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都柏林人》从长期统治人类心灵的道德领域出发，展示了基督教权力话语对爱尔兰人民的道德训诫。小说人物在接受基督教道德审判时出现理性与非理性的断裂，非理性向理性臣服的结局，呈现出各式精神瘫痪的表征。乔伊斯通过《都柏林人》对权威历史进行了解构，重构了历史。
关键词：理性；非理性；断裂；臣服；精神瘫痪
文学经典之所以能经受时间的考验，在于作品蕴涵了有关人性、心灵、历史价值、人类前途等内容，而这些内容是普遍的、超越历史的，读者能通过分析解读过去来理解和把握今天。新历史主义的领袖人物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1943—）认为，过去由多种信仰、价值组成，是矛盾和斗争的权力所在，过去与现在充满断裂和距离。作家在表述自己的观念、思想、欲望时，所再现的实际上是社会机构、传统约束、文化成规等共同协力的结果。可以说文学作品从人类的立场和角度对某个时代的现实作出了再现和解释，是想象性的建构，因而作家的创作是在一定的历史语境中塑造人性最精妙部分的文化力量。
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爱尔兰小说家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 1882—1941）在1906年基本完成《都柏林人》（Dubliners）短篇小说集时声称，他的目标是“要为祖国写一章道德史”，“精神瘫痪”是这部作品的主题，“选择都柏林作为背景”是因为这城市“是瘫痪的中心”，而他“对于冷漠的公众”，“试图从四个方面描述这种瘫痪：童年、少年、成年以及社会生活。” 其中，《姐妹们》、《偶遇》和（《阿拉比》）是关于童年期的故事，《伊芙琳》、《寄宿公寓》和《车赛以后》《两个浪子》是关于青年期的故事，《一朵小云》、《土》、《无独有偶》和《悲痛的往事》是关于成年期的故事，《纪念日，在委员会办公室》、《母亲》和《圣恩》是关于社会生活的故事。结束篇《死者》对前面十四篇进行了总结，也为前文的解读提供解秘的代码。这十五个短篇独立成章又有机结合，在故事结构、历史语境、写作技巧和语言风格上是内在统一的。里查德·皮而斯认为，乔伊斯在《都柏林人》中竭力发现美学和政治权力的空缺。笔者认为，这种空缺反映了一贯统治人类心灵的道德体制与小说人物肉体的断裂和距离。本文试从道德领域的权力话语出发，探讨乔伊斯创作《都柏林人》主题的多重演绎。
一、 精神瘫痪主题的提出
“瘫痪”一词在开首篇《姐妹们》的第一段出现，确定了整部小说集的基调和主题：
这次他没希望了：这是第三次中风。每天晚上，我经过这间屋子（那是在假日里）仔细观看那被灯光照亮的方窗；每天晚上，我看到了同样的灯影，黯淡而不闪烁。我想如果他死了，我会看到黑暗的窗帘上烛光摇晃，因为我知道，尸体的头边必须点上两支蜡烛。他经常对我说：“我活在世上的日子不多了，”我以前对他的话不置可否，现在我知道这些话是正确的了。每天晚上当我凝视他的窗户时我都会轻声自语瘫痪这个词，就像几何学的磐折形和教义问答的买卖圣职罪一样让人听起来觉得奇怪。现在这个词我听起来就像某个邪恶罪孽的东西。我满心恐惧，然而却渴望靠近它以看到它如何发挥致命的作用。
乔伊斯在叙事上善于将“外视角与内视角结合”，更擅长“从外部探索清醒的意识”。上段的叙述者为一个经常听从神父教导的孩子，他在神父去世前细心观察并推断神父这次确实挺不过了。他认为“瘫痪”“磐折”隐晦地与“买卖圣职罪”相关，是精神层面上的。综观《都柏林人》的十五个短篇，大多数人物都有类似的精神层面，只是结局不尽相同。用弗罗伊德的人格结构论来看，他们自我（ego）的协调本能失效，没有实现由本我（id）到超我（superego）的升华，呈现出分裂的人格，即疯癫的表象。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认为，在疯癫中，灵与肉的整体被分割了，“理性——疯癫关系构成了西方文化的一个独特向度”，“疯癫是戏剧安排中最必要的错觉形式”。乔伊斯的作品不像莎士比亚的作品，疯癫总是与情欲和谋杀为伍，也不像塞万提斯的作品，想象者的意象被狂妄和自负支配，在《都柏林人》中，疯癫深入到长期以来统治人类心灵的道德领域，呈现出纷繁复杂的状态。
