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世界范围来看，煤炭富集的资源型地区其经济转型往往步履维艰。2014年以来，“因煤而兴”的山西省经济呈现断崖式下跌。作为一个欠发达的煤炭大省，由于长期产业结构单一，煤炭丰裕地区收入膨胀的同时，城乡差距却进一步扩大。文章以山西省为例，运用VAR模型分析煤炭资源型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的共性及其特殊性，提出破除“资源诅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山西省经济社会均衡发展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山西省；资源诅咒；城乡收入差距；VAR模型
一、 引言
世界范圍内城乡的收入差距问题普遍存在。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城乡收入比长期高于3。近年来，我国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提高很快，但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却依旧突出。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资源型省份，山西省居民收入实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但城乡收入差距始终大于全国平均水平，且城镇居民收入仍明显高出农村地区，尤在2000年之后，山西省城乡收入绝对差距逐渐拉大，相对差距呈现阶段性特征：2000年以来省内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先增大后缩小，2014年之后则基本保持不变（约为2.7倍）。
2010年，山西省被设立为“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由于各种原因，综改实验推进并不顺利，产业升级效果不明显。受困于煤炭市场的持续低迷和大幅波动，近两年全省经济增速在全国垫底，经济转型陷入困局。2017年9月，国发（2017）42号文件《关于支持山西省进一步深化改革促进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的意见》出台，意在给处于艰难转型的山西经济注入一针强心剂。山西省城乡收入差距问题背后是否有着历史、经济、体制、资源禀赋等方面的差别化原因？……只有深刻把握资源型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形成机理，才能在资源型经济转型的发展中走出一条创新驱动、脱贫攻坚、缩小城乡差距的新路。
二、 资源型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相关研究进展：文献简评
最早研究城乡收入差距问题的有大卫·李嘉图、柯林·克拉克以及库兹涅茨、刘易斯、钱纳里等经济学家。国内学者很早开始关注中国“二元经济”特征及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不仅长期存在，而且不断扩大（蔡昉，2003；王少平，2008），原因在于现行的调查制度不能覆盖“常住流动人口”，导致在实际统计中低估了这一群体的收入，最终使城市居民收入水平被夸大，而农村收入水平被低估（蔡昉，2003）。但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对整体经济效率的下降的影响已是不争的事实（王少国、王镇，2009）。
资源丰裕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散见于“资源诅咒”问题以及资源型城市贫困化的相关文献。资源型地区因产业结构单一的“资源诅咒”效应进一步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张复明、景普秋，2006；段利民，2009；赵康杰，2012等）。山西省人均GDP高且增长快的县市均为煤炭资源丰裕县市，而收入低且增长慢的县市普遍资源贫乏（景普秋，2008）。资源性贫富差距由矿产权及相关权利和资源开发程度而引起，与地区性贫富差距、行业性贫富差距以及阶层性贫富差距既有区别又有交叉，但资源性贫富差距是这三类差距形成的根本原因（于立等，2007）。本文以山西省为例，构建VAR模型揭示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关系，分析其变化的原因，进而提出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地区经济均衡发展的相关建议。
三、 基于VAR模型山西省城乡收入差距分析
1. 数据来源及模型选择。本文选取山西省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和人均GDP两个指标衡量山西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经济增长两个变量，数据来自《山西省统计年鉴》，选取1978年～2015年山西省人均GDP和经过计算的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距。为了减小误差，对原变量取对数。本文建立VAR模型，使用的数据分析工具是stata 13.0。
2. 数据处理与分析。
