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隔都起源于1516年的威尼斯，它的建立并不是传统理解的“过去相对宽容的彻底中断”和“犹太人居于主流社会之外的明证”。相反，隔都为犹太人提供了“明确的容身之地”，犹太人也通过各种途径与主流社会保持着密切联系，这不仅使犹太人的民族性得到维系，而且也为主流社会的文化进入隔都以及隔都内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推动着当时犹太文化的发展。
关键词犹太人，隔都，威尼斯，中世纪式宽容
中图分类号K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4）22-0051-06
“隔都”是对意大利语“Ghetto”一词的音译，在现代意大利语中意为“犹太人居住区”“贫民区”或引申为“隔都或孤立”，与该词的原意已有了较大差别。从词源上来看，它起源于意大利语“Getto”，原指“浇铸，铸造厂”，因为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隔都就建在铸造厂附近，所以它也成了犹太人居住区的代名词。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其原意已逐渐被人们忘记，在19世纪的犹太史学家那里又被异化为犹太人居于主流社会之外的一种历史象征。①其实这种理论是19世纪的犹太史学家，在特定的环境下对“隔都”的误读。在最早对犹太人从隔都到解放这段时期的旅程做出构建的史学家中，亨利奇·格莱茨（Heiich Graetz）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一位，他对这段历史的重构一直主导着19世纪以来的犹太史学对隔都的解释。他创造的概念，如“隔都时代”“隔都精神”“隔都犹太人”“走出隔都”也成了犹太人关于这段历史的集体记忆。在这种理解下，隔都无疑成了狭隘和孤立的代名词，因为隔都与之后的解放时代所表现出来的自由、创造力和民族自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②而当时的欧洲也正处在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在19世纪的犹太史学家视野中，中世纪的犹太人的生活也是光明的、充满创造力的，所以犹太人解放运动之前的16—18世纪，即隔都时代当然就成了犹太人生活中最为黑暗的时代。但进入20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犹太史学家开始反思这种理论，企图对“隔都”做出新的阐释。③目前，在国内学术界，“隔都黑暗说”仍占据着主导地位，隔都及其建立被描述为“过去相对宽容的彻底中断”“犹太人居于主流社会之外的明证”，④以及“文化的隔都，阻碍了文艺复兴和科学革命的意念”。⑤本文试图以威尼斯隔都为例，对隔都进行再思考，说明“隔都的建立，就某种意义来说，是新的犹太生活开始的标志”。①
著名犹太史学家本杰明·拉维德认为：“隔都就是一个强制隔离的犹太居住区，所有的犹太人必须居住在里面，而不允许任何基督徒居住。”②它是根据威尼斯议会颁布的法案，于1516年建立的，具有法律强制性。在隔都推广之前，曾经出现过两种性质的犹太居住区：一种是犹太人出于民族同一性、安全和生活方面考虑而根据自己的意愿建立的；另一种是各国的统治者为了吸引犹太人繁荣当地经济而划出的供他们居住的特定区域。但这两种性质的犹太区与本文要考察的隔都有明显的区别，因为其不仅缺乏法律强制性，而且其中往往杂居着不少基督徒。因此，真正意义上的隔都源于威尼斯，只是在16世纪才与犹太人联系在一起，将隔都运用于1516年的威尼斯之前的任何时代和地方，都是时代性和历史性的错误。要真正理解隔都，就要将其起源与威尼斯特殊的历史环境联系在一起。
在中世纪的漫长岁月里，除了在1382年到1397年的短暂时期内，威尼斯政府从来没有以任何官方的形式允许犹太人以群体的方式定居于威尼斯，而只是允许其以个人的身份定居。这些犹太人主要集中在威尼斯控制的梅斯特（Mestre）和帕多瓦（Padua），其居住权也只是基于威尼斯政府颁发的特许状，地位极不稳定，但他们也因此获得了战争时进入威尼斯市内避难的权利。1509年康布雷联盟战争爆发，战争中威尼斯控制的城镇帕多瓦、梅斯特、维罗纳、维琴察相继失陷，犹太人被特许进入威尼斯市内避难，大约有500名犹太人从帕多瓦和梅斯特进入威尼斯。③然而，当威尼斯收复领土后，这些难民却被勒令必须全部离开。不过，威尼斯政府很快就认识到，允许犹太人继续留在市内，有巨大的利益可图，不仅可以加快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经济，而且可以为穷人提供小额贷款。因此，威尼斯政府于1513年颁布了为期五年的特许状（Charter），允许犹太人在威尼斯市内居住并经营借贷业。犹太人的迁入，给威尼斯政府带来了巨大的利益，特别是解决了令人棘手的资本借贷问题——基督教会禁止基督徒放贷，犹太人的到来，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白。但是，犹太人在威尼斯城内的定居，特别是犹太借贷业的发展，也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威尼斯市内的反犹情绪不断高涨，教士、部分议员都极力主张把犹太人驱逐出威尼斯。面对压力，威尼斯议会采取了折中的办法，通过了建立隔都的法案：