在欧洲，长期以来统治人类心灵的道德领域无疑是基督教。自公元四世纪被罗马帝国正式定为国教以来，基督教在道德领域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并逐渐取得了“王者之尊”的地位：使用行政措施进行基督教的道德训诫普遍流行，历史上出现了众多将道德义务和民法组合在一起的道德机构，基督教道德成为统治人类心灵的理性。从《都柏林人》的童年篇可以看到，教会学校负责教导一切符合基督教的道德和义务，教师教儿童读写和计算，并让他们井然有序地参加宗教仪式。在乔伊斯另一部带有自转性的小说《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中，有一个细节值得关注：当一群将军问拿破仑哪天是他感到人生中最幸福的一天时，他的回答既不是他获得的某次大捷，也不是登基做皇帝的那天，而是他第一次吃圣餐的那天，可想而知基督教仪式在人心中的重要地位。《都柏林人》中相当一部分不遵守基督教的道德和义务的人物，在接受基督教道德审判的过程中，精神上或多或少地出现了理性与非理性的断裂，最终走向非理性向理性臣服结局。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精神问题上升至精神疾病具有道德意义，这些疾病因被置于基督教伦理体系中而爆发乃至瘫痪。
二、 理性与非理性的断裂：精神瘫痪诸像
1. 躁狂
这是接受基督教权利话语规训的孩子呈现出的心态。正如《偶遇》中讲述者所言，“一股无法无天的精神在我们身上散布开来，文化和成规的差异免除了”，这样的规训只会使他们变得躁狂，激发他们冒险的“非理性”行为。《姐妹们》的叙述男孩认为神父向他提出的刁难问题展示了被他经常视作非常简单的宗教制度竟是如此的复杂和神秘，神父之死使他在哀悼的氛围中竟有一种“自由感”。对《偶遇》中两个教会学校的儿童来说，《阿帕奇酋长》这样的“垃圾”书远比神父终日讲授的罗马史更有吸引力，逃学的念头终于产生。《阿拉比》中的主角少年虽然跟姑妈在嘈杂的菜市买东西时有着“想象着自己捧着圣餐杯，在一群敌人中安然穿过”的理性，也会因异性吸引，情窦初开而上课走神，在苦苦等待姑父一个白天后仍坚持去阿拉比集市去给心爱的人买东西。长着“天真的灰眼睛”， 在天主教学院接受过教育的青年吉姆，在日常生活中追求的是赛车、赌博这样的刺激。
2. 忧郁/压抑
忧郁和压抑是欲望在现实中挣扎、非理性最终屈从于理性的过程。女性的忧郁和压抑来自基督教道德体制下的男性霸权。伊芙林的母亲早逝，作为家里的长女，她遵循母亲临终的托付，为了家庭的正常运行，既要照看家庭又要打理生意，非常劳累。然而当她把所有的收入一律交给父亲后，换回的却是父亲每周六晚上不变的挥霍和不时的暴力。她患上了心悸的毛病。经济独立的成年女性玛利亚在一家洗衣店工作，她做事勤快、讨人喜欢，却迟迟未嫁。万圣节前夜，她去乔·唐纳利家参加节日晚餐，在万圣节的游戏中非常希望抓到象征结婚的戒指，却抓到了象征死亡的土。为避免不快，唐纳利夫人为她换了一本象征去修道院的祈祷书。最后她有意唱掉了憧憬婚姻的第二段歌词。在十九世纪末的爱尔兰，未婚女性仍没有婚姻和生活的自主权。伊芙林操持繁重的工作和家务，生活却由父亲掌控，玛利亚表面有独立的生活，婚姻却由曾经照看过的孩子唐纳利操纵。