（1）时间序列的单位根检验。为了避免出现伪回归问题，考虑将非平稳数据转化为平稳数据。采用ADF检验（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对相关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通过表1可知，人均GDP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一阶差分的ADF检验值均小于临界值（5%的显著性水平），说明一阶的人均GDP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自然对数数值不存在单位根，人均 GDP 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均为 I（1） 序列。
（2）协整关系检验。对回归参数进行最小二乘估计，可以得到两者之间的协整回归方程：
lnavgdp=0.959 6×lnincomegap+1.083 1
（45.44） （6.78）
R2=0.983 3，D.W.=0.420 4
由表2可知，在（0，0，1）形式下序列平稳。山西省人均GDP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这意味着经济增长有可能导致收入差距扩大。
（3）格兰杰因果检验。由表3可知，①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F检验拒绝原假设，AIC值越小（一般为负数），绝对值越大，模型越精简，即认为短期内（滞后1期）人均GDP是引起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格兰杰因人均 GDP 是城乡收入差距的格兰杰因。②当滞后2阶、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即认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亦是人均 GDP 的格兰杰因。
（4）VAR模型。在各变量存在协整关系的基础上建立以下VAR模型。
lnavgdp=1.165 8×lnavgdp（-1）-0.276 2×lnavgdp（-2）+0.136 5×lnincomegap（-1）-0.031 7×lnincomegap（-2）+0.214 2
lnincomegap=0.541 1×lnavgdp（-1）-0.339 3×lnavgdp（-2）+1.353 0×lnincomegap（-1）-0.555 5×lnincomegap（-2）+0.141 9
通过VAR模型得出，在短期内经济增长的变化与收入差距呈正向关系。①经济增长是城乡收入差距的格兰杰因。改革开放以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经济发展围绕城市为中心展开，城市与农村的差距不断扩大；②城乡收入差距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因。因此，为使城乡收入差距回归合理，政府加大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力度，对农村和农民实行政策倾斜，促进城乡协调，避免收入差距过大对经济增长的收敛作用。山西省居民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对数序列虽然在短期内两者具有各自的波动规律，但长期来看它们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有着一个稳定的比例关系。
四、 山西省城乡收入差距变化的原因
山西省城乡收入差距的成因与全国存在共性。我国压缩式工业化道路、以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为分配杠杆，以及较长时期实行计划和市场二重交易规则、户口政策及双轨制的“三位一体”等制度安排，使农民剩余为工业化“输血”，对这一路径形成了严重依赖，构成了城乡差距扩大的内在逻辑。同时，要充分认识到山西省城乡收入差距的特殊性：由于煤炭资源分布不均衡，省内资源禀赋存在差异，在现行矿业权配置以及矿产资源开发收益分配机制下，山西省具有“资源繁荣，社会贫困”的典型特点。
首先，煤炭丰裕型城镇对矿业权的占有拉大城乡收入差距。资源禀赋会产生两种效应：一是在资源富足阶段丰裕煤炭产量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而导致资源地区与非资源地区、煤炭行业与非煤行业的收入差距；二是“资源诅咒”效应出现后煤炭资源与经济增长呈现负相关而导致“涉煤”地区和产业收入快速萎缩而引发新的收入差距。其次，“资源诅咒”效应加剧收入差距的矛盾。由于转型政策、转型机制及方式不完善、不到位带来的复杂性和艰难性，相关接续产业尚处于培育阶段，资源配置上出现的市场失灵和政府能力建设滞后拉大收入分配差距。第三，挤出效应拉大收入差距。丰裕的煤炭资源对科技创新、人力资本投资、储蓄投资均会产生挤出效应，致使技术创新缓慢，企业技术进步成果少，创新要素集聚难度大。对资源型产业的路径依赖抑制了新发展理念、新商业模式、新市场机会的发育，對新经济发展、新动能形成缺少要素和制度支撑力。
五、 结论与政策思路