参议员与大议会的一些法律规定犹太人每年只许在威尼斯最多居留十五天……由于时代的需要，现在允许犹太人居住在威尼斯；我们做出一些让步的主要目的是在于保护控制在犹太人手中的基督徒的财产。但是，我们国家没有人会乐见于他们来到我们的城市后分散开来……现在决定，为了杜绝这些严重的社会混乱状态，我们将采取以下措施：目前住在城市中不同教区的犹太人和将要来此的犹太人必须马上搬到圣黑罗尼莫的铸造厂（Geto）街区的房屋之中，那里有足够的空间让他们居住。④
由此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隔都便在威尼斯建立起来，被称为“Ghetto Nuovo”。隔都建立以后，犹太人逐渐被局限于一个集中的区域，周围林立的高墙将他们与整个城市隔开，使得他们比以前忍受了更多的苦难、贫穷以及羞辱，但这也为犹太人地位的改善带来了转机。首先，隔都的建立是基于威尼斯议会颁布的法案，犹太人在威尼斯的居住权由此得到了法律上的认可，相比于以前“特许状”状态下的不稳定状态，犹太人获得了一个法律明确规定的居住地，从而暂时摆脱了被驱逐的危险。其次，威尼斯政府在压力之下，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方案明显区别于过去，实际上是一种“中世纪式宽容”的体现。所谓的“中世纪式宽容”是指当异教和相应的社会群体作为一个整体，有益于社会或被证明对基督教社会不存在威胁的情况下，给予他们在拉丁基督社会中居住的权利；而作为一个政治概念，它实际指的是对边缘群体采取有限的容忍，而不是彻底驱逐和灭绝。⑤相比于1290年的英国，1394年的法国、1492年的西班牙以及1497年的葡萄牙解决犹太人问题时，或是将其彻底驱逐，或是要其改信基督教，或是将其从肉体上彻底消灭，威尼斯“隔都法案”中的表述，“由于时代的需要，现在允许犹太人居住在威尼斯；我们做出一些让步的主要目的是在于保护控制在犹太人手中的基督徒的财产”，则是这种实用主义式的“中世纪宽容”的最好注解，放弃了以前驱逐和灭绝的政策，是完全驱逐犹太人与无条件接受犹太人两种政策之间的妥协。因此，隔都的建立并不是“过去宽容的彻底中断”，而是“中世纪式宽容”的一种延续。从此，基督教社会不再把社会的“他者”——犹太人看作同化的对象，也不再认为犹太人的多样性必须被根除。①犹太人可以很自然地居住在基督教社会之中，参与基督教的经济生活，犹太人由此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基督教社会的外延，甚至是有机组成部分。
随着反宗教改革的进行和罗马隔都的建立，隔都的模式也迅速在欧洲大陆蔓延，虽然欧洲各地建立隔都的背景与威尼斯有着较大的差异，但它们也都是对“维持犹太人存在”原则的承认，是“中世纪式宽容”的体现，隔都建立之后的历史便是明证：
自从隔都在欧洲普遍建立之后，针对犹太人的“血祭诽谤”罪名的控告几乎消失，日常性的攻击、集体屠杀以及驱逐明显下降，一系列的驱逐活动也在一定程上得到控制，这些都是不容忽视的现象。②
因此，隔都的建立是一种复杂的、充满矛盾的现象，它在给犹太人带来痛苦的同时，也为犹太人提供了“明确的容身之地”，③使得犹太人摆脱了被驱逐屠杀和强迫改宗的命运，能够平静地生活在基督教世界之中，从而为犹太社会和文化在不断的调整和适应中获得新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隔都被赋予了太多的消极内涵，因此，隔都内犹太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也经常被误读。如果我们仔细考察隔都中的犹太人与外部社会的联系，也许我们会认识到正如17世纪的威尼斯犹太思想家莱昂·摩德纳（Leon Modena）在自传中所揭示的那样：
使教会和各世俗国家大为吃惊的是，无论在任何层面上，隔都的建立都没有中断犹太人与外部世界的联系。④
布罗代尔用“各种犹太社会的普遍存在”⑤来形容此时的犹太人，是非常形象的。可以说，此时的犹太人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层面，无论是社会上层还是社会底层，都没有因为隔都的建立而与主流社会失去联系。
