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党高瞻远瞩，提出两个百年的目标：第一个百年目标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20年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然后再展望第二个百年目标，一个更大的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我们党提出了“五大发展”的规划和“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旨在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理念。这种规划和理念不仅是经济学上的创新，也是社会伦理学上的创新。这种创新的源泉就是习近平主席说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治国理政中的大爱精神。国民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小康并非是完美圆满的小康，社会公平和正义还只能是相对的，共享是承认差距，但要求把差距控制在合理范围内。
一般而言，不论收入差距多少，社会上总会有人有“获得感”，有人会有“失落感”。问题是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物质生活水平有了相应提高的人仍然有“失落感”，乃至比较富的人也有“失落感”。李瑞环同志曾说，有些人“端起饭碗吃肉，放下饭碗骂娘”。骂娘的人几乎在不同社会阶层中都有。古圣讲“国者人之积”。你看这个国家上上下下的人，他们每天想什么、说什么、做什么，就知道这个国家存在的最大积习。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不同程度地有所提高，为什么骂娘的人如此之多？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布坎南在他的《市场、自由和国家》一书里说，“经济领域的人是‘经济人’，非经济领域的人也不例外，他们和经济领域里的人一样，都有利益最大化的偏好。”我们国家是否存在这种状况呢？原因在哪里呢？承载中华道德、慈善文化的儒释道学说在近现代一次又一次地遭到诋毁，正可谓“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怎敌它晚来风急？”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西方的功利主义价值观、消费主义、工具理性被人们所崇尚。拼命赚钱和追求欲望的满足取代了对生活意义的探求。人们对党所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也存在着散碎杂拼的多元理解，看不清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内涵和方向性指导，因此尚未真正地内化到我们的灵魂深处。德国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说过：“当我们为工具理性所摆布，无限追求效率、功利和成功时，它们也就消解了人的行为的价值意义，而陷入了目的迷失的境地。”
尤其严重的问题是人们，特别是知识青年的爱国意识淡薄，许多人出国留学或工作，然后加入美国籍。丢弃了中国籍，意味着中国不再是自己的祖国了。他们不了解中华优良的传统文化，不了解圣贤教育。这种弥足珍贵的文化和教育广泛地流失，导致现代中年人和青年人身上几乎看不到多少传统的踪迹。他们在物欲横流、价值颠覆、意义迷茫、道德滑坡和精神家园失落的环境中，失去了对故土的归属感。他们拳拳服膺的根本观念是什么？他们孜孜以求的是什么？可能是“美国梦”。什么是美国梦？美国梦就是美国媒体长期宣扬的：相信物质无限进步的线性发展过程，强调在“民主”统治下的社会里，个人不受束缚地积累财富是最高梦想。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来自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来自全社会共同的理想和共同的精神追求。当人们盲目地崇尚西方的个人自由，将“自我”置于自己生活核心地位的时候，这种“自我”会消解一个国家形成社会共同体所必需的献身精神和社会成员之间的亲密合作关系。我们不能不以沉重的心情，严肃地看待归属感和民族身份确定的削弱问题。我们对我们国家的外部环境要有清醒的认识。美国右派一直力图以武力征服世界。他们认为，世界秩序必须迅速建立在美国军事力量无可匹敌的超强地位的基础上，并向世界各国推行美国式的“自由”和“民主”。他们的新帝国大战略是先发制人，提倡主权有限论，人权高于主权，无视和力图改写国际准则。我国的近邻日本的右翼正在复活军国主义，其锋芒所向，直指我国。德国著名学者费希特在《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说》中说，“争得胜利的，既不是臂膀的强壮，也不是武器的精良，而是心灵的力量。”我们是应该到了重视“心灵的力量”的时候了。爱国靠的是每个中国人的“心灵的力量”。现在需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重点的担当精神和家园情怀。而要有这样的担当精神和家园情怀，则需要中华传统文化的以崇德弘毅、仁义共济为重点的修身要求和向善追求，需要自觉培养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
