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本文从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改善、人口快速城镇化、老龄化与城市规划管理服务、利益既得群体与相对剥夺群体、生活空间与生产空间、官方宣传与社会认知等五大关系出发，设置了由5个一级指标、20个二级指标构成的社会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并运用2005年以来的数据对全国社会风险进行了评估，发现当前我国医疗、养老、阶层差距、治安、贪渎等5个方面从2005年以来一直呈风险累积上升趋势，成为未来社会风险爆发的主要因素。
关键词 社会风险 指标体系 评估
一、 社会风险及其预警
“风险（risk）”一词在西方语境中经历了一个语义变迁过程，原来是指自然现象或像风暴这样的自然灾害造成的客观危险，现代意义上的风险已经超越了“遇到危险”的狭义含义，侧重于强调“遇到破坏或损失的机会或危险”，而且除了不可预测的自然风险外，也越来越紧密地与人类的决策和行为后果相联系。
周战超：《当代西方风险社会理论研究引论》，载薛晓源、周战超主编：《全球化与风险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7页。按照风险发生的原因，风险分为自然风险、社会风险、经济风险等。社会风险是个人或团体在社会上的行为导致的风险。对社会风险的争论也经历了从专家和公众对技术和环境的关注到对社会的制度基础的关注的转变。
评估和预警工作是风险防控的基础。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罗蒙德·鲍尔（Raymond Bauer）的《社会指标》一书引发了运用指标从事社会预警研究的热潮，人们开始考虑构建社会预警指标体系来预测社会风险。这种研究较早时候出现在经济领域，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哈佛景气动向指数”、西方七国的“经济监测指标”等。随着认识的深化，社会预警研究逐渐扩展到政治系统和社会系统。1961年，蒂里阿基安提出了社会动荡来临的经验指标：都市化程度的增长；性的混乱及其扩张，以及对其进行社会限制能力的丧失；非制度化、非合法化宗教的极大增长。1989年，曾担任过美国国务卿的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建立了一个“国家危机程度指数”，并用其成功地对东欧剧变进行了预警，这套指标包括国家信念的吸引力、社会心理情绪、人民生活水平、执政党士气、宗教活动、民族主义与意识形态矛盾、经济私有化、政治反对派活动、政治多元化、人权问题等10个方面。
鲍宗豪、李振：《社会预警与社会稳定关系的深化》，载《浙江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第109-113页。
国内的社会预警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最初也是在经济领域里，一些学者研究了经济风险的预警指标。在社会学界，最早系统开展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研究的学者是宋林飞。早在1989年，他就提出了社会风险早期预警系统，包括痛苦指数体系、腐败指数体系和贫富指数体系。1995年，宋林飞分经济、政治、社会、自然、国际5个方面，从警源、警兆、警情3个层次构建了包含49个指标的社会风险预警综合指数（SRSS）。
宋林飞：《社会风险指标体系与社会波动机制》，载《社会学研究》1995年第6期，第90-95页。1999年，宋林飞又建立了新的“社会风险监测与报警指标系统”，该系统由收入稳定性、贫富分化、失业、通货膨胀、腐败、社会治安、突发事件等7个大类中选出的40个指标构成。
宋林飞：《中国社会风险预警系统的设计与运行》，载《东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第69-75页。2004年他又构建了中国社会转型代价与预警指标体系，主要包括：（1） 失业：失业率、平均失业时间；（2） 分化：10%最富有家庭的收入与10%最贫困家庭收入之比、贫困线下居民的比重、最低工资与平均工资之比；（3） 犯罪：每万人中犯罪人数、每万公务人员中腐败人数；（4） 社会不安：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率之比、对政府的信任度、参与群体性突发事件人次率；（5） 社会公害：荒漠化治理率、三废处理率。
宋林飞：《中国社会转型的趋势、代价及其度量》，载《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第30-36页。其他学者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1995年，张春曙建立了“社会预警指标体系”，由经济物质、收入与消费、劳动就业、居住与市政建设、公共安全、环境污染、社会发展不平衡、社会风气与腐败建设等8类18个指标构成。