在政治层面上，“文艺复兴时期的犹太人在隔离区中确实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自治”，⑥正如塞西尔·罗斯所说，犹太隔都形成了“政府中的政府”。⑦隔都内有着健全的机构设施和法律规章，行政管理事务由选举产生的12位帕尔纳斯（Parnasim）来行施，犹太社团内部的一切法律问题都可以通过拉比组成的宗教法庭来解决。广大社会底层群众，一般也不会与政府发生直接的联系。但是，出于维护犹太社区某些利益的需要，犹太社区的行政管理人员，即犹太社会上层仍与统治者或政府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扮演着隔都代言人的角色。一方面，当允许犹太人从事借贷业的特许状到期时，隔都的代表仍然需要与政府商讨重新颁发特许状的问题。
如1528年在犹太人的申请下，威尼斯的十人委员会颁布了新的特许状，允许犹太人在接下来的五年内继续从事放贷和旧货交易。⑧另一方面，隔都内部人口的增加，需要扩大隔都的面积或重建新的隔都时，犹太社区也会派代表向政府请愿。1541年建立的“Ghetto Vecchio”就是这种请愿活动的体现，1541年威尼斯的档案就记载：
由于新铸造厂的空间极其拥挤，因此他们（犹太人）向我们的执政官阿拉·梅尔埃齐亚请求，希望能为他们的寄宿提供场所。⑨
同时，为了延长犹太人在隔都外的活动时间，社区的代表也经常同政府进行磋商，从犹太隔都建立到1797年拿破仑的军队推倒隔都的大墙，这种交涉活动一直没有停止。隔都大门关闭时间的多次变迁，就是这种交涉的结果。①
如果说，在政治层面上，与主流社会发生联系的还只是犹太社会上层，而在社会生活和经济层面上，则无论是犹太社会上层，还是犹太社会下层都与主流社会保持了密切的联系。一方面，犹太人在各地的经济生活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是主流社会不可缺少的因素。有鉴于此，隔都对犹太人的限制，在经济层面来说并没有那么严格。当时的犹太商人控制着国际贸易、珠宝和宝石交易，他们经营的典当业和放债业，则与城市中产阶级和贫穷市民的经济利益密切相关，以这种形式维持生存甚至成了他们的法定义务。威尼斯政府也因此多次颁发特许状允许他们在隔都外面从事资本借贷业。②他们通过这些商业、贸易活动，走出隔都，在与基督徒交易的过程中，实现了与主流社会的交往。此外，那些来自不同地方的犹太商人也促进了隔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隔都，尤其是威尼斯的隔都成为来自欧洲所有地方的犹太商人——德意志、葡萄牙以及利凡特——汇集的地方。③外部各地的信息也伴随着他们的经商活动进入到隔都，使得隔都中的犹太人对外部世界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另一方面，日常生活的需要也促使隔都内的犹太人尤其是社会底层走出隔都。隔都内的空间有限，靠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难以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许多无力从事借贷业和商业的社会底层犹太人为了维持生计，大都在从事旧货交易。但不允许他们在居住区附近开设商店的规定，使得他们不得不走出去，沿街叫卖，四处游弋的犹太小贩，肩挑着，背驮着，走遍了欧洲，成为了当时欧洲边远农村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④莱昂·摩德纳的自传也为我们提供了例证，威尼斯隔都的大门白天一直开放，人们自由的出入，犹太人在隔都外从事着一些投机冒险活动，如经营书店、在基督徒开设的印刷社工作、赌博、访问基督徒朋友、指导基督徒学生以及参观圣马可广场等，⑤这都增加了犹太人了解主流社会的机会。
在文化层面上，犹太人从来都没有被排斥于主流社会之外，“不管愿意不愿意，犹太始终被迫扮演着文化交流代理人的角色”，⑥隔都的建立并没有打断这种趋势。此时，犹太人与外部社会的文化交流是通过两种形式完成的。一种是我们所称的“人员交往”，这种交流是以犹太医生和在意大利各大学医学院学习的学生为载体的。犹太医生大多数都是犹太文化精英阶层，他们以其高超的医术在基督教社会中赢得了巨大的声誉，许多人甚至成为了教皇和贵族的私人医生。而为了使犹太医生能够尽可能多地为基督徒服务，各国统治者也纷纷颁布特许状，允许他们在隔都的大门关闭之后继续在外面活动。作为犹太文化精英阶层的代表，这些犹太医生在与外界的接触中，将外部的各种文化潮流带入隔都。同时，意大利各大学尤其是威尼斯控制的帕多瓦大学并不排斥犹太学生。威尼托的议院还曾专门采取措施，保护犹太人在帕多瓦大学学习的权利。据埃尔伯根（Ismar Elbogen）统计，从1517年到1619年有80名犹太学生在帕多瓦大学获得医学学位，在下一个100年中，大约有150名犹太学生获得学位。⑦帕多瓦大学的医学院也因此成为了犹太人与外部世界文化交流的中心。从帕多瓦大学毕业的犹太学生很多都回到了威尼斯的隔都之中，因此“由大学引起的犹太文化的变革通过这些犹太学生对威尼斯隔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⑧另一种途径是书籍的传播，特别是当印刷术成功运用之后，随着大批书籍的印刷、出版以及传播，大量的基督教学者的书籍流入犹太隔都。此时，还有一些犹太学者在基督徒开办的印刷社从事出版校对工作，如埃利亚·莱维塔、雅各布·曼蒂诺、亚伯拉罕·巴尔莫斯、卡罗尼莫斯等。⑨这些交流为主流社会的生活方式、意念、文化等进入隔都打开了大门，也为新的文化潮流在隔都内的流行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正如大卫·罗德曼（David Ruderman）所说：
