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索洛维约夫的哲学由万物统一、索菲亚思想、神权政治等三大体系构成，其中索菲亚思想贯穿整个哲学体系的始终。无论是完整知识，还是神权政治，还是道德哲学，无不镌刻着索菲亚的印迹，因此，索菲亚思想是索洛维约夫宗教哲学的内部构成机理和核心原则。如果“万物统一”是索洛维约夫全部哲学的总括，那么，索菲亚思想是“万物统一总学说的艺术形式，是万物统一哲学的内心直觉表现”。从对经验主义的批判、神秘主义的基础、理性最高审级的秉承、东正教传统的根本等四个方面，深刻分析了索洛维约夫索菲亚思想架构的学理依据和逻辑架构，明确阐释索菲亚思想建构与完成的宗教哲学理论路径。
[关键词]索菲亚思想;宗教形而上学;建构
[中图分类号]B5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8）06-0029-06
在索洛维约夫看来，哲学的任务不只是回答和解决抽象的理论问题，而是人的生命活动哲学的最终目的是使人摆脱外在的奴役和内在的束缚，获得真正的自由，而要实现这种真正的自由人必须与真正本原内在结合。理性主义认为，哲学作为一种精神活动的最高形式已经达到目的，经验主义则把知识的力量权威化，无法完成内在的自由。神秘主义的绝对者概念吞没了人的存在，缺失了人的自由不能称其为真正的自由。于是，索洛维约夫提出，要实现人的完全自由，人应当超越自身，把人的内在自由建立在先验本体之上。这个先验本体是从人的内心开启的神性存在，这就是神人性。这是一种神秘的体验，不是纯粹的宗教笃信，需要理性的证明，这表明索洛维约夫“想要把永恒的基督教内涵提升为一种新的、与其自身相符的、亦即理性的无条件的形式”[1]（p.16），意图建立神秘主义、理性主义、经验主义综合的自由神智学，实现神学、哲学、科学有机结合，这是索洛维约夫神学理性主义和新宗教意识的综合体现。津科夫斯基认为，索洛维约夫隶属“本体论直觉类型”流派，他的“带有正面特征的万物统一论”就是“从对现实生活的某种总的直觉出发”的本体论定向哲学。在索洛维约夫的哲学创作进程中“万物统一”理念是其哲学的核心理念和指导原则，而具有个人神秘体验色彩并一直萦绕在其心头的索菲亚理念是其哲学灵感的来源。关于索菲亚思想在索洛维约夫哲学体系中的地位俄罗斯哲学家说法不一，莫丘利斯基、斯特列莫乌霍夫认为“索菲亚直觉是索洛维约夫哲学的来源”，津科夫斯基坚决不同意这个结论，他用大量事实和篇幅证明索洛维约夫的理性主义倾向和逻辑架构能力，以说明索菲亚思想的非核心性。在我看来，索洛维约夫高扬了俄罗斯理性清醒性的最高纲领主义的旗帜，传承了东正教虔诚信仰的文化传统，索菲亚思想是索洛维约夫万物统一原則的外在表达和直观阐释，并且始终和索洛维约哲学体系如影相随，不管是自由神智学，还是神权政治理论，抑或道德哲学都有索菲亚理念贯穿其中。索菲亚思想的构筑是建立在神秘体验、理性直觉、经验超越之上的，索洛维约夫把哲学和信仰有机地综合在一起，赋予纯粹的宗教理念“索菲亚”抽象的哲学意蕴，而他的哲学理念更具有宗教性，这是神秘信仰的恰当的理性表征，也是索菲亚思想的显著特征。本文分别从经验主义、神秘主义、理性主义、东正教传统等四个方面展开论证，着重探讨索洛维约夫索菲亚思想构建的学理依据和逻辑架构。
一、经验主义的批判