当中国人民于2020年建成小康社会以后，将再接再厉，为更为伟大的目标，即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这个伟大复兴的核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然而复兴传统文化至今依然存在障碍。19世纪末叶以来，留洋归来的所谓名流学者把中国历史削足适履，硬套入西方社会发展模式，被说成是封建专制。历史的真相是，秦统一后，实行郡县制，此后总体趋势是中央集权。郡县制跟科举制、官员流动制等相结合，维持了政治上的稳定。这同西方的所谓“五种社会形态”中的“封建社会”是不一样的。其实最简单的办法是，查阅《大英百科全书》等西方辞书，把中西历史比较一下，就一目了然了。说中国古代社会是封建社会实在是没有根据的历史判断。至于说中国古代社会是专制社会，这更是无稽之谈。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跟西方不同。西方的国王是独裁者。中国政治制度周朝就相当健全，汉朝就确立了。君权跟相权分得很清楚，像现代的公司，君主如同董事长、权力机构；相权是办事机构，宰相相当于总经理。权责划得很清楚。皇帝对重大事务并非一个人说了算，需要同宰相和各部部长商量。明朝以前，各部指三公、八座：三公是负责军政事务的最高长官，八座是八种高级官员的总称。宰相等高级官员对诏书从草拟到审核到执行都可以发表意见，封还诏书，即要求君主重新考虑。而谏官制度和史官制度等都是限制君权扩张的手段。在教育方面，皇帝不是用自己的语录，而是用儒家和佛家、道家的经典。即使是清朝，皇帝也是用儒释道的圣贤教育。比如雍正皇帝有一个“上谕”，指出“三教（儒释道三教）理同”，并依之治国理政。儒家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君主要以身作则。古代的君主被称为“天子”，意思是皇帝要替天行道，才能称为“天子”，《左传》讲“忠信笃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忠诚、信用、笃厚、恭敬，上上下下恪守它，这是自然的道理。这是君主替天行道应有的素质。《大学》讲“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君主要做出表率，才能教育全国人民，大家来效法。这不同于西方的“君权神授”，无可比性。中国历代王朝的覆灭，大多是因为末代皇帝昏庸好色，不是制度问题。君主只要守住圣贤的教诲，政权就会稳固。在20世纪，力辩中国古代社会不是封建专制的，是史学大师钱穆先生。他所著《国史大纲》至今依然是一本蕴含浩然之气的史学力著，尤其是这本书的序言可谓光照日月。
称中国历史是封建专制历史的名流学者往往同时说，儒家学说乃至儒释道为代表的整个中华传统文化是封建专制统治者奴役、愚弄人民的思想工具，其影响由“文革”中的“四人帮”扩大到极致。改革开放以来，有良知的学者试图公正地评价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近年来，力主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石。然而否定中华传统文化的负能量依然存在。前不久，一家晚报刊登了一篇文章，指责儒家的“三纲”“五常”为专制主义者统治人民的手段。其实这是误读。“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意思是君、父、夫分别要为臣、子、妻做出好榜样。“五常”是“仁、义、礼、智、信”。若是“五常”丢弃了，社会将如何？《左传》说“人弃常（指五常）则妖兴。”丢弃仁、义、礼、智、信，妖魔鬼怪都出来肆虐，天下能不乱吗？没有了仁义就没有了人际的和谐，没有了礼就没有了恭敬心，对人际间必需的规矩就会持轻慢的态度。不守规矩的人肯定不会遵守法律。“智”是智慧，是善于明辨是非、正邪、利害、美丑等的悟性和能力。“信”是诚信。人没有诚信，怎能立足于社会。让人痛心的是，对儒释道的误读比无知更可怕。
对于儒释道，许多人认为它们是宗教，是有神论，因此跟它们保持距离，自然不会去读它们的经典。这需要我们把道理说清楚，否则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只能是一句空话，儒家讲的“仁爱”，佛家讲的“大慈大悲”，道家讲的“上善若水”就会被束之高阁。什么是“有神论”和“无神论”呢？基督教神学体系认定，“一神论”是“宗教”的特征。比如基督教，上帝声称是“唯一的真神”。在这种宗教文化背景下，否认或反对“一神教”的思潮就被称为无神论。中国古代有佛教所说的“神不灭论”以及反对者的“神灭论”，此“神”仅指灵魂，不属于西方有神论和无神论的范畴。中国无神论概念的出现，是在鸦片战争以后，跟基督教以空前的规模传入我国直接有关。首先使用“无神论”概念的是国学大师章太炎。他提出的“无神论”的锋芒直指基督教。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宗教”问题，更没有出现过如西方那样的宗教纷争、宗教迫害和宗教战争。比如，梁武帝是信仰佛教（佛陀的教育）的皇帝。他的大臣范缜主张“神灭论”。有王公大臣和高僧大德六十余人撰文主张“神不灭论”，梁武帝并未采取行政措施来消除异见。范缜照样当官，后来还当了更大的官。