虽然隔都的建立，在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竖起了一道高墙，但它并没有隔断犹太人与主流社会的联系，生机勃勃的社会和文化交流，一直存在于隔都和周围的社会之间，存在于各个层面。①
隔都的建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它对犹太人的影响也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当揭开笼罩在隔都之上的黑暗面纱时，我们就会发现隔都也并非我们想象中的那么黑暗，它给犹太人带来的也不仅仅是苦难。隔都不仅使得犹太人的民族性得以维系，而且也变成了新的文化交流中心，主流社会的文化现象在隔都中大行其事，隔都中的犹太人不仅没有处在中世纪的蒙昧之中，而且精神结构也发生了变革，隔都由此构成了“促使犹太人走出中世纪世界，孕育近代精神变迁的社会结构的一部分”。②
首先，在威尼斯隔都建立以前，犹太人大都分散于威尼斯控制的各个地区和农村之中，彼此之间很少有联系，时刻处于被驱逐和同化的危险之中。但隔都的建立改变了这一趋势，由于隔都法案禁止犹太人居住在威尼斯隔都以外的区域，并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犹太人的居住权利，因此犹太人在威尼斯有了相对明确的容身之地，其人口的城市化和集中程度也越来越高，他们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密切，不同地区、来源各异的犹太人之间的文化和宗教交流不断加强。犹太史学家埃利奥特·霍洛维茨（Elliott Horowitz）就曾指出：“阿什肯纳兹、塞法迪以及意大利本土犹太人之间的宗教传统的相互影响，成为了隔都文化生活的主题之一。”③这无疑为犹太人之间相互了解，增加文化和民族认同感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隔都的建立还使得犹太人实现了犹太拉比们“设屏藩以护托拉”的告诫：
他们不仅实现了自治，而且基本上按照犹太人的传统方式和法律生活。《塔木德》在管理隔都的生活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犹太教律法和伦理准则在这里得到了最完美的遵守。④
《塔木德》犹太教律法和伦理准则都是犹太教的主要内核，在犹太散居史中一直是连结犹太民族的强力纽带，它们一方面保证了犹太民族在行动上表现他们一神信仰，另一方面还使得犹太人在生活中保持了犹太民族独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它们在犹太生活中得到完美的遵守，无疑会加强犹太民族的自我认同感，使得犹太民族文化传统得以延续。
其次，通过印刷机、国际贸易、医学院中的犹太学生以及到意大利寻求避难的犹太学者，隔都成了重要的国际文化中心和思想储存的仓库，当时主流社会流行的文化意念——文艺复兴和科学运动在隔都内得以生根发芽。其一，文艺复兴的审美灵感仍然在学校和犹太会堂的内部装饰中大放异彩。隔都外的艺术家和工匠被召入到隔都中，在墙面后面作了反映时代艺术潮流的富丽的内部装饰，展现出了巴洛克艺术形式的奢华，被廖称为“格托隐藏的辉煌”，建于1528年，并于1732—1733年间改建的威尼斯“大德国学校”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⑤此时的威尼斯还出现了一位女犹太人文主义者S·C·苏拉姆（Sara Copio Sullam），她经常与有识之士讨论最新的思想，捍卫自己灵魂不朽的信念和对基督教思想的抨击。⑥其二，17世纪的科学革命并没有与犹太人擦肩而过。通过学习最新的课程、阅读最新的科学书籍，医学院的犹太学生仍然可以接触到最新的科学发现和变革。⑦光学、物理学、数学、植物学、解剖学、化学、临床医学，以及天文学、地理学的科学变革，都对他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安德烈·维萨里创立的人体解剖学、帕拉切尔苏斯的化学医学和疗法，都被运用到隔都内的临床实践；约瑟夫·梅第哥（Joseph Medigo）对原子理论的兴趣、对哥白尼天体运行说的热情以及他和伽利略的友谊，大卫·奈尔托（David Nieto）对笛卡尔机械论哲学的介绍，托比亚斯·科亨（Tobias Cohen）对笛卡尔机械哲学和梅森学院气压实验的涉猎等，⑧都是科学革命在隔都高墙之内的表现、反应与延伸。