男性的忧郁也跟基督教道德体制下的现实生活不无关系。《两个浪子》中的莱内汉在等同伴科利与女佣人约会时呆在一个小饭店，“喜悦似乎抛弃了他”，他反思自己“到处漂泊，在贫困中挣扎、耍手腕、搞诡计，实在厌倦了”的生活已经与社会道德训诫脱离了，难道快满三十一岁的他“永远找不到好的职业吗？永远没有自己的家？”“要是能坐在暖烘烘的火炉边，桌边摆满佳肴，那该多好啊！” 银行职员达菲先生也曾有过抢银行的想法，但现实中从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他的生活就像“没有探险的故事”一样平淡无奇。已婚男性、办公室文员小钱德勒具有诗人的气质，而工作的波澜不惊让“些许忧伤笼罩着他”，他感叹“与命运斗争是多么无用”，“岁月留给他的是智慧的沉重”。男性的生活也是压抑的，事业和家庭是基督教道德体制下的牺牲品。
3. 谵妄
谵妄指的是由酒醉或疾病引起的意识模糊，形象地展示了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断裂。伊芙林在准备和情郎登上开往布宜诺斯艾丽斯的轮船时，她退缩了。她“脸色苍白，像只无助的动物”， 这种谵妄症状是她原来患有的疾病伴随而来的。《都柏林人》中的男性经历的是另一种谵妄，嗜酒是他们的共性。吉米和同伴们在车赛以后，尽情狂欢，喝得舌头都不管用了。法林敦喝酒误了工作，意识模糊的他回家后拿孩子撒气。玛利亚去乔·唐纳利家参加节日晚餐前希望唐纳利回家时没喝酒，因为“他喝酒后太不一样”了。一帮选民对美酒的兴趣远远超过了国家大事，克南更是在酒吧烂醉籍以摆脱妻子对他的宗教信仰要求。“烈酒和基督教是欧洲人的麻醉剂”，都柏林成年男性酗酒直至谵妄已成为普遍现象。
4. 歇斯底里
歇斯底里是精神疾病的极端状态，是理性与非理性之间断裂的极至。小孩在圣餐仪式中打坏了圣餐杯给弗林神父带来致命一击。尼采说过，“凡是基督教统治或曾经统治过的地方，人们都会有罪恶感”，本故事人物爱丽沙认为，“做神父的担子对他来说太重，结果呢，不妨说他这辈子就是遭罪”。为打破圣餐杯这件事，弗林神父的罪恶感在基督教道德背景的规训下理所当然地要接受“买卖圣职罪”这样的惩罚。他的举止失常起来，喃喃自语是一种表现，最终他选择在黑暗小教堂的忏悔箱死去。辛尼克太太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对单身男士达菲先生有了“触电”的感觉，然而过着清教徒一般生活的达菲没有跳出传统对他的束缚，遭受拒绝的她开始酗酒，从意识模糊到精神崩溃，最终卧轨自杀。他们的结局是精神瘫痪的必然。
三、结局：非理性向理性的臣服
在基督教的道德训诫下，《都柏林人》的人物总是由非理性向理性和现实臣服。《姐妹们》的叙述男孩在弗林神父的教导下变得异乎寻常地老到起来，思维和举动犹如圣人般超然和冷静。逃学经历并没让两个孩子见到探险书中讲述的“绿眼睛水手”，却见到一个绿眼睛变态狂，他三次跟“我”说话，“我”都很难堪，“我”好不容易才逃出他的喃喃自语，带着悔罪的心态重新认识了经常鄙视的小伙伴，与他结伴返校。到了阿拉比集市后，“我”不但没有买成东西，反而“感到自己是一个被虚荣心驱使和播弄的可怜虫”，“眼里充满了痛苦和愤怒”。挥霍了一夜的吉姆知道自己早上必定会“后悔”，后悔什么呢？不仅是钱财，这种“非理性”的生活方式显然不符合基督教的道德标准。他在挥霍之余应该有悔罪的心理。下定决心出逃的伊芙林终于在最后关头放弃了与男友私奔。年轻时满怀“罗曼蒂克愿望”的德芙琳小姐在非嫁不可的时候只好嫁给了一个制鞋商以堵住亲友的嘴，而她以卡尼太太的身份为钢琴手女儿争取利益时受尽了主管音乐会男士的奚落。玛利亚在唐纳利夫人的安排下极有可能走向修道院而不是婚姻的殿堂，辛尼克太太依旧没有跳出老套婚姻的窠臼与自己仰慕的男士结合。科利继续寄生游荡的生活，使莱内汉羡慕不已。生活平淡无奇的达菲在“悲痛的往事”最后更加孤寂，成为“排斥在生活盛宴的人”。小钱德勒在与昔日不如自己如今无限风光的老同学的重逢后重拾诗人的梦想，但婚姻琐事的使它一筹莫展；克南在经历了烂醉的“地狱”养病的“炼狱”阶段后，在朋友的劝导下重新信奉天主教，走向了“天堂”。
四、 精神瘫痪的救治尝试：
乔伊斯作品中平凡人的生活给读者带来了震撼，各个年龄段、各种行业的都柏林人无助地生活在令人窒息的环境中，基督教权力话语让他们几乎意识不到自己的存在。但仔细阅读会发现《都柏林人》通过以下的方式对他们进行了精神治疗。
