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振基（1900—1968），原任洪洞中华基督会长老、牧师、基督教山西省晋公会负责人。他从牧50年，热爱祖国，虔诚基督，服从党的领导，遵守政府法令，为基督教山西晋公会所辖38个县的三自爱国运动贡献了一生，是山西省基督教界颇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一
周振基，山西省忻州市人。1900年2月20日出生于该市奇村的一个农民家庭。父亲周九如，以务农为生，并信仰基督教。周振基3岁时，母亲病逝。4岁时，父亲后娶，周振基和哥哥、妹妹，经常受到继母的虐待。周振基8岁时开始在本村小学读书，他在小学上了还不到四年，因父亲劳作收入极低，继母又生了小弟弟和妹妹，家庭负担加重，周振基的学业再也无法继续下去了，1912年便毅然停学，回家务农。1913年周振基13岁时，经人介绍，来到本村的一家当铺管账。试用三年后，正式成为当铺的管账先生；但由于家境过于贫穷，加之继母的虐待，周振基无法再在忻州生活下去，他刚满18岁时便辞退了当铺的差事，独自一人悄悄离家出走，来到陌生而又无亲无故的洪洞县城。
洪洞是基督教在山西传播最早的地区之一。早在1886年，基督教就在洪洞县城建了教堂。1893年，管辖基督教38个县教会的晋公会在洪洞教堂设立。1904年晋公会在洪洞县城东北的玉峰山创建了普润中学。1911年晋公会又在洪洞城内大礼拜堂东约20米处的文庙东侧，创建了规模宏大、教学设备齐全的道学院。因为周振基在幼年时代便跟随着父亲到教堂礼拜过，当他看到洪洞也有教堂，人们能自由进入参加礼拜，便决定在洪洞住下来，白天给一些商店和家户打短工干杂活，每逢星期天便到城内的基督教堂参加礼拜，引起了教内人士的关注。当时洪洞基督教会负责人李永庆，是一位有远见的领导人，他在较长的时间里，观察了周振基的一举一动，希望把他培养成为有前途的传道人。为让他在洪洞安居下来，便把他介绍到城内西门口一家肉铺里，当了管账先生。周振基来到肉铺管账后，办事认真，手脚勤快，账务有条不紊，深得肉铺掌柜的器重。每逢星期天，他都要向肉铺掌柜请假，到教堂参加礼拜。年长日久，他已经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虔诚基督徒了。
二
周振基来到洪洞不到三年，就在洪洞基督教会领导人李永庆的帮助下，向肉铺掌柜婉言辞退了肉铺管账的差事，由洪洞基督教会出面保送，于1921年在基督教洪洞道学院学习，从此开始了基督教学道传道的生涯。
洪洞基督教道学院是山西基督教晋公会楼创办的一座培养基督教传道人才的场所。1911年由基督教内地会美籍丁良才牧师从美国基督教会筹集资金，在洪洞城内文庙东侧购买地基30亩创建。主要建筑有讲堂3座，中式楼1座，西式楼1座，平房107间。校舍宽敞，设备齐全，师资力量雄厚，学员地域辽阔。学生大多由河北、河南、陕西、甘肃、察哈尔和内蒙古的撒拉齐筹地教会保送。基督教洪洞道学院的优越环境，为周振基的学道，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两年的学道生活，使他的知识领域进一步扩大，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影响。由于他学习刻苦，知识渊博，为人忠厚，生活俭朴，深受同学们的尊重和学院领导、教师们的喜爱。1923年他从道学院毕业后，留校当了教师。当时，道学院由英籍安道明牧师任院长，翼城县的杨绍唐牧师任副院长，教师都是基督教晋公会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从牧人员。
随着基督教晋公会所辖地区传教事业的发展，为了适应基督教迅速传播的形势，晋公会把周振基从道学院调出，安排到洪洞县教会任传道员。从此，他便手提装有圣经、赞美诗和教理、教义的提包，怀着对基督耶稣的虔诚和对广大信徒的爱心，踏遍洪洞一带的山山水水，走进山庄窝铺的信徒家中，传播福音，看望兄弟姊妹。他外出传道和看望信徒，总是带着干粮，临近村庄，在村口把带的吃食吃完，避免麻烦信徒。有时万般无奈，无法推脱，在信徒家里吃了饭，他也一定要坚持支付饭费，决不因传道而沾信徒的便宜。由于他虔诚耶稣，诚心诚意爱主，在传道人员和基督信徒中间，威信越来越高。
1925年，玉峰山普润中学扩建校舍，原设在城内教学的基督教小学，迁到了玉峰山。在当时，穷人家的孩子上不起学，女孩子上学受到歧视。周振基长老为了解决女孩子上学难的问题，即利用原基督教小学男校校舍，筹办了励德女子小学。学生有4个班，在校学生40余人。为洪洞县女子教育事业，开创了一条新路。
1925年5月15日，日本资本家在上海纱厂枪杀了工人顾正红。5月30日，全国各地掀起抗议帝国主义的运动。基督教内地会上海总会唯恐外国传教士像义和团运动时那样再次遭到杀害。于是给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外国传教士发来电报，要他们火速撤到沿海口岸返国。这样一来，晋公会辖区38个县的外国传教士，除英籍传道人夫妇外，全部撤离。洪洞基督教会的传道工作，几乎陷于停顿状态。这一突如其来的被动局面，深深触动了周振基的心，使洪洞基督教会的所有传道人员，普遍感到：基督教会只有自治、自养、自传，真正实行三自才有出路。1928年，洪洞基督教会的领袖王民三(即王道千)、程级三，传道人李永庆、张弘道等人，召集洪洞城内和各乡村支会的长老、执事聚会议决：洪洞基督教会自立，实行自治、自养、自传。会上决议：将洪洞基督教会命名为洪洞中华基督教会。会议决定举荐周振基为洪洞中华基督教会的长老。当时，洪洞县基督教会有村支会20处，长老3人，执事5人，传道员2人，村会领袖22人，教徒231人。全县有基督教堂7座，房屋达569间之多。