最后，在隔都这个新的社会结构中，犹太人的价值观念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第一，追求科学的精神，逐渐从宗教中脱离，在隔都内获得了合法地位。科学运动在隔都内的盛行，使得追求科学的精神也深入到了犹太人的价值观领域。在帕多瓦大学的医学院中深受先进文化知识、生活方式和科学精神影响的犹太知识分子，在回到隔都之后，大都成了隔都的宗教和精神领袖，在当时盛行的科学精神的影响下，他们在自己熟悉的宗教领域论证犹太人追求科学的合理性，激励犹太人追求科学的行动。①阿扎利亚·菲格（Azaria Figo）的布道词就指出：
物理学已经从形而上学中分离出来了，因此犹太人可以安心地去尝试研究自然世界中的事情，而不必担心这些会危害他们对犹太教的忠诚。②
这种在犹太拉比的思想中出现的关于科学与宗教的解释，虽然是在承认犹太教的绝对权威下进行，但也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追求科学的精神在以宗教精神为主的隔都中取得了合法地位。
第二，隔都内的犹太知识分子著书立说，呼吁基督教社会放弃偏见、接纳犹太人的声音也不断高涨。隔都的建立，为犹太人提供了明确的容身之地，巩固了犹太人在基督教社会中居住的权利：
这种变化给犹太人带来了一定的自信，激励着莱昂·摩德纳和他的同盟者西蒙·卢扎托（Simon Luzzatto）和大卫·鲍米斯9David de Pomis），拿起手中的笔来证明犹太人对基督教社会的重要性，让基督教社会更多的了解犹太社会。③
他们深刻认识到，基督教社会之所以对犹太人不宽容、不愿接纳犹太人，主要是由于基督教社会对犹太人的偏见造成的。作为隔都中犹太人的代言人，他们著书立说，深入研究犹太社会的风俗、礼仪，并力图使这些著作进入公共领域，让基督教社会对犹太人有更深入的了解。摩德纳的著作《希伯来风俗礼仪的历史》（Historia de’ riti hebraici）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他全面介绍了希伯来的风俗和礼仪的起源、分类及其发展历程，力图向基督教社会证明犹太教并不是迷信，犹太人也并不敌视基督教和基督徒，犹太律法是真实的存在，犹太人也具有改变和适应基督教文化的能力，想以此求得基督教社会重新考虑其对犹太人和犹太教的态度。④这些论说，无疑是18世纪中后期兴起的犹太启蒙动——哈斯卡拉的先声。如果说，“哈斯卡拉运动是犹太文化摆脱蒙昧、保守的中世纪状态而步入文明、开化的现代社会的第一页”，⑤那么犹太学者的这些论说无疑就是它的序言。
总之，现在流行的关于隔都的观念，是以亨利奇·格莱茨为首的19世纪的犹太史学家，在特定的环境中对隔都的误读。尽管具有某种合理性，但并不能全面反映隔都的性质及其对犹太人的影响。这就需要我们对犹太隔都进行再思考，以期求得对隔都更为全面和准确的理解，从而丰富我们对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犹太人的认识，也使我们能够更加客观、准确地认识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一些具体问题。
【作者简介】卢镇，男，1986年生，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文艺复兴史、犹太史等问题的研究。
【责任编辑：全骜颉】
Abstrac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Jewish ghetto was neither a radical break with a tolerable past nor a proof of the Jews living outside the majority， which originated from the Venice in 1516. The ghetto provided Jews with a clearly well defined living place within the Christian society， and the Jews also contacted with the majority society through various ways. The ghetto advanced in maintaining the national character of Jews， and affected by pop culture and ideas. It also facilitated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e and ideas within the ghetto， which lead a new direction to the Jewish culture.
Key Words： Jews， Ghetto， Venice， Medieval Tole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