索洛维约夫在《完整知识的哲学本原》一书中对哲学的三种类型进行细腻的论证，认为真正的哲学必定具有神智学的性质。因为对于哲学来说，不只是人的纯粹理论上的认识，更有人的崇高理想和道德追求。他从词源学和生活的世俗生活的角度考察了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古老的哲学从产生之日起就不是抽象的理论科学，而是活的哲学，是爱智慧的活动，追求人的精神完整性。在此基础上，他批判了经验主义及其所包含的自然主义、唯物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在索洛维约夫看来，不管任何流派的哲学，都在寻找存在的真理，寻找自身理论的基础和本原，而这个作为真理的基础和本原必然具有普遍性和不变性。经验主义把现存的外在世界当成真正的存在物，而从哲学意义上讲，一切事物生成者必定是通过经验认识的并非绝对的存在，而是相对的存在。经验主义确信一种认识途径，就是通过外在的现实的东西，力求通过连续性和相似性来了解现象的规律，并声称已经掌握事物的普遍性和必然性关系。在索洛维约夫看来，这种关系只是经验在给定的场合里发现的关系，这是现存的事实，怎么能证明这种关系的具有永恒的真理性呢？因为，经验所能看到和证明的仅仅是现在的事实，那么，以前和之后时间里发生的这种他们认为的规律性的关系是否也和现在的事实保持一致性是无法证明的，也实现不了这种证明，所以也无法认定这种规律的可靠性。索洛维约夫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经验主义所认定的普遍规律是建立在想当然的基础上的，他们和经院哲学如出一辙，自作主张地肯定自然界及其活动的永恒真理，否定一切先验的真理。可是，这个真理是从现象及其规律中抽象出来的一般概念，实际上也没有自己的实质内容。所以在经验主义者看来，自然界的恒定公理被归结为“现象的规律是不变的预期理由，现象规律的不变性基于简单确认这种不变形本身”。索洛维约夫认为，经验主义比经院派哲学更荒谬荒唐，原因在于经验主义把不是普遍性的和必然性的规律当成真正的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真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论即已知的、经验中给定的现象关系是普遍的必然的规律是因为经验主义者始终坚信“因为迄今为止这种关系一直都是看得见的”[2]（p.205）。这显然是假定的，既然是假定的，就有了先验性的味道，那么经验主义就不是经验主义了，而是先验唯心主义。索洛维约夫认为经验主义赖以建构理论的基石是现象，那么，“现象是什么呢？现象是和自在的存在物对立的，因此它被定义为非自在的东西，它的存在只和它物有关，即和认识的主体我们有关。一切现象都被归结为我们的知觉，或者确切说，被归结为我们的各种意识形态。我们通常认为是外在的、不以我们意志为转移的对象的一切，我们看到、听到、摸到等等的一切。在于出自我们知觉本身的现实性，即出自我们主观的变体的现实性，因此不可能奢望其他任何实在性，除非是其余的各种主观变体，如愿望、感情、思想等等所具有的实在性”[2]（p.204）。这样看来，现象不过都是我们的主观变体，是我们的意识的不同状态。这个说法既适用于自然世界，也适用于人的世界，亦即人和其他对象不存在任何差别。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经验主义的认识方式认为我的认识对象仅仅由我的知觉构成，不管是人还是物无非是我的意识状态，索洛维约夫批判这种谬误，因为我的意识中的我已经事先设定了，没有我则没有意识者的意识，也不会有无意识之物的意识，这是一种模糊的、自我包含的逻辑推理，因而是荒谬的。经验主义否定理性思辨，忽视神秘体验，力图在外在经验的基础上建立起知识体系。
二、神秘主义的基础
