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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耀宗是中国宗教界著名人士,在信仰基督教的群众中有一定的影响。周恩来十分尊重这位基督教的上层人物,同吴耀宗有过多次接触,积极团结他为人民的事业而共同工作。
1937年抗战爆发时,吴耀宗正在从美国去英国的途中。翌年2月,他一回到祖国,就立即投入抗日运动。蒋介石在日寇面前节节退让,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使他对蒋介石感到失望。在这个阶段,对吴耀宗的政治思想发展有重要影响的是和周恩来的几次晤谈。
那时,周恩来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改称第十八集团军)驻汉口代表,并出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吴耀宗因公去汉口,他向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负责对外联络的龚澎表示了想会晤这位共产党领袖的愿望。1938年5月20日下午,周恩来和吴玉章来到吴耀宗的住处同他见面。周恩来向他分析了抗战形势,论述了国共合作和中国革命问题,还说到了中国共产党对宗教信仰问题的态度。周恩来的谈话,立场鲜明,对未来充满信心,给了吴耀宗很大的启发。
这次见面虽为初识,却给吴耀宗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1941年夏,吴耀宗从上海到四川讲学,在重庆曾家岩50号周公馆,再次见到了周恩来。当时正值皖南事变后民族民主斗争最紧张时刻。周恩来向吴耀宗指出:抗战进行了四年多,只要一切抗日的党派、阶级、民族团结起来,就能打败日本侵略者。
两年以后,还是在曾家岩50号,吴耀宗第三次见到了周恩来。那天在座的还有董必武和其他二人。周恩来向吴耀宗详细介绍了当时形势,指出蒋介石已经和日本侵略军及汪伪汉奸政权达成默契,调兵遣将,包围解放区,积极准备打内战,妄图消灭共产党。周恩来以坚定有力的口吻,呼吁一切爱国党派和爱国人士团结起来,废除法西斯独裁统治,为建设独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国而奋斗。吃过午饭稍休息后,周恩来还在谈话中回顾了中共的历史,并对吴耀宗说,中国共产党对马列主义的认识也有个发展的过程,也犯过很多错误,但能从中吸取教训,得到进步。周恩来态度热诚,言词恳切,使吴耀宗一直难以忘怀。
那天,他们再次谈到宗教问题。吴耀宗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基督教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共同点,尽管在有些根本问题上有分歧,但无关紧要。周恩来听后,坦率地表示,不能同意这种看法,并重申了中共的宗教政策。他说:“不同的世界观并不妨碍我们为了和平、民主而共同工作,你多年来为抗日和民主的事业做了不少工作,在目前这种艰难的条件下,对每个人都是考验。希望我们能继续合作,在即将到来的新时期,为人民做更多的工作。”不同意见的交换,加深了相互之间的友谊。在临别之前,董必武应吴耀宗的要求,开了一张马列主义的书单给他。
这次是周恩来同吴耀宗最长的一次谈话,持续了将近一整天,对吴耀宗的思想有很大的影响。从此,吴耀宗更加信赖中国共产党,更加敬佩周恩来,对中国的光明前途有了更大的信心。
抗战胜利后,吴耀宗投入到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斗争中。1945年12月,昆明学生举行反内战游行,遭到国民党军队屠杀。12月9日,成都学生2000余人在华西坝集会,邀请吴耀宗和加拿大进步人士文幼章演讲,会后游行,吴耀宗也参加,直至队伍解散。由于他热情支持进步学生,当时成都的学生常去他的寓所开会、讨论,称他的寓所为“民主之家”。
1946年6月23日,上海几十个人民团体,推举了一个由十一人组成的代表团去南京请愿,呼吁和平,停止内战。吴耀宗是该团成员之一。他还为代表团草拟了一份给马歇尔的英文备忘录,表示中国人民坚决反对美国支持蒋介石打内战。到了南京下关车站,代表团被国民党特务包围殴打,许多人被打伤,送进医院。周恩来和邓颖超闻讯后,半夜赶来看望代表团的成员。邓颖超还送来了食物。第三天又在梅园新村中共办事处设宴招待代表团成员。回到上海后,邓颖超在刘少文的陪同下,代表周恩来到吴耀宗家中表示慰问。