儒家是有神论还是无神论呢？孔子说过“敬鬼神而远之”“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儒家的态度是“远神近人”的人本取向。儒家注重现实的人。《论语·述而》讲“子不语怪力乱神”。“不语”是不称道。“怪”指怪异的事，“力”指好蛮力者，“乱”指子弑父、臣弑君之乱事，“神”指神鬼。孔子是教育家，不称道怪力乱神，是因为讲这些事无益于对人民的教化。《大学》讲“明德、亲民、至善”三纲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等八目，是修身的纲要，这里没有神鬼的地位。儒家讲“天人合一”，“天”指宇宙自然的法则。天人合一是使天德下贯为人德，人德上齐于天德。天德与人德是统一的。这里也没有神鬼的地位。
儒者终生进行“格物、致知”的修炼，努力摆脱世俗名闻利养的诱惑，懂得怎样老老实实做人，并且在不断的生命体验中觉悟到“万物与我为一”，进入“仁爱”境界，确立终极关怀和终极承担，济世献身的理想和热忱以此为源泉。儒家的“天人合一”不是西方哲学讲的主体跟客体的认识关系，而是心灵的感应。儒者悟到“万物与我为一”，进入“仁爱”境界，就真正能“安身立命”。
国家宗教局前局长叶小文先生在《理论动态》第1620期上撰文说，“纵览中国的文化在世界呈现一个奇特的现象：全世界60亿人口中，有48亿人信宗教，12亿人不信教。而中国近13亿的人口中，信仰宗教人口约一亿多人，近12亿人不信教。如此说来，全世界不信教的人似乎都集中在中国。”为什么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没有成为几大宗教的成员？叶先生认为“是中国文化的特殊积淀的结果，儒家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人们，使他们‘敬鬼神而远之’……这是中国十亿人至今没有信教的历史原因。”叶先生的意思大概是，儒家的“敬鬼神而远之”是无神论。
中国古代没有“一神论”的崇拜。佛教的“教”是教育的意思。佛不是神，他是“觉者”（觉悟者），觉悟到宇宙人生的真相。佛陀从事社会教育近50年，就是把觉悟到的宇宙人生真相告诉一切众生，使他们都能觉悟起来。佛陀的一生是“自觉、觉他、觉行圆满”的一生。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以来，高僧大德一直做的是教育事业。历代王朝都有两个教育部：一个是孔孟教育部，由宰相管；另一个是佛陀教育部，由皇帝亲自管。这是帝王与宰相在教育事业上的分权。儒释道三种教育是文化多元一体，都是以“积德”为本。教育的目的是转凡为圣。“圣”是指觉悟到宇宙人生真相的人。为什么世界上称佛教为宗教呢？这是源于西方来华传教士看到佛寺里的佛、菩萨塑像，武断地说是神像，并贬低为多神教。在传教士眼里，多神教是低级宗教，基督教是一神教，是高级宗教。基督教是在唐朝贞观年间传入中国，长期以来并未在中国站稳脚跟。18世纪罗马教皇力主让天主教的上帝崇拜取代中华民族的祭祖和祭孔，并干涉中国内政，康熙皇帝把传教士全部赶走。中国自古有“慎终追远”的伦理情怀，敬重祖先，讲究孝道，从孝敬自己的父母，扩大到孝敬天下的父母。这是中华民族的“寻根”意识。它也是中华民族遇到外敌入侵时，海内外华人凝聚起来面对挑战的文化纽带。“宗教”这个词是19世纪中叶由日本传来中国。在此以前，中文字典、词典中都没有“宗教”这个词。
我们人类居住在三度空间，四度、五度空间的生命，我们看起来像神仙一样。佛家认为“依正不二，自他一体”（“正”指人，“依”指人的生存环境，两者是一体。）所以佛家教导我们“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慈善是不讲条件的，平等的。“同体”在《维摩诘经》中讲“以众生病，是故我病”。众生苦、病，我们感同身受。宇宙是一体。一体决定不能分割。佛家明白宇宙人生真相，所以决定禁止求神、问卜、算命、看风水等。佛在《阿难问事佛吉凶经》里，说得很明白，像世间婚丧、一般应酬世俗礼俗可以做，但不能求鬼神保佑，不能求趋吉避凶。
佛陀把一切众生看作教育对象，包括天界的各种天神。在佛经里讲到佛陀在天界给天神说法讲经。基督教等正统宗教讲到天堂和地狱，主张以博爱之情待人接物，主张积德行善以便死后进入天国；倘若为非作歹，死后会堕入地狱。比如读基督教《圣经》的人会有敬畏感，有对天堂的仰慕和对地狱的恐惧，从而对自己严加约束。这也是为什么全球多数人信仰宗教、世界各国的宪法都庄严地规定宗教信仰的自由。对于正统宗教所讲的天堂和地狱，无神论者跟宗教信仰者不必辩论，因为历史告诉我们，辩论不会有结果。但基督教等正统宗教关于不干恶事、只干善事和善恶报应等的教诲，的确是有着勉励大家尊重法律和道德自律以及自觉慈善捐献的客观作用。另一方面，《圣经》中上帝声称他是唯一的真神，这就排斥了其他正统宗教。