1935年年初，洪洞中华基督教会长老周振基，通过晋公会所属38个县的从牧人员选举，开始肩负起领导晋公会的重任。1935年5月，周振基长老召开晋公会所辖各县教会的负责人会议。会上，周振基长老根据他多年传道的体验和感受，大胆地提出了在晋公会范围内的教会完全自立，实行自治、自养、自传的倡议。自治：即教会的事务由中华教徒自己治理。自养：即教会所需经费，由中华教徒自己乐捐。自传：即教会要发展，必须由中华教徒自己传道。周振基长老的倡议，得到了晋公会所有参会人员的一致通过。从此，山西基督教晋公会完全自立，实行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传教方针。
1937年秋，日本侵略军侵占太原后，向晋南一带进犯。1938年2月24日，日本侵略者的9架飞机轰炸了洪洞县城和周围的村庄，将洪洞城南涧河上的铁路桥炸毁了一段。洪洞抗日动员会为了保存抗日力量，开始撤离县城。同年2月27日，日本侵略军占领洪洞县城，县城及周边村庄成为日军占领区。
洪洞基督教，原属基督教内地会。因基督教内地会原系英国基督教的一个差会组织。当时英国还保持中立，未向日本宣战，因而洪洞基督教堂大院相对来说还比较安全。周振基长老为了尽力保护洪洞人民的生命安全，根据国际红十字会的电报，把教堂及教会小学的校舍，全部开辟为难民逃难所。这样一来，大礼拜堂里、学校的教室全都挤满了难民。1939年5月，在这国难当头、民不聊生的特殊困难时期，周振基被推选为牧师。他的妻子王葆珍，洪洞县淹底乡大孔寨村人，早在1935年就在翼城入教受洗。夫妻二人每天都和教会大院的难民们生活在一起，问寒问暖，解决好多平时意想不到的困难。王葆珍被难民们亲切地称呼为周师娘。周师娘每天手捧圣经，怀抱着难民的娃娃，向难民们讲道。在这国难当头的日日夜夜，呼喊周牧师和周师娘的声音，在教堂的每个角落、在难民们中间回响着。原来好多没有信教的难民，在住教堂逃难期间入了教。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英美等国对日宣战，日本侵略军立即封锁了洪洞中华基督教会，同时，洪洞基督教道学院和普润中学被日军侵占，变成了日本侵略者的军营。当时，周振基牧师全家和住在教会大院的教徒全被封锁，祈祷礼拜完全停止。事发后，周振基牧师不顾个人安危，立即想方设法，四处奔波，找到日伪县政府、维持会、宪兵队和日军司令部，要求解除封锁，归还基督教牧人员和基督信徒的人身行动和宗教信仰自由。周牧师向日本当局面呈历史文件和档案资料，说明基督教晋公会自1935年以来，已经和英国的基督教内地会差会组织完全分离，断绝了一切关系和来往，成为中华基督教的自立教会。经过周牧师4个多月的据理力争和频繁交涉，洪洞日军当局才将洪洞礼拜堂启封，许可洪洞教会作为中华基督教的自由教会，进行正常的宗教活动。
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1945年8月13日，阎锡山的丰牧部与日伪警备队、宪兵队便衣队内外勾结，里应外合占据了洪洞县城。日伪警备队被改编为阎锡山的晋绥省防军第29团，汉奸队长当上了团长。日伪宪兵队的汉奸便衣队，摇身一变，改名为“抗战复兴先锋队”，成了“抗日英雄”，而在抗战期间受尽苦难的基督教信徒，有的以私通八路军的罪名，被抓进监狱。周振基牧师得知有教徒被陷害后，马上到处奔波，设法担保营救，并立即与河北等地教会联系，将保释出狱人员安全转移。阎锡山的部队占据县城后，修碉堡、挖战壕横征暴敛，残害百姓，人民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穷苦的百姓和基督信徒盼望解放。
1946年7月31日，国民党胡宗南的军队出动6个旅，与同蒲路南段阎锡山部队共7万余人，南北呼应，企图围歼我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于洪洞、赵城地区。7月12日，国民党军队50余万人，从江苏南通到安徽来安的八百里战线上，向苏皖解放区猖狂进攻。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进犯，中央军委决定第四纵队从1946年8月13日起，发起夺取洪洞、赵城、霍州、灵石等县城的南同蒲战役。
8月16日下午6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三十旅，并由太岳军分区警卫四团配合，向守卫洪洞县城的洪安还乡团发起总攻。激战五个多小时，歼敌1000余人，解放了洪洞县城。洪洞县城的解放，使周振基牧师万分高兴。17日凌晨，他带领县城的基督教信徒，涌上街头，欢迎解放军。周振基牧师和教徒们一起，打开教会的大门，把大礼拜堂和教会大院的房屋，清扫得干干净净，让解放军驻扎。洪洞基督教会支援解放军的拥军爱军行动，受到了部队领导的感谢和赞扬。