索洛维约夫论述三种哲学类型时指出，哲学所寻求的东西就是绝对现实性的存在物，这种存在物不管是用经验的途径还是理性思维的途径都是无法认识的，这种存在物既不在外在世界的实存当中，也不在理性的观念存在之中。这说明，真正的存在物是超越宇宙和人类的，那么这个绝对的存在物就不是经验主义哲学和理性主义哲学研究的范畴，而是第三种智力直观类型——神秘主义。索洛维约夫在肯定和批判经验主义、理性主义的基础上引出了神秘主义，认为“真理的知识只能是符合善的意志和美的情感的东西”[2]（p.208），他不在抽象逻辑思维里，也不在经验内容中，真理是非现实性和非理论性的。“神秘主义哲学的对象，不是被归结为我们的直觉的现象世界，也不是被归结为我们的思想的理念世界，而是有其内在生命关系的存在物的生动的现实性”[2]（p.209）。神秘主义哲学尽管只是通过观念和思想来思维，但其本身并不是思想，它是大于思想的东西。索洛维约夫指出，神秘认识对于哲学是十分必要的，经验主义哲学或理性主义哲学要么把存在物当作表象，要么把否定存在物的可知性，而神秘主义哲学清楚一切存在都并不是存在物的本身，而只是它的表象。真理对于经验主义哲学和理性主义哲学都是不可能认识的，因为他们没有神秘知识的根基所以都走进了死胡同，所以只有一个选择，要么放弃真理的寻求，要么以神秘知识为基础，不以客体本身、主体本身或二者兼而有之为现实性的第四条路是行不通的。在索洛维约夫看来，神秘知识是“真正哲学的基础”，“因为没有神秘认识，采用完全彻底的经验主义和完全彻底的理性主义哲学同样都会达到荒谬绝伦的地步”，他借用谢林的“理性直觉”的概念把这种神秘认识称作“真正的最初的完整认识的形式”。然而，神秘知识还不能构成真正的哲学，因为神秘知识仅是一种内在的绝对可靠性的直接知识，完整的知识还必须得到逻辑的证明理性的反思，也需要得到经验事实的确认。这里索洛维约夫明确了他哲学体系的建构纲领：“真正的认识的基础是神秘的和宗教的感受，我们的逻辑思维之能从此之中获得其无条件的理性，而我们的经验——获得无条件现实性的意义”，并且，“经验科学的根据不足和抽象哲学的毫无结果要求用神秘主义本质发展和充实理性和自然的因素，以便将其作为多与一的统一体来加以实现。”[1]（p.63）坚持神秘主义作为真正哲学的根基，索洛维约夫反对内在论的认识论方式，认为：“真理的标准在于我们身外，在认识者之外——外在客体也取决于它。”[1]（p.27）他巧妙地从认识论的角度批判了经验合理性的缺陷，使我们接受一个结论“没有一种现实经验，没有一种我们的理性，不会为我们提供真理的尺度和根据……因为对象不会成为真理，其原因在于我在思考它：我能够感受和思考的同样也不是真理”[1]（p.27）。索洛维约夫很有耐心地阐释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这两种认识方式均是由外到内的认识方式，而能直接感受绝对现实的信仰和无条件的神秘主义把我们从内心与认识对象联系起来，是由内而外的认识方式，无疑这种认识方式才是靠近真理的可靠途径。因为肯定了无条件存在者之存在的信仰，经验和理性认识才有可能性，所以，在认识的三种（信仰、想象力、创造）功用里信仰不可置疑具有最核心和最原初的意义。索洛维约夫索菲亚思想在本体论和宇宙论的意义上是基于绝对者的概念的，他赞同斯宾诺萨和谢林的说法，认为绝对者和世界是相关联的，这个关联的角色就是第二绝对者，第二绝对者具有双重性质，即有万物统一的神性和自然存在的物质属性，索菲亚就是神性理念和宇宙机体结合的体现，是神性与世界永恒灵魂的永恒身体，索菲亚有时也与逻各斯或者基督等同。索洛维约夫提出的索菲亚思想是作为和创世的上帝一同出现的，索菲亚对于俄罗斯民族而言是和圣母具有相同的地位，“俄罗斯人民知道并且热爱以圣索菲亚的名义在教会中社会地体现神性”，有时甚至高于圣母，因为索菲亚更具有纯洁性，她是非被造物，是上帝的智慧的创造活动，是上帝创世的真实原因和原则，“世世代代以实体的方式存在于上帝身上”。索洛维约夫高度重视神秘主义的信仰来源，但他也揭示了神秘主义的片面性：不承认外在经验，反对抽象思辨，同时强调神秘主义若失去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支撑，神秘主义就只是虚幻的自我玄想，最终走向虚无主义。
