟荣光则清楚地看到，在中国民族情绪日益高涨的情况下，学校的办学方向应该转向实用为主，故他算是一个“现实主义者”。
其次是办学定位。哈巴博士最初的梦想是把格致学院建设成为立足岭南、服务全中国的教会大学。故他预想只开设文理学院和医学院。文学院主要是以宗教教育为主，理学院以学习西方科技为主，医学院则是培养西医人才。而香便文则主张跟培英学院合作，全力培养宗教人才，随后的尹士嘉博士则注重外语人才和科技人才的培养。但他们作为传教士的共同点就是要“本诸基督精神办学”，即培养基督徒人才，让他们在社会上“做光做盐”，继而影响更多人。但钟荣光则认为，学校办学的定位应该是以实用为主。因为这是中国当前所必须的。当时战争频发，人民食不果腹，而中国又以农业为主，故农业人才是第一必需，其次是工业人才和医学人才。故他在1927年收回教育权，就任校长时候，这样讲过，“接收后之方针：（一）最低限度要维持现在之成绩;（二）保存基督教牺牲服务精神;（三）一切科学注重实用;（四）实行学生工读制度;（五）施行农村教育，以加惠农民。”钟荣光做出这样的讲话，应该说是应对当时时局最佳的方案，正如他在同样的讲稿中所指出的“接收本校的原因”是“（一）尊重本国政府教育法令;（二）顺应中国民族运动潮流”。钟荣光.《在岭南大学新旧校董交接典礼上的演说词》，《南大与华侨》第六卷，第一号。在他不懈的努力下，经过十多年的苦心经营，岭南大学终于发展成为涵盖文理学院、商学院、农学院、工学院和医学院的多学科综合性大学，成为中国南方最重要的人才培养基地。事实证明，钟荣光的办学理念完全符合当时中国的时局，且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
最后是办学方略。我们主要看筹款。美国传教士和钟荣光都意识到岭南大学的发展必须依赖于海外筹款才能得以运营。但是美国传教士由于与美国长老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故他们可以直接向母会伸手要钱，即使是筹款，也会以宣教为由，向教会或慈善机构筹款。他们认为这种来自于上帝的供应是丰富的，故坚信资金来源比较可靠，但没想到在一战时候却面临着“断炊”的危险，使得学校面临停办。而关键时刻，还是钟荣光审时度势，多次赴海外筹款，才使得岭南大学得以继续发展。钟荣光不是以宗教为招牌，而是以国人的“爱国主义”情感为旗帜，劝捐的对象主要是海外华人。事实证明，他成功的要诀就在于抓住了中国人情感的根源。
最后我们对比一下他们对师资的聘用。建校初期，由于学校规模较小，美国传教士往往要亲自担任教师，比如香便文主要教宗教课程，尹士嘉主要担任英语和西方科学等课程。他们也力图邀请一些具有海外先进教育背景的教师来任教，只是后来他们也感受到了国人的“排外”心理，所以聘请了钟荣光担任汉文总教习。而钟荣光当校长以后，采取了更为宽容的师资招聘标准。他说“本大学是基督教的、国际的，已如上述，故乐意接受外国教育与学术团体之热诚扶助，英之伦敦会，循道会，美之长老会，同寅会，现均资送有教授或医师为其代表，长年驻校，担任义务。日本去年曾一度派茂雄博士来校演讲数星期，此外，无论何国人士，凡抱世界学才之宏愿，认本大学可与合作者均所欢迎。”政协广东省中山市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中山文史》（第四五六辑合刊），广东省中山市政协文史组，1984.第328页.事实证明，后来他兴办工学院和医学院时候，所聘师资均为当时交通界和医学界的名宿，以至于后来的校长也坚持他的这一原则，使得岭南大学曾经璀璨一时。
四、总结
以上我们主要论述了岭南大学建校之初美国传教士校长的办学理念和收回教育权之后钟荣光校长的办学理念，然后从办学目的、办学定位和办学方略三个方面进行了对比研究。美国传教士仰仗西方武力和不平等条约所赋予的权利，直接以宣教为办学目的，但是却忽略了中国民众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和爱国主义情感，故使得岭南大学的发展局限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且时时面临停办的危险，因而他们的办学多少含有“理想主义”色彩;而钟荣光则深明国人的心理和情感，高瞻远瞩，顺乎国家发展需要，坚持实用为主的办学理念，多次赴海外筹款，并积极进行学科建设，最终把岭南大学发展成为多学科综合性大学，故他办学讲究的是实效，颇具“现实主义”的风范。当理想遇上现实，往往是现实主义者更能适应时局，并经受历史的考验。岭南大学的校史恰恰可以成为这一观点的有力论证。
参考文献：
[1]郭查理.岭南大学简史[M].李瑞明，译.香港：岭南（大学）筹募发展委员会，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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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ntrastive Study of American and Chinese Principals Ideas of
University Running in the History of Lingnan University
SUN Qinghai
（Center For Shandong Cultural Studies， Jinan 250014， Shandong， China）
Abstract：
The idea of how to run a university for a principal is very important. Lingnan University， as a Christian College at its beginning， was founded by a group of American missionary， who held the idea of claiming the Gospel and training Christians， but they ignored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feelings of nationalism and patriotism. However， ZHONG Rongguang， a Chinese principal， made adaptation of the idea to emphasize the practical education， and also raise money aboard for many times， and then managed to develop Lingnan into a multidiciplinary and comprehensive university. Thus， by contrast， we can get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n the important role a principal plays in the development of a university.
Key words：
Lingnan University; the idea of university running; American Missionary; ZHONG Rongguang
（责任编辑：余树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