时隔不久，蒋军主力北上，国民党胡宗南的军队侵占洪洞县城。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1947年4月24日，驻洪洞的国民党军队撤至临汾。洪洞县城第二次获得解放。解放了的洪洞人民群众和基督教的广大信徒，实行了土地改革，分田分地，支援前线。在解放战争取得重大胜利，即将迎接全国解放的大好形势下，周振基牧师为了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毅然果断地决定，将中华洪洞基督教会的领导机构，改为委员制。由各位委员共同商定教会的事务，并分头负责领导晋公会所属38个县教会的工作。教会完全自立，切实实行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方针。周牧师的这一爱国运动，得到了当地党和政府部门的充分肯定，在山西基督教界影响极大。
三
1950年夏，以吴耀宗先生为首的中国基督教的40位领袖，联合发表了题为《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的宣言，宣言中提出两点基本方针：“以最大的努力及有效的方法，使教会群众认识帝国主义在中国所造成的罪恶”，“培养一般信徒爱国民主的精神和自尊自信的心理，中国基督教过去所倡导的自治、自养、自传的运动，已有相当成就，今后应在最短期内，完成此项任务。”周振基牧师读了这篇宣言，倍感亲切，字字句句都表达了他多年梦寐以求的心愿；说出了他长期以来打从心底要说出的话语；也是他在洪洞基督教会岁岁年年、持之以恒努力实行“三自”的真实写照。1950年9月23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全文刊载了这篇宣言，并以《基督教人士的爱国运动》为题，发表社论。社论指出：“我们欢迎基督教人士发起的自治、自养、自传运动。这是基督教界人士应有的使中国基督教脱离帝国主义影响而走上宗教正轨的爱国运动。”这个运动的成功，将使中国基督教获得新的生命。
《三自宣言》和《人民日报》的社论，在基督教晋公会所辖38个县的广大地区，得到了以周振基牧师为代表的广大教牧人员和基督信徒的热烈响应。1950年的下半年，洪洞县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成立，周振基牧师当选为主任委员。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战火已迫近中国的大门。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全国各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在这国际国内民族矛盾、阶级斗争极其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周振基牧师旗帜鲜明，立即行动，进村串户，四处奔走，动员和带领广大基督教徒，支援前线，捐献飞机大炮，受到了政府的嘉奖，从而大大地激发了广大基督信徒的爱国热情。
1950年的年底，周振基牧师—家人从教会搬回自己的小院，以种田为生，在后坡底村种了3亩水地。他每天起早贪黑地劳动。由于他吃苦耐劳，辛勤耕作，地里的庄稼蔬菜，长势非常喜人，人见人爱。他地里的菜被人偷了，从没见过他谩骂，而是平和地对人们说：“偷菜的人，一定是没钱买菜吃，就当我献了爱心吧！”他和左邻右舍关系非常和睦。他谦恭温和，彬彬有礼，平等待人，助人为乐。他的高贵品质受到乡亲们的关爱和尊重，深得社会上各界人士的赞誉。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教徒们的生活，遇到了不同程度的困难，他走门串户，到村里看望姊妹。无论走到那里，都要教育教牧人员和基督信徒：“越是困难，越要遵纪守法，省吃俭用，度过难关。”他知道信徒们口粮短缺，便从家中带上干粮。
1963年12月8日，政协洪洞县委员会第四届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县城召开。由于周振基牧师一贯拥护共产党的领导，遵守政府法令，爱国爱教，忠实地实行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方针，在社会上和基督教界都有很高的威望，因而被推荐为县政协委员，参加了会议。1965年9月4日，洪洞县政协第五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周振基牧师连任县政协五届委员。
周振基牧师自1963年12月以来，在连续担任县政协四届和五届委员期间，积极参加县政协组织的学习和活动。他主动参加了声援古巴、越南、巴拿马、刚果(利)和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正义斗争，参加了学习讨论会和各种形式的座谈会，代表教牧人员和基督信徒提出意见和建议，表达了广大教徒爱国爱教永远跟党走的心愿。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政协洪洞县委员会受到冲击，周振基牧师也随之受到责难。
周振基牧师，这位为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做出重大贡献、在山西基督教界有一定声望和影响的爱国人士，于1968年1月13日逝世于洪洞家中。享年6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