三、理性的最高审级
津科夫斯基在谈及俄罗斯人的宗教性时，提出俄罗斯的最高纲领主义，那就是和宗教幻想性相对应的精神清醒性，认为这种蕴含在宗教意识中的精神清醒性对俄罗斯人或者俄罗斯哲学的具有很高价值，是理性的最高审级。在索洛维约夫的体系里，宗教信仰是作为背景出现的，虽然他高度重视“理性的直觉”和“神秘主义经验”，但是他更笃信形而上学的“自由理性的思辨”，他把现实世界和宗教信仰两个领域有机地融合在一起。索洛维约夫称：“我的著作的任务是为我们父辈的信仰而加以论证，将其提升到理性认识阶段，并且表明，古老的信仰……与永恒的和全宇宙的真理是吻合的”[1]（p.27），理性对古老的信仰的论证是最高审级的新形式的呈现。他指出，教父神学并未取得真理的完整概念，原因在于它排除了理性对于宗教内涵的自由的态度，而他的任务就是要把理性真理转换成为自由理性思维的形式，而自由理性思维是索洛维约夫思辨主义的基础，它体现了俄罗斯人在虔诚的宗教信仰背后的理性最高审级。索洛维约夫索菲亚思想中的理性清醒性更为突出，所以说他的哲学体系之根不是从宗教的直观当中而来，尽管他的体系充满了宗教性。他是用理性对精神直接纯粹的哲学综合，同时吸纳了经验现实和宗教信仰中有益因素。索洛维约夫哲学的目的和任务就是使哲学和信仰真正有机地综合，他写专著进行抽象原理批判，高呼抽象哲学的时代已经过去，然而他构建的万物统一哲学的灵魂却是抽象的理性原则。这是一种有别于西方知性思维的新的哲学范式，他使得哲学和信仰如此接近和融合，很多纯粹的宗教理念被巧妙又自然地纳入他的哲学术语体系中来，索菲亚思想就是最好的证明。索洛维约夫理性核心的哲学阐述方式使基督教信仰以避免世俗化形式实现了世俗化，确立了俄罗斯宗教哲学追求的新宗教意识。我们能够感觉到索洛维约夫哲学体系双重系列理念，但占据主要地位的还是理性主义的形而上学，索洛维约夫不是用西方哲学的成果来论证信仰，而是用自由理性的思辨方式来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对上帝的信仰是索洛维约夫宗教哲学的原初核心和理论底色，他的宗教哲学是“关于神性对象的完整知识”，因为哲学究其本质是理性的，所以这种“完整知识”是对神秘知识的理性思考與哲学反思。索洛维约夫坚持真正的知识是以信仰为依据的宗教哲学主张，但明确指出“这种神秘的知识必须经受理性的反思，得到逻辑思维的证明，否则这种神秘知识就不是完整知识”[3]。19世纪中叶，西方工业文明和启蒙理性冲击着落后的封建农奴制的俄国社会。索洛维约夫冷静地分析了理性主义胜利的原因，并对西方社会理性主义的盛行与泛滥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批判。指出西方哲学（不论中世纪哲学还是近代哲学）的危机在于仍然陷在片面的二元论的泥潭中。中世纪哲学是信仰和理性的二元对立，近代哲学是理性和自然的二元对立。当然，他也反对斯拉夫派只要信仰拒斥理性的观点。索洛维约夫哲学是在俄罗斯精神支柱的东正教的宗教基础地位岌岌可危时形成的，在他看来，俄国社会以东正教道德价值为核心的意义体系遭受质疑和否定，是传统的东正教教义和现代意识没有找到契合点。他指出：“在此看来，西方哲学发展的这些最新的必然结果，以理性形式确证了那些曾被东方伟大神学学说以信仰和精神直观的形式所确认的真理。这样现代哲学力图把西方形式的完美逻辑与东方精神直观的充实内容结合起来。”[4]（p.79）索洛维约夫用毕生精力构建的东正教哲学就是要弥补传统东方教义和时代精神的差距，消解传统神学的僵化信条，推动理性对信仰内容的把握，实现理性和信仰的统一。