山西省是我国煤炭大省和重要的能源基地，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支撑工业化发展、满足居民能源消费做出了重大贡献。受资源禀赋、国家能源战略等因素影响，经济发展长期高度依赖资源型产业，发展方式相对粗放，加之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不合理，导致资金、技术、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过度配置到资源型产业，造成产业发展严重失衡，引发产业结构单一、创新氛围不浓、增长路径依赖、民生改善乏力、城乡收入拉大等一系列矛盾和问题。山西省城乡差距大、转型困难重重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是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不合理、资源型产业发展阶段性变化等复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现阶段山西省资源性贫富差距、地区性贫富差距、行业性贫富差距以及阶层性贫富差距相互交织、互为因果，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不可能一蹴而就，甚至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由于接续产业发育滞后，山西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存在着进一步扩大的可能性。
针对城乡收入差距现状，应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报告精神，加快落实《关于支持山西省进一步深化改革促进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的意见》，大力发展接续产业，加快精准扶贫脱贫，使山西走出一条以人为本、城乡一体、高效集约、绿色低碳的资源转型之路。
1. 完善煤炭资源专项制度，优化收入分配格局。进一步明晰煤炭矿业权相关产权制度，理顺中央与地方在煤炭资源所有权、收益权和管理权上的权责关系。同时，完善以煤炭资源使用权为核心的相关法律法规，对地方政府在代行中央政府职权过程中产生的寻租行为进行有效防范，强化煤炭资源的可持续发开利用，确保经济、生态、社会效益的统一。加快建立完善生态补偿机制，还原煤炭资源开发的生态成本，从而为产业转型提供资金。建议在煤炭的资源税中设立农民专项扶助资金，补贴开采区域的农业生产、农民教育和新农村建设，并将煤炭生产企业对农民占地的一次性货币补偿办法修改为多种补偿形式，如股权补偿、就业补偿等，促使煤炭资源开采区的社会财富分配更加均衡，保障当地农民生活和就业，优化收入分配格局。
2. 着力破解“资源诅咒”，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破解“资源诅咒”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必须彻底转变传统的掠夺式输出煤炭资源初级产品的模式，支持传统产业升级改造，延伸产业链，促使煤炭采掘业与下游产业深度融合，发展资源品深加工，实现资源一体化利用。同时，出台向非资源型产业的培育与发展倾斜相关政策，摆脱煤炭资源对人力资本、储蓄投资以及技术创新的挤出。为此，要加快构建要素在资源型产业与非资源型产业之间跨地区、无障碍流动的通道，从而撬转要素流向，改变要素收益预期，将过度集聚在资源型产业的生产要素有序、有效地引入接续替代产业，使不同要素优势得以充分释放，推进微观主体多元化发展，进而形成要素优化配置、动态均衡的产业发展新局面。一方面，积极引入新业态新要素，大力发展新产业新经济；另一方面，因地制宜积极发展特色农业及旅游业，促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城乡协调发展。
3. 设立资源衰退产业援助基金，形成衰退产业退出援助新机制。坚持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自力更生与国家支持相结合、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效率优先与以人为本相结合、促“退”与转“进”相结合的原则，借鉴国内外典型资源型经济区衰退产业退出援助的成功经验，算好衰退产业援助的“经济账”，依托土地置换、棚户区改造、转岗再就业、生态修复等项目，尽快核销产业衰退地区和企业的历史欠债，有效防止煤炭资源衰退地区职工和居民的二次贫困化。
4. 工业化与城镇化并举，提升转型发展的软实力。依托老旧矿区改造和资源枯竭城市转型，将产业发展空间与城市空间拓展相融合，着力提升城市设施和功能，增强中心城市在金融保险、物流、交通、旅游、商务服务、教育、科技文化、房地产业等行业的影响力和辐射带动力。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积极稳妥适时推进县改市、改区步伐，发展中小城市和特色小城镇，实现城乡之间渐进式双向支撑。加强软实力建设，重振晋商文化，为产业升级、城乡均衡发展吸引高端人才，凝聚优质要素。
5. 创新精准扶贫模式，集中力量打赢脱贫攻坚战。统筹重点扶贫规划与城镇化发展规划，将煤炭行业积累的资金更好地转移到扶贫攻坚工作中，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吕梁山、燕山-太阳山连片特困地区为重点，创新精准扶贫模式，因地制宜实施整村搬迁，发展相关配套产业，确保贫困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支付，建立有效化解因病致贫返贫和支出型贫困的长效机制，有效缩小城乡差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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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杨丹辉（1969-），女，汉族，山东省济南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学、资源与环境经济；梁姗姗（1982-），女，汉族，山西省晋城市人，山西财经大学国际贸易学院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业经济系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