在昏乱的意识中，有几段音乐唤起了故事人物的自我意识。两个浪子科利和莱内汉在街头闲逛时听到的那段忧伤的竖琴音乐使他们陷入了沉思，从内心深处唤起了他们发现自我的意识。科利骗取女佣人偷钱反映了他们在音乐的抚慰下开始了有意识的活动，虽然他的手段仍然是不正当的；莱内汉开始思考自己的下半生，理性开始回归。老处女玛利亚在故事结束时唱的那段爱尔兰民歌表达了她对美好婚姻的憧憬。晚会上一曲《奥格里姆的姑娘》也激发了格莉塔对早年执着追求她的男孩麦克的回忆，让她和丈夫加布里埃尔都意识了到麦克对他们现在婚姻的生活状态存在的影响。
照顾弗林神父生活的两姐妹发现神父在圣餐杯事件后非常希望找一个晴好的日子驱车出行，回到他的出生地。爱丽莎在“我”和姑母探望时感叹“可怜的詹姆斯”，暗示出行对神父的罪恶感有一定的舒缓作用，但他还没去成就告别了人世不无遗憾。
总结篇的中心人物加布里埃尔最后的打算隐晦地表达了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治疗都柏林人精神瘫痪的最彻底的方式——出走。如果《偶遇》的逃学和《阿拉比》的赶集这样的出行都没达到预期效果的话，远行似乎更能摆脱当时令人窒息的社会环境。正如斯蒂芬在《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的结尾处谈到的那样，都柏林人应该“准备第一百万次去接触经验的现实，并在心灵的作坊中铸造出民族还没有被创造出来的良心”。
五、 结论
乔伊斯希望透过《都柏林人》这面“细心擦拭的镜子” （a nicely polished looking-glass）让国人看到他们消极的精神面貌，从精神上迈出“民族解放的第一步”。早年在教会学校接受的教育的他认识到了基督教的丑陋和恶劣，他认为天主教是“有条不紊的荒诞”（coherent absurdity），耶稣教是“杂乱无章的荒诞”（incoherent absurdity）。他在书信中提到，“我在当学生时就曾偷偷反对过它，拒绝担任神职……如今，我要公开对它口诛笔伐”，与宗教决裂的他开始了文学创作。《都柏林人》通过来自社会中下层、灵肉分割的小人物的揭示了理性与非理性的断裂，非理性臣服于长期统治西方人心灵的理性——基督教。囿于狭小生活圈的各年龄段、各行各业的都柏林人或食古不化，或盲目虔诚，或惟利是图，或酗酒成性，出现精神瘫痪、人心涣散的面貌。目光短浅造成的民众背叛是民族解放的最大障碍。
从新历史主义的视角解读《都柏林人》让我们认识到西方道德领域的权力话语给人身心带来的毒害，也认识到乔伊斯对权威历史进行解构、努力发现真相重构历史的气魄，他的写作是面向未来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一个值得思索的问题摆在我们目前：在物质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我们在弘扬民族文化传统的同时也应剔除糟粕，挣脱长期束缚我们开拓创新的枷锁，从精神领域开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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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四川外国语言文学研究中心2008年度课题青年资金资助项目“《都柏林人》新历史主义解读”（项目编号SCWY08-27）阶段性成果。成都理工大学2008年度人文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新历史主义视角下乔伊斯与鲁迅早期小说比较研究” （项目编号2008Y1213）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