索洛维约夫批判了西方哲学的危机，但肯定其理性思维的积极价值，认为理性和信仰并不冲突，他坚持宗教信仰之上的精神清醒性，力图给信仰寻求理性的依据，在理性基础上重塑东正教的上帝，还原基督教教义的生命力。索洛维约夫的宗教哲学是纯粹理性的形式对宗教信仰的阐释，他把信仰原则和理性原则结合起来，以西方哲学思想的框架来表达基督教的真理。索洛维约夫既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思想家，也重视和坚持理性原则的最高审级，这是东西方文化碰撞形成的思想体系建构原则，实现了东正教传统和民族主义的超越，索洛维约夫的哲学思想尊重人性、崇尚信仰、恪守理性，对于俄罗斯民族来说具有“自我启蒙”的意义，同时反映出他作为宗教哲学家的灵修品格、逻辑张力和思想高度。
四、东正教的根基性
不难看出，俄罗斯文化是从独特的宗教源泉中汲取营养的，俄罗斯精神是根植在东正教的土壤中成长起来的。俄罗斯文化的特质在于不只吸收了西方文化，更有自己天才的特点，以至于这种特质不仅西方主义不清楚，连俄罗斯人自己也不是很清楚，这是一种新型的文化类型，俄罗斯的哲学家们把它称为有别于西方文化的世俗化的“文化的正教化”，由此足以看到东正教对于俄罗斯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根基意义。然而，人类精神是创造性的思想行为，正是这种创造性活动，人才能实现思考、解放自身的命运。俄罗斯人始终以虔诚的静默等待着上帝的降临，感受着神性的慈爱。“对俄罗斯人来说，凡是暂时的、尘世间的事情，都是平淡无奇、无足轻重的”，他们认为“生命的价值不是在末尾之中，而是在终极之中、在启示的末世之中，俄罗斯人或者与上帝同在，或者反对上帝，但是永远不能没有上帝”。
笃定虔诚的东正教文化精神渗透到俄罗斯人的血液中，最初的俄罗斯哲学不管以什么样的名称形式出现，本身就带有宗教气息。尽管19世纪西方文化的自由精神对拜占庭文化有了很大冲击，西方世界理性思维也激发俄罗斯人对形而上学的兴趣，但俄罗斯文化和哲学的内涵和精神指向仍是东正教的信仰和传统。另外，俄罗斯民族的苦難意识、沉郁气质和坚忍性格使得他们更富有自我牺牲精神和神秘主义色彩。他们注重个人内在的修行和自我生命的锤炼，用静修主义实现超越现有生命，完成最终救赎。俄罗斯幅员辽阔的疆土，天寒地冻的气候，悠远沉寂的环境营造了浓郁的宗教氛围，俄罗斯人以村社为社会单位，深居简出，辛勤劳作，笃信基督，崇拜圣母。以上概述说明了东正教对于俄罗斯民族精神和性格的教化影响。
（一）基于正统性思想的普世主义
东正教与天主教、新教是基督教的三个分支，他们都信仰基督，都承认《圣经》是教义的第一和基本来源，但东正教更为正统。俄罗斯人秉承了希腊正教会的传统，把保护宗教真理视为己任。他们恪守《尼西亚信经》的基本原则和前七次基督教大公会议的各项决议，坚信基督的教导永恒性，反对任何组织或个人对教义进行修改或补充，否则就背离了东正教的传统，玷污了东正教的纯洁。俄罗斯人选择东正教源于10世纪的弗拉基米尔大公为建立一个高度集权国家而急需一神教作为统一的思想信仰。另外，东欧平原严酷的自然环境造就了俄罗斯人中的虔诚、隐忍、忠君的性格，这也为接受东正教提供了必要的心理条件。他们笃信上帝，崇尚人道主义，宣扬“上帝是父亲，人人是兄弟”整体性精神，加之当时俄罗斯封建社会的村社制度，东正教很快扎根在俄罗斯大地。约翰·埃科诺姆采夫说：“俄罗斯人习惯用形象和象征的方式感悟世界，他们的极端主义以及试图凭借一时爆发的意志力达到真理的追求，在拜占庭的基督教那里找到了舒适的温床。”[5]（p.323）当然，俄罗斯人接受东正教也非完全地被动吸收，在本土化进程中也做了一些修正，并与当地多神教风俗融合，保留了俄罗斯自己的文化特质，赋予东正教深切的人文关怀和生命意义。