张春曙：《大城市社会发展预警研究及应用初探》，载《预测》1995年第5期，第47-50页。1996年，吴忠民建立了针对社会问题的预警系统，包括物价上涨率、城镇失业率、贫富差距的扩大、社会治安等方面。
吴忠民：《社会问题预警系统研究》，载《东岳论丛》1996年第4期，第55-60页。2002年，仇立平等人提出了“社会稳定指标体系”，包括社会痛苦指数、公共安全指数、精神卫生指数、社会紧张指数、利益保障指数、社会冲突指数、社会腐败指数、社会分裂指数。
仇立平：《上海社会稳定指标体系纲要》，载《社会》2002年第12期，第8-11页。2005年，阎耀军提出了关于社会稳定的理论模型，并建立了综合预警指标体系。
阎耀军：《超越危机——构建新的社会预警指标体系及其运行平台的设想》，载《甘肃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第12-16页。这些研究为评估预警社会风险实践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其操作性、实用性、针对性都有待进一步改进。
根据相关指标对社会风险进行预警评估的准确性与实用性有待实践的检验，但作为防患于未然的预警提示还是有积极意义的。如果把社会风险发生的过程分为孕育、发展与表现三个阶段，那么社会风险预警指标则包含相应的三类因素：一是警源，这是产生社会风险的根源。二是警兆，指社会风险在孕育与滋生过程中先行暴露出来的现象。三是警情，指社会风险外部形态表现。政府有关部门已经开始重视社会风险情报信息收集与研判预警工作，并且卓有成效。目前实际工作部门的研判预警主要集中在“警情”这个层次，对短期即将发生的风险事件有较好的预警作用，对中长期风险预警相对薄弱。我们侧重于对警源、警兆的分析建立一套风险预警评估指标体系，预警评估中长期社会风险。
二、 社会风险指标体系框架
社会风险指标体系框架的确定来源于对社会现实的分析。我国当前以及未来一段时间内以下几对关系值得关注：一是经济发展与人们生活改善之间的关系。为什么宏观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群众生活压力依然很大，发展的成本应该由谁来承担，发展的成果应当怎样共享，这是目前社会上普遍存在的疑虑；二是人口快速城镇化、老龄化与城市规划管理、人口服务等配套措施之间的关系。随着城镇化的进一步推进，会有上千万人口短时间内进入城市，人口布局不当显然会改变城市的政治地理格局，就业、养老等服务政策能否跟得上人口快速聚集的步伐，土地所有、征用、规划的制度是否经得起人口聚集的考验；三是既得利益群体和相对剥夺群体之间的关系。不同群体的经济社会差异是否合理，利益分配的格局有没有固化的危险，这是当前干群、劳资矛盾的主要来源；四是生活空间和生产空间之间的关系，其核心是生态环境保护。生活空间质量的改变是群众可以直接体验到的，当生产空间危害到生活空间的质量时，民意的反应可想而知；五是官方宣传与社会认知之间的关系。两者之间存在差距，且有逐步扩大的趋势，这种情况客观存在，随着网络等新媒体的发展，政府公信力也面临考验。
以上五对关系是我国未来一段时期内主要社会风险源，将其操作化量化为五个指数：生活压力指数、相对剥夺指数、资源环境指数、社会不安指数、公信力受损指数。从这五个方面来考察社会风险，形成如图1的指标体系框架。
图1 社会风险指标体系框架
三、 社会风险评估指标
生活压力指数反映物价、就业、收入、消费等对老百姓生活的影响，分解为痛苦指数、消费压力指数、医疗负担指数、老年抚养压力指数等4个指标。相对剥夺指数反映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差异状况是否大到影响阶层和谐，分解为阶层差距指数、城乡差距指数、干群差距指数、行业差距指数等4个指标。资源环境指数反映经济活动对资源的消耗以及对环境的影响，分解为消耗指数、排放指数、事故指数、耕地面积指数等4个指标。社会不安指数反映生活、生产等领域的安全感，分解为治安指数、交通事故指数、火灾事故指数、工伤事故指数等4个指标。公信力受损指数反映老百姓对政府形象的认同、信任程度，分解为贪渎指数、行政失误指数、受惩干部人数、公众对政府信任指数等4个指标。为了便于定量评估，测量这些指数的指标尽量采用公开的现成的统计指标，因为这个限制，指标可能不是最优的，但具有较好的可操作性。此外，我们还不完全拘泥于现有统计指标，有些我们认为较好的指标在现有统计体系和资料中还无法获取数据，本次评估时或省略或找些替代性指标，希望这些指标得到认可后能纳入经济社会日常统计之中。
A. 生活压力指数
A1. 痛苦指数
痛苦指数（misery index）是美国经济学家奥肯（Arthur Okun）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一种经济指数，用以反映经济状况带给人不快感受的程度，一般用失业率和通胀率加总来测量。计算公式为：
痛苦指数=通胀率+失业率
A2. 消费压力指数
消费压力指数反映生活开销相对于收入的比例。该指数越高，表示未来生活压力感越大。计算公式为：
消费压力指数=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50%+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50%
A3. 医疗负担指数
医疗负担指数反映居民看病就医的压力程度，用门诊病人人均医疗费用上涨幅度和住院病人人均医疗费上涨幅度来测量。计算公式：