《圣经》的“摩西十诫”有这样的话：“我是耶和华，你的神……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代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发慈悲，直至千代。”“祭祀别的神，不单单祭祀耶和华的，那人必要灭绝。”《圣经》的“马可福音”讲“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礼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这说明了上帝的所谓博爱并不博，只限于他的信徒。这表明基督教对外的绝对排他性和扩张性，对内的绝对封闭性和内聚性。这也是不断发动宗教战争的内在依据。《摩西十诫》中讲“不可杀人”（you shall not murder），不讲“不可杀生”（you shall not kill）。这是“人类中心论”，人可以无情杀害动物，成为地球上的霸主。更有甚者，西方基督教教会直接在中国办学早在19世纪下半叶就开始了，一直作为培养和传播基督教，变中国为基督教国家的思想基地。早在1887年，传教士韦廉臣在上海设立“同文学会”（基督教出版机构），就在一封信中写道，“设立这个组织的动机是要在思想上解除中国人的武装，使他们俯伏在我们的脚下。”基督教成为西方帝国主义侵华的文化工具。20世纪下半叶以来，美国宣扬“以宗教自由为基石”的人权成为美国“新干涉主义”的武器。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提出“文化冲突论”，他特别提及美国基督教与中国佛教的未来冲突，其矛头直指中国传统文化。亨廷顿的学说已成为美国政府的国策。美国国会曾通过《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案》，宣称要以国家力量进行基督教全球战略的扩张。美国以国家力量推动基督教战略扩张，不断在“人权”和“宗教自由”领域向中国发难。我国著名学者文丁在其《〈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案〉中的宗教自由》一文中，在评价美国基督教对华战略扩张的态势时指出，“它可以开动全部国家机器，从总统、国务院、国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统一运作，许多教会组织和教会、院校协同配合，形成国家、教会和非政府组织各以不同优势对外扩张，政治威胁、经济收买、文化宣传、合法与非法手段齐头并进，以至于能够在基督教历来式微的我国，制造相当强的舆论，进入高等讲堂和学书研究机构，地下教会敢于与国家法规公开对立。”事实上，美国在我国搞地下教会由来已久。它以文化的名义传教。而长期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本土得不到普及，中华子孙得不到儒释道的仁爱和慈悲精神的滋养，这给美国基督教在中国的地下教会以可乘之机。重要的是，我国具有中国特色的“三自体制”的基督教。三自（自治、自养、自传）体制是中国基督徒独立自主自办的体制，是中国基督教的爱国主义传统，是中国的国家主权在宗教领域的具体表现。我们要重视发挥佛寺、道观、孔庙的社会教育作用，发挥具有爱国主义传统的教会、清真寺等的社会教育作用。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中国人民的梦。要梦想成真，需要掀起一场复兴中华优秀传统道德和慈善文化的启蒙运动，全国性的启蒙运动。这一启蒙运动的成败命运掌握在两种人手里：一是各级领导人，二是媒体人。这两种人真正体会了习近平主席所说的“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孕育了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品格，培育了中国人民的崇高价值追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植于中华文明。中国传统决定了中国的特色。”真正觉悟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大力抓好社会教育，利用无处不在、无时不入的电视系统和网络系统，邀请和组织真正通晓中华传统道德文化和慈善文化的学者、专家开展启蒙讲座，设立专门频道。有这样的社会教育的力度，才是为两个百年目标助力。我们中国人一定要认识到中华传统道德和慈善文化的悠久和丰厚以及思想的深邃。它是中国崛起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支柱。我们中华民族的子孙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仅靠法律制度这一强制手段来约束，更需要靠中华传统道德和慈善文化的信念来延续我们中华民族的血脉，增强志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凝聚力。中华民族的兴亡，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注定要靠我们中国人的文化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