东正教作为俄罗斯国家意识形态的地位愈加巩固，东正教的信仰和传统也成为俄罗斯民族精神的体现。及至15世纪末，俄罗斯人推翻了蒙古鞑靼200多年的统治，俄国势力实力增强，民族意识觉醒，莫斯科公国迅速崛起。彼时，“第一罗马”没落了，多神教崇拜是根本原因。随着拜占庭帝国的衰落，作为“第二罗马”的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消灭。于是，“第三罗马”理论应运而生，莫斯科作为拜占庭的接班人成为“第三罗马”，无人可以代替。莫斯科成为东正教教会的中心，沙皇成为真正的东正教的世界领袖，俄罗斯民族是东正教忠实的捍卫者，有义务帮助上帝拯救全世界。俄罗斯民族因此也产生了这样的观念：自己是上帝选出来的承担特殊使命的民族，负有拯救世界的使命。“在俄罗斯人心目中，俄罗斯不仅是个地理意义上的大国，而且还肩负着某种神圣使命而注定要成为一个精神意义上的大国”[6]（p.312），这种强烈的宗教救世理念为俄罗斯后来的侵略扩张奠定了思想基础，当然也促进了俄罗斯的发展繁荣，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二世诸沙皇建立了以莫斯科为中心的庞大的帝国。但在这时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大俄罗斯主义，及至白银时代俄国思想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索洛维约夫等修正了这一利己的民族主义思想，提出全人类的、普世的东正教会的理念。索洛维约夫在纪念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讲话中高度赞扬其提出的为了基督教全人类自由结合和全人类博爱的基督教理念，认为这个理念是俄罗斯民族未被表现出来的精神本质，是神选民族的历史任务，是俄罗斯人应该向世界宣告的铮铮誓言。索洛维约夫指出，以往的基督教仅仅是教堂里的基督教和家庭里的基督教，所想所做的是礼拜的形式、软弱的信仰、个人的私事，而真正的基督教应该是走出高墙和个人的居所的全人类的普世宗教。全人类的普世宗教是活生生的积极的基督教，在索洛维约夫看来，这个基督教就是普世的东正教，普世的东正教里没有民族的差异和竞争。在纪念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二篇讲话中，索洛维约夫指出：“俄罗斯民族的全部意义在于服务于真正的基督教，在这个真正的基督教里既没有希腊人之分，也没有犹太人之别。是的，他认为俄罗斯的民族是上帝的选民，但不是为了与其他民族竞争的选民，不是为了统治和超越它们，而是为了自由地服务于所有的民族，为了同它们结成兄弟联盟，共同实现真正的基督教或普世教会。”当然这个普世的教会仍未来到，俄罗斯民族将率领其他民族，共同担负起拯救世界的伟大使命。东正教的正统性和纯洁性对俄罗斯知识分子影响深远，作为上帝优选民族中的佼佼者，他们因为虔诚的信仰而充满神圣的使命感，身体力行诠释着上帝的感召和神圣的教义，坚忍不拔、勇于牺牲和忍受苦难，践行着济困救世的东正教教旨。索洛维约夫的哲学处处体现这种普世主义情怀，神学、哲学、科学统一的完整知识，象征理想的人类的索菲亚，和谐美好的神权政治无不渗透着东正教的神圣使命和普世观念。
（二）神秘主义及其偶像崇拜
