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人们认为最具人文思想的莎士比亚戏剧。由于时代、历史文化的滋养，不可避免地沾染上了基督教文化气息。莎士比亚所处的十六世纪的英国，文艺复兴的浪潮来的较晚，但也进行的最彻底。英国史学家摩根指出：“莎士比亚的经历表明他处在欧洲文化发展的十字路口。”在文艺界，直到十六世纪上半叶，英国戏剧舞台上仍然上演着中世纪的神秘剧和道德剧，不同的是在于它们已经是《圣经》故事的世俗化形式了。就在这时，莎士比亚的悲剧诞生了。莎士比亚对《圣经》的熟悉程度远远超过同时代的其他作家。《圣经．创世纪》中有该隐杀其弟亚伯的故事，《哈姆雷特》一剧也借主人公之口说出“兄弟杀死了哥哥，这是自圣经以来就有的罪恶”这种脱口而出的话语。在本文中笔者将从三个方面分析悲剧《哈姆雷特》中的基督教文化。
一、关于灵魂
《哈姆雷特》剧情一开始，便由死去的国王的灵魂宣告了本剧的内容：老国王被其弟毒杀，王位被篡，王后改嫁，整个国家还沉浸在迎立新国王的喜庆中，繁荣掩盖着罪恶，对发生的这一切，谁来做最后的审判?谁来为这个乱伦、灵魂堕落的事件主持公道?谁来对这件违反社会秩序、伦常规范的行为作一裁决?谁又来给因此遭受不幸，或遭受欺骗的人以事实真相?假如这件事不被发现，那么这种状况会一直存在下去，生活中类似的事件并不鲜见，但作者选择了“灵魂”，并借它之口，要求自己的儿子复仇。如果我们仅仅把它理解为作者纯粹为了写作而如此构思，未免过于简单。笔者认为这里更多地包含着作者特有的价值判断，这一判断具有浓厚的基督教文化特征。
首先，灵魂在基督教神学中具有特殊的意义。我们知道，古希腊柏拉图的哲学思想为基督教提供了许多至为宝贵的理论，他的唯心论、目的论，以一套理念为世界模型的思想，二元论、神秘论对物质和感觉世界的轻蔑、灵魂不死的论证，和人类堕落学说，都为起源于公元一世纪的基督教所借鉴。在灵魂问题上，柏拉图认为灵魂在同肉体结合之前就已存在，它本身具有理性的因素，并能依靠某种神秘经验而与神相交，从而超脱肉身，得以飞腾升华，而物质与肉体均是不完善的，人若追求幸福与智慧，就必须挣脱肉体以求从尘世解脱。到了中世纪神学家达马色·约翰则更加完善具体化了这种灵魂观点。他认为，灵魂是不死的，它虽与身体结合，但仍能超越于身体而独立存在，它有自由，并且它的这些禀性是得自于上帝的恩典。这就是说，当灵魂和肉体一道由上帝给出之后，灵魂并不就是人的精神或心灵，同样也不是一种纯粹的形而上学的概念，灵魂的不朽使灵魂可以在一种超实体的意义上独自存在，唯其如此，老哈姆雷特才能在肉体死后还能以灵魂的形式出现，向儿子要求复仇。从灵魂的存在位置来看，它是处在上帝与人之间的，如果说，上帝与人的一元性伦理的存在为人的自身存在提供了依据和保障，那么灵魂则作为一种中介，使人的行为符合上帝之美善动机或意图，这就解决了人不能直接认识上帝，但人的行为又是依上帝之道为准则的困难。而上帝是真、善、美的化身，灵魂又是以上帝准则行事的，所以灵魂又体现出真、善、美的特性，它是善的体现。所以，老哈姆雷特的命令是不可抗拒的，这就为全剧奠定了惩恶扬善的主题。在这里，是上帝在主持正义，而哈姆雷特不过是一个执行者。
二、哈姆雷特的人格构成
在《哈姆雷特》一剧中，最让人着迷的便是哈姆雷特这一人物本身。人文主义的代表，忧郁王子，有潜藏的恋母情结等都能揭示出他性格的一面。笔者在此力图从基督教文化的角度对这一人物进行分析。应该说，在莎士比亚所处的时代，宗教改革的发生发展与整个社会形态的变化是交错进行的，具体在莎士比亚生活的时间，基督教中的路德派、加尔文派的思想观念在欧洲已经很普遍，尤其在英国，受加尔文派因信称义、预定论影响的清教徒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而在哈姆雷特的人格、行为中，也体现出这些宗教因素。现例举如下：第一，基督教教派的核心教理认为，上帝应该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这意味着，人无论如何渴望天国的永生，也必须接着自然的法则度过他的一生，并且要履行他在尘世的各种义务，哈姆雷特必须完成父亲灵魂的命令，这是一个绝对命令，做为存在个体的他对此别无选择。第二，哈姆雷特性格上的孤独感也是我们阅读全剧后的最大印象，这一点也与基督教中的加尔文教所宣扬的预定论有很大关系。加尔文教认为，上帝做为一个超验的存在，是人类理解力所无法企及的，他早已预定了每个人的命，这些秘密是我们人类绝不可能洞悉的。即使最虔诚的教徒也无法知道自己最终是否能永恒得救。这必然给笃信其宗教辉煌一贯性的一代人的生活带来一个重要后果，即每个人所感到的空前的内心孤独。哈姆雷特的孤独在于他不能把父亲被毒杀的天大秘密告诉任何人，而且必须独自去担当完成父亲亡灵所命令的任务；同时他的孤独在于他在承受了父亲猝死的巨大悲痛后，还要承担由此造成的后果。他是真正独自一人承担这一切，没有一个朋友可以与他一同分担这个秘密，也许有人会说不是有霍拉旭吗?