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发国家”（late developers）这一概念最早是在1950年代发展经济学的框架下形成的，主要针对的是当时新独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战后国际秩序中要面对的工业化与现代化的任务。自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欧美国家依托于工业化带来的强大物质生产力塑造了以它们为主导的世界秩序。200多年后，所有的后发国家都必须在这一秩序下寻找出路，或者推进工业化，在全球分工体系中争取一个有利的位置，或者放弃工业化，成为西方工业体系的附庸。
今天，带着对一种新型的、开放共赢的世界秩序的构想，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中国要“走出去”、要与其他国家建立更密切的合作与对话，首先要理解“一带一路”沿线诸多后发国家的发展道路与发展理念。这要求我们超越原有区域研究的局限，深入到各国的经济、社会、制度语境中去理解它们各自的现代化道路选择。为此，本期封面选题“后发国家发展道路”聚焦于后发国家现代化的曲折历程，试图呈现各国如何在自己既有的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探索应对现代化的挑战。另一方面，面对当前世界秩序的急遽动荡，在整体上反思后发国家的发展道路，也是为迎接未来可能的变动做知识和理论上的准备。
毛克疾与王飞对印度和巴西的研究显示，这两个国家都出现了过早的“去工业化”现象。在亚洲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巴西在宏观经济政策上过早地选择了金融自由化，使其今天不得不吞下产业升级难以完成的苦果;而印度则是在土地征收、劳工制度、利益集团等方面的重重阻力下不得不走上技术密集型、服务业优先的产业道路。两位作者都指出，对于后发国家来说，只有发展实体经济才能发挥国内廉价劳动力成本的优势，解决对工业制成品的进口依赖，也能为国内人口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为国家和社会的前行提供持续动力。
周瑾艳和芦思姮对埃塞俄比亚与智利的研究则提供了两个成功案例。埃塞俄比亚是近年来非洲经济发展的新星，其探索的“民主发展型国家”模式一方面迎合了西方援助国家提出的“民主”条件，另一方面又结合了本国国情与东亚发展型国家的经验，成为非洲发展型国家的样本。而智利作为一个典型的资源型国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通过完善的市场与民主制度建设，在拉美普遍陷入“资源诅咒”的困境中成功探索出了“智利模式”，实现了对“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
后发国家不仅需要在工业化的道路上披荆斩棘，还要努力处理本国复杂的传统与现实，将其纳入现代的民族国家制度。孙云霄对印度尼西亚的研究展现了一个后发国家构建国家认同的重重挑战：尽管印尼在建国过程中形成了“国族”与“地方部族”的双轨式认同，但作为妥协的产物，这一机制构建的脆弱平衡很容易被打破，其族群认同的建构依然道阻且长。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仅西方国家认为，许多非西方国家也认为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是后发国家的唯一发展道路。然而后來的历史证明这一观点低估了现实的复杂性。如毛克疾所说，工业化绝不是单一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的综合性挑战;后发国家的工业化绝不是西方工业化历史“自然”的普及推广和“必然”的逻辑推演，而是一场需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斗争。在西方制度自身也深陷危机的今天，后发国家无师可鉴，道路只能自己摸索。这更要求我们对后发国家的发展道路进行整体的反思，并从中汲取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