1948年,国民党在战场上接连失利,加强了对进步人士的迫害,吴耀宗已不能在上海居住。1949年1月,他去斯里兰卡参加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亚洲领袖会议。会后到香港,那里的许多朋友劝他不要再回上海。这时中共派人告诉吴耀宗,中共中央希望他到北方去,商讨重要问题。2月,在中共组织的安排下,吴耀宗等秘密坐船到达朝鲜北部,从那里经我国东北到达北平。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召开,吴耀宗被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常务委员。
1950年初,吴耀宗同邓裕志、刘良模等会同当时基督教其他一些领导人,先后到华东、中南、西北、华北等地访问,向各地基督教人士传达政协会议精神,同时了解各地基督教在解放以后面临的问题。同年5月,吴耀宗等一行到北京和周恩来谈了基督教的问题,要求中央人民政府出具布告张贴在各地教堂门前,表明保护教堂。周恩来听完他们的陈述后,明确指出,中国基督教曾长期以来受帝国主义利用,广大人民不理解,有隔阂,这是很自然的,希望基督教人士行动起来,让人民理解。中国人民有能力管理国家,也有能力办好自己的宗教。
周恩来态度非常公允,双方兼顾,令人佩服。吴耀宗从中得到一个启发就是,基督教应当自动地肃清帝国主义在它里面的力量和影响。后来参加同周恩来谈话的基督教领导人开会商讨,认为中国基督教历史上有过自立自养的口号,现在应该是付诸实践的时候。大家公推吴耀宗起草了一篇公开宣言,表明中国基督教对新中国的态度。吴耀宗欣然承诺,八易其稿,最后于1950年7月写成一份题为《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的宣言,明确指出,过去100多年来,基督教同帝国主义的对华侵略发生了关系,号召全中国基督教徒拥护共同纲领,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为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还提出要使教会群众认识帝国主义在新中国造成的罪恶,认识过去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的事实,培养教徒的爱国民主精神和自尊自信的心理,在短期内完成自治、自养、自传的任务。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努力建设的巨大成就,使吴耀宗对中国共产党更加信赖,对周恩来更加崇敬。1951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的时候,吴耀宗写了一篇题为《共产党教育了我》的文章。他说:“在过去三十年中,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的成就和它对中国人民的贡献是没有法子估计的,也找不到恰当的话来形容,今天中国人民所以能够站立起来,他们今天所享的幸福,他们对新中国的前途所以能有一个绝对光明的展望,这一切都是中国共产党的赐予。”他在文中坦率地讲述了自己怎样从20年代反对共产党,经过“九一八”的炮火,才逐步接近、认识共产党的过程,以及共产党如何在思想上对他的教育和帮助。他热烈祝贺中共的30岁诞辰,表示坚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中国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
十年动乱期间,吴耀宗和其他爱国人士一样受到迫害。1966年8月,“破四旧”开始,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遭到冲击,吴耀宗被勒令参加学习班,接受审查和批判。尽管如此,吴耀宗对中共的信念仍然是坚定的。
1975年,吴耀宗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在去北京开会前,对一些多年来同他一起工作的基督教负责人说:“我过去每次提出要见周恩来总理,恩来总理总会约我谈话,解放前如此,解放后也是如此。我这次去北京开会,一定要见周恩来总理,问问他宗教政策到底如何?”但这一次吴耀宗却未能如愿,他虽然在大会上见到了周恩来,却没有机会谈话,因为当时周恩来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吴耀宗从广播中听到这一噩耗,立即给邓颖超发去唁电。
吴耀宗始终难以忘怀与周恩来的相交与相识,更不能忘记周恩来对他的亲切教导。吴耀宗曾以无限的真情,写下了充满崇敬之意的文章。他说,周恩来的名字“是中国人民尊敬和自豪的象征”;“凡是和他接触过的人,无不感到一种伟大的平凡和浑然溶成一体的魅力”;“在他的身上,我看到了能够代表共产党人的一切最优秀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