笔者认为霍拉旭至多只能算是一个不明就里的朋友，何况哈姆雷特很难说会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朋友。如果我们回忆一下老波洛涅斯送儿子雷阿提斯去巴黎的那一番临别的教诲，“对人要和气，可是不要过分狎昵；避免和人争吵，可是万一争端已起，就要让对方知道你是不可以轻侮的……不要向人告贷，也不要借钱给人，因为债款放了出去，往往不但丢了本钱，而且还失去了朋友……”等等诸如此类的话，抛开波洛涅斯的老于世故，笔者总是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番劝戒，至翻阅加尔文教教理，才明白这也是加尔文派的一贯思想。如教会就反复告戒人们切莫相信朋友间的出自友谊的帮助。人在这世界上的唯一的朋友只是上帝，人何其孤独。而面临着必须去报父仇的、有着高飞的心灵的哈姆雷特，那孤独感更胜一层!难怪剧中哈姆雷特会说“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唉，倒霉的我却要负起重振乾坤的责任。”第三。诞生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哈姆雷特也必然浸染着那个时代个性解放，对人的价值肯定的思想。在剧中第三幕，哈姆雷特由衷地赞叹“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这种对人类的热爱、赞美，可以看出他对人之优秀、善良者的肯定，这也正是基督教教义向人们一贯传输的思想。第四，哈姆雷特在作品中也流露出与前者相矛盾的厌世情绪，当他知道了叔父邪恶凶残的阴谋之后，也发现了自己的邪恶。全剧还滋生出一种对人们迷恋肉欲及肉体存在的低贱的恐惧感，我们出生在“汗臭垢腻的眠床上，我们死后将变成蛆虫的食物。”而现实中克劳狄斯杀兄娶嫂，觊觎王位，并不惜违背这个世界的道德秩序。这一切与哈姆雷特的厌世情绪，与基督教所宣扬的“令人厌倦的人类处境”遥相互应。
三、关于死亡
《哈姆雷特》这出悲剧的结尾以哈姆雷特杀死了叔父而自己也在朋友的痛惜中死去、舞台上横陈着四具尸体而告终。哈姆雷特终于完成了道德良心的命令，释然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全剧达到了高潮。如果把剧中前后死去的人加起来，共有六人，这还不算早已死去的老国王。在莎士比亚的其它悲剧中，死亡也是一件相当普遍的事，《李尔王》、《奥塞罗》、《裘力斯．恺撒》等剧中，都出现了死亡场面。
其实莎剧中的人物对死亡均有感性与理性的双重体会：人类生存的事实是，我们受躯体的摆布，肯定会衰老、丧失劳动能力并最终走向死亡；同时生命又是短暂、荒谬、无奈且具有局限性的。哈姆雷特的体会更为深刻。这种对死亡的体悟，与基督教关于死亡的观念有着深深的渊源关系。按照《圣经·旧约》说法，上帝作为创世之神是生的源头，离开他就无从享有生，是上帝而非人能赐予生命并索回生命，只有上帝才使生具有了价值及功用。这些观念表明人必须始终与上帝相关，否则他自身就被取消了。早在中世纪，人们已从历史中看到：毁灭人类的灾难常常是人类自身的罪造成的，这就是罪人必然遭受的那种死的本质。而《哈姆雷特》的剧情表明人物既破坏了人与上帝的关系(人在伊甸园偷吃禁果，人有原罪)，又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克劳狄斯杀兄娶嫂，造成他人死亡)，前一种破坏是由于人违背了上帝的旨意，听从魔鬼之言，后一种破坏是由于私欲、嫉妒和纷争，这造成了剧中人的罪恶感。如哈姆雷特对这个世界的厌恶，“罪恶啊罪恶”显示了他对人类的痛恨；他一直重复的那句“Tobe or not to be，that is a question．”则衬托出他对生与死的无奈。而克劳狄斯由于嫉妒与贪婪，与人人为敌，兄弟相残，最终付出了死亡的代价。但是人并无自己葬送自己生命的权利。剧中俄菲莉娅即便出身贵族，在溺死后虽被勉强同意葬在圣地，但牧师却无论如何不愿再给她唱安魂曲了。人虽不能善始(有原罪)，但应善终，这也是基督文化中基督徒应尽的义务。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悲剧观念，它渗透着这个时代的哲学、宗教、历史、文化等种种因素，并因此而各具特色。如果说基督教本身就潜在着若干悲剧精神的根本性基因，那么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必然会产生一个悲剧的高潮。因此，莎士比亚的悲剧在某种程度上的确与基督教精神息息相通，其时代的普遍世俗气氛，使他能够比较自由地理解和诠释一些基督教文化中的观念。《哈姆雷特》一剧已充分地证实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