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着十七届四中全会勉励我们“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的精神,我想探讨一下党和政府如何清理改革以来形成的“特殊利益集团”问题。不同利益集团的分化和相互竞争,是市场体系发育成熟的一种标志。但是,值得警惕的,是以公权力为背景的特殊利益集团的出现和日益壮大。
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市场经济大潮中,在推进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中,在房地产业、矿山资源产业、金融证券业以及能源产业等领域,政商勾兑寻租成为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进入新世纪,部分国有垄断企业,以及不少具有官员背景的强势民营企业,以公权力为靠山和保护伞,肆无忌惮地赚取超额利润,甚至寻求非法资本回报。
先来看大家经常诟病的国有垄断行业。对部分垄断性企业的批评,集中在垄断市场定价和利润分配两个环节。它们以不容消费者置喙的方式,挟持国家的价格政策,攫取着市场“超额利润”;每年数以千亿计的国企利润游离于预算之外,既不用上缴国库,也没有兑现转化成国民福利。应考虑从垄断型国企中提取分红,分配给国民特别是弱势群体。
再看民怨沸腾的房地产行业。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可能是世界上最典型的政府与民争利产业,而且是腐败高发领域。由于房地产收入是地方财政增长的最重要来源,在世界金融危机中,一些地方政府频频出现房地产救市的声音和土政策。当普通百姓眼巴巴期待远远背离实用价值和国民收入水平的楼市大降价的时候,地方政府却能从扶持、提振房地产行业中收获GDP政绩,而一些官员则可以继续中饱私囊。
还有个民营(私营)经济的生存和发展空间问题。一些公有特别是国有企业、具有权力背景的强势民营企业,对普通民企经营空间的挤压,政府职能部门对民营经济的市场准入限制和利润盘剥,其严重的后果将是扼杀社会经济活力。“每一个民企被限入的领域,都是民企和全体国民被迫向特殊利益集团输送利益的管道。”只要权力配置资源的格局不改变,民营经济要发展,像黄光裕那样的商人就会选择买通权力,为自己获得某种特权,同时向权力所有者输送利益。强势资本精英与强势权力精英合谋和交易,左右政府的公共政策,瓜分鲸吞国有资产,占据和挥霍本应属于全民所有的公共资源,这才是典型的“特殊利益集团”。
“特殊利益集团”的势力坐大,不仅表现在他们对自然资源的“盘踞”,而且表现在收买专家为其垄断行为辩护,制造话语权。最为严重的一点,在于“特殊利益集团”对政法系统的渗透。中国现阶段由于法律规范的不完备,给了法官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而现行体制对公检法机关和法官的监督力量十分薄弱,给贪赃枉法提供了不小的空间。
另一个危险的迹象,是“特殊利益集团”在寻找政治代言人。在社会资源从权力配置向市场化配置转型的过程中,官场最容易被“特殊利益集团”所裹挟,甚至被拉下水。今后,政府应主要靠制度和民主程序来协调利益关系、调控利益矛盾,让各利益主体在同一平台博弈的基础上达成共识,而决不能成为“特殊利益集团”的橡皮图章。
“特殊利益集团”孜孜以求的不是竞争而是瓜分,不关心增加社会生产率只希望坐收渔利。“特殊利益集团”阻碍了资源的流动与合理配置,阻碍了技术进步,却提高了利用法律、政治与官僚主义从事讨价还价等活动的报酬,可以说是提高了社会交易成本而降低了社会经济效益。
“特殊利益集团”的扩张,已经成功地给自己涂抹了一层意识形态合法色彩。它们对上打着保卫“国家经济安全”“产业安全”等冠冕堂皇的口号索取政策保护,对下则以“国际惯例”和“中国特色”这两手盘剥消费者。它们对社会公平和普通民众的伤害,对党的执政宗旨的践踏,对政府公信力的玷污,正在造成严重后果。
在“特殊利益集团”的另一端,是生活陷入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的弱势群体。据统计,1999年至2006年,中国的经济总量翻了一番还要多,但社会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老百姓被住房、医疗、教育、养老“四大难题”压得喘不过气来。中国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幅低于高收入群体,导致收入不平等加剧。特别是在世界金融危机背景下,就业压力增大,弱势群体的生计更加艰难。
今天,党内外有识之士莫不对“特殊利益集团”尾大不掉而深感忧虑。这个问题不解决,再高的经济增长也难以给民众带来普遍的幸福感和安全感,而只会带来深刻的挫折感和被剥夺感。不公平的增长甚至可能成为社会不稳定甚至社会动荡的导火索。当前,迫切需要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大力推动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和民营经济的发展,缩小垄断行业的空间,减少官商勾兑的机会,严肃法制和政纪,坚决阻断和严厉打击强势资本精英与强势权力精英之间的交易与合谋,特别是给普通民众的就业、创业提供宽广的市场空间和有力的政策后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