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人们对基督教史学，总因它的神学启示性和过多的荒诞不经的奇迹、显灵等而对之评价不高。其实，细心观察，它对史学思想、史学方法的贡献是显著的，在西方史学史上应有一席之地。
首先，不断前进的一线史观。历史在古典作家那里要么被看作世风日下今不如昔的时代倒退，要么被悲哀地认为是周而复始的循环，但从基督教史学开始，“历史第一次被理解为一个由固定的起点(上帝创世)到终点(末日审判)的线性运动”，是一种“前进运动”，打破了人类发展循环论，基督教史学的史观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一线史观。
其次，世界史观和世界史体系。古希腊、古罗马的历史是尽其所知世界的描述，不是普遍的历史，古希腊、古罗马是这些历史所围绕的重心。基督教史学的兴起使这些重心“经历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摧毁了重心观念。“基督教史家打破了国家、民族的界限，面向全人类致力于完成一部上迄人类的起源，下止世界末日的世界通史，因此它是世界史理论继续发展的沃土。”因为世界史观的确立，因此他们对事物的评价较为中肯，如对希腊和波斯之间以及罗马和迦太基之间的斗争，便“不是着眼于战斗某一方的成功，而是着眼于从后世观点来看待这场斗争的结局”。
由于世界史观的确立，基督教史家便着力于建造自己的世界史体系，虽然在这个体系中犹太史处于优先地位，“但另一方面对埃及、波斯、希腊、罗马等其他民族的历史，又不得不留有余地。”
第三，用划时代事件划分历史时期的分期思想。古希腊赫希俄德虽有“黄金时代”、“白银时代”、“紫铜时代”、“黑铁时代”等的历史分期思想，但彼此之间没有明确界限。公元8世纪英国基督教会史家比德“以耶稣诞生纪年作为基准，在这之前标为‘B．C．’(意为基督诞生之前)，这之后标为‘A．D．’(意为‘吾主纪年’)”。
第四，统一历史纪年。在基督教诞生前，古代世界的纪年法有埃及的、亚述的、希腊奥林匹亚纪的、罗马执政官纪年的等多种纪年法，而且不大精确。如修昔底德“经常只用‘冬季’和‘夏季’来纪时，不写具体时期”。公元3-4世纪初期赛瑟里亚的优昔比乌斯的《编年史》便不把希腊的事件以奥林匹克竞赛分期，把罗马的事件以执政官纪年分期，而是纳入一个单一的编年结构中。公元7世纪，塞维尔的以锡多，首创单一的世界史纪年法，英国基督教史家比德在公元8世纪把这种方法加以推广。
第五，面对现实的积极应对精神。西罗马帝国晚期，外有蛮族入侵，内有统治者误国，经济困苦，社会动乱，公元410年罗马城陷落，多神教徒攻击说，神们一度造就了罗马的宏伟并保卫了它，但由于基督教的传播，使罗马背弃了神们的古老宗教，因此基督教在帝国的传播是罗马陷落的原因，一切罪责皆由基督教而起；同时，基督教内部又有严重的教派纷争。基督教史家们并没有无动于衷，而是积极行动起来面对挑战。圣奥古斯丁驳斥了多神教徒的指责，指出罗马所遭灾难并非因采用基督教所致，奥洛西阿斯则不承认有任何灾祸，萨尔维安则严厉抨击罗马的政府官吏胡作非为和教会的高级教士腐化残酷。这种精神是十分可贵的。因此，汤普森评价说：“对正在崩溃的文明说来，这部书(圣奥古斯丁《上帝之城》)是头一个积极的贡献。”科斯敏斯基讲到：“他(圣奥古斯丁)的宗教观是在一定的外力作用下，在生活经验的过程中，是在这种斗争当中形成的。”柯林武德也提醒我们道：“他们(基督教史家)为了人类思想整个结构的重新定向而在反对者的反噬之下努力工作着。”
第六，保存了历史记载。基督教史家在统一年代纪时，认真比较了古代的各种年代纪并把它们保存了下来。在5世纪异教史学绝迹及以后的800年间，基督教史家承担了西欧大部分历史的写作。
第七，开创了新的历史撰述类型《圣徒传》。赛瑟里亚的优昔比乌斯著有《巴勒斯坦殉教者小传》，虽然书中搀杂了许多怪诞的事，但它却创造了一种新的历史类型，即《圣徒传》；萨尔匹细阿斯·塞维鲁著有《图尔主教圣马丁传》，圣徒传记在中世纪数量大增，这种历史撰述类型也发展繁盛起来。
综上所述，基督教史家不仅贡献了先进的史学思想，而且开创了简单实用的纪年法，促进了历史观念的转型。诚如柯林武德所说：“这一重新定向不仅在当时成功了，而且还留下了它的遗产成为历史思想中一笔永久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