叶夫多基莫夫曾说：“索洛维约夫希望从理性上为教父们的信仰辩护’从逻辑上证明信仰的教义，但是一点也没有减少从他自己的神秘经验中汲取灵感。”这说明神秘经验在其哲学构成中的地位和分量。任何宗教本身就带有神秘主义的性质，但在基督教的三大派别天主教、新教、正教中，东方正教的神秘主义色彩最为浓厚。东正教的宗教生活不只在圣礼的仪式中，更在信徒的神秘体验里，他们用虔诚的信仰与神灵接触，在圣光的映照下与上帝相见，成为与上帝同一的人。东正教有别于天主教、新教之处在于，“西方基督教是从形式立场、外部标准来评价人的行为，东正教则是从内在的精神方面看人是否属于教会，注重宗教对人内心世界的现实改造”[7]（p.141）。俄罗斯哲学的认识论是以神秘主义为基础的，俄罗斯哲学家习惯于用直觉和非理性获得对真理的认识，他们不是用西方哲学的抽象逻辑推演来追求终极真理，而是通过神的启示产生的神性体验来抵达真理，在俄罗斯哲学中，“真理就是上帝”，无法用经验归纳也不能用理性推导，当然也无法用语言描述，只能是内心的神秘体验。丘特切夫说：“用理性不能了解俄罗斯，普通的尺度无法对之衡量;它具有的是特殊的性格，唯一适用于俄罗斯的是信仰”[8]（p.3），俄罗斯哲学关注的是精神的内在状态的正确性，发现和实现真理需要的是心灵深处和上帝内在交往。俄罗斯的哲学家们大都是东正教的神学家，他们都推崇冥思和灵修，强调神秘主义对于东正教的重要意义，索洛维约夫自然也不例外。布尔加科夫说：“神秘主义是东正教的空气，是密度不同的、但恒久在他周围运动着的空气”，东正教圣徒为了认知上帝，宁愿忍受苦难过着隐修生活，以期与上帝合一。东正教神秘主义的依据来自于上帝的内在性和超越性，并始终坚持上帝超越万物又在万物之中的悖论。索洛维约夫既是个智慧广博的哲学家，又是个先知般的灵视者，他丰富且复杂的灵魂能与彼岸的超验世界会晤。因此，研究他，必须关注他的神秘经验，比如他与索菲亚的三次神秘奇遇，还有莫斯科街头的大宅里与主教谈论有关教会分离现状的对话，以及对日俄战争的准确预言。因而说神秘主义或者神秘经验是索洛维约夫的索菲亚思想建立的根基，索菲亚是东正教基督神人二性之载体，道成肉身的救赎。如果说东正教是俄罗斯精神的根基，那么索菲亚就是东正教的根基。东正教历来就有基督崇拜和圣母崇拜的传统，因为在东正教徒看来，圣母是圣洁的化身，“不承认圣母之圣洁，就会使道成肉身”的教义失去全部意义。完美的神人——基督是由圣母的圣化而造成，因圣母而具有人性，圣子基督亦因圣母而认识人类。因而圣母不仅是上帝成人（道成肉身）的工具，而且是上帝成人的直接而积极的条件，是上帝成人的人类方面。“祈祷崇敬圣母在东正教礼拜中占有不受规定的地位……与崇拜圣母相连的是一种特殊热情”[9]（pp.165，202-203）。东正教的圣母崇拜传统既有教义的依据又有心理上的需求，既然教义上谈基督道肉身，那么基督降临人世就具有理想的人类形象，或是真正的人的外在形态。在索洛维约夫看来，真正的人不应该仅仅是男人或女人，而是二者的最高统一，当然这里的真正的人是男性本质和女性本质的自由统一体。在俄罗斯的女性崇拜传统中，东正教的教会和圣象都是以圣母的形象命名和出现，在俄罗斯以索菲亚名字的大教堂坐落许多历史悠久的城市。而这种崇拜对象的存在也符合作为东正教徒的俄罗斯人心理，圣象拉近了人和神的距离，成为人和神沟通的中介。索洛维约夫提出的索菲亚观念就具备神人二性的性质，是人和上帝之间的联结。
综上所述，索洛维约夫以神秘知识为基础，以传统的东正教信仰为根本，遵循理性清醒性的最高纲领主义，正确认识和批判了经验主义、理性主义，用自己天才的哲学智慧构建起索菲亚思想。索菲亚思想随着索洛维约夫哲学体系的逐渐完善在不同时期的表述和含义是不一致的，相关索菲亚思想还不十分清晰甚至是含混的，但却作为一种宗教哲学思想沿袭传承下来，其后许多俄国哲学家甚至西方哲学家都对此学说产生浓厚兴趣并产生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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