医疗负担指数=门诊人均医疗费用增长率×50%+住院人均医疗费用增长率×50%+100%
A4. 老年抚养压力指数
用老年抚养比反映老年抚养压力，老年抚养比是指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中老年部分对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用以表明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要负担多少名老年人。老年人口抚养比是从经济角度反映人口老化社会后果的指标之一。计算公式为：
老年抚养压力指数 = （ 65岁以上人口数 / 15-64岁人口数 ）×100%
B. 相对剥夺指数
B1. 阶层差距指数
阶层差距指数反映不同阶层家庭收入分化的情况，采用20%最高收入组家庭平均收入/20%最低收入组家庭平均收入计算，一般这个指数值小于4，大于4的时候说明高收入人群与低收入人群的差距过大。
宋林飞：《中国社会转型的趋势、代价及其度量》，载《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第30-36页。
B2. 城乡差距指数
城乡差距指数反映一个地区城乡居民年收入的差距，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值表示，通常这个指数应该控制在2以内，大于2则说明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过大。
B3. 干群差距指数
反映机关干部与企业工人的收入是否相协调，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党政机关干部和普通群众的收入差距对公众的相对剥夺感影响很大。计算公式：
干群差距指数=机关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企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B4. 行业差距指数
行业差距指数，是指收入最高行业在岗职工平均收入/收入最低行业在岗职工平均收入，反映收入差距在不同行业间的最大差距，这个差距不断增加会加大公众的财富分化感。
C. 资源环境指数
C1. 消耗指数
用万元 GDP综合能耗来测量消耗指数。万元GDP综合能耗是指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每生产万元GDP（不变价）消耗多少吨标准煤的能源，反映资源利用的效率。
C2. 排放指数
用单位GDP的工业废水、工业废气、固体废弃物排放量来测量排放指数，反映生产活动对自然环境损害程度。计算公式：
排放指数=（报告期单位GDP工业废水排放量/基期单位GDP工业废水排放量×100+报告期单位GDP工业废气排放量/基期单位GDP工业废气排放量×100+报告期单位GDP固体废弃物排放量/基期单位GDP固体废弃物排放量×100）/3
C3. 事故指数
用环境污染与破坏事故发生次数来测量。
C4. 耕地面积指数
指报告期耕地面积与基期耕地面积的比率。报告期的数值相对于风险高低而言是逆指标，即报告期的数值越低风险越高。
D. 社会不安指数
D1. 治安指数
治安指数表示一个地区的社会治安状况。由万人刑事案件立案数和万人治安案件受理数来测量。由于刑事案件对社会治安影响较大，给予60%的权重。计算公式：
治安指数=万人刑事案件立案数×60%+万人治安案件受理数×40%
D2. 交通事故指数
交通事故指数反映一个地区的交通安全，交通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活密切相关。用万人交通事故死亡率来测量。
D3. 火灾事故指数
火灾事故指数反映一个地区生产与生活安全状况。用百万人火灾事故死亡率来测量。
D4. 工伤事故指数
工伤事故指数反映生产安全状况。用万人工伤事故死亡率来测量。
E. 公信力受损指数
E1. 贪渎指数
贪渎指数反映党政干部因贪污腐败以及渎职而被检察院直接立案情况。用检察机关直接立案侦查的贪污贿赂案和渎职人数来测量。
E2. 行政失误指数
采用法院一审行政案件中结案判决赔偿和撤销的案件数，反映行政活动中出现失误的程度。
E3. 受惩干部人数
因违反党纪国法受到惩罚的党政干部人数，从侧面反映干部队伍违纪违法的情况。
E4. 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指数
通过随机抽样调查公众对各级基层政府的满意信任程度。
四、 我国中长期社会风险定量评估
由于引发社会风险的因素具有累积性，本评估适宜纵向比较，反映一个地区在某一时期内的动态变化情况。根据上述评估指标，运用公开的统计数据，选取2005年、2010年、2013年三个时间点对我国社会风险进行评估。评估的意义在于考察2005年以来社会风险因素动态累积变化状况。以2005年为基期，报告期的相对指数高于100，表明该指标状况变差，低于100，则表明该指标状况趋好。
痛苦指数。2005年通胀率为18%，失业率为41%（以城镇登记失业率替代），痛苦指数为59%。2010年通胀率、失业率分别为33%、41%，痛苦指数为74%。2013年通胀率、失业率分别为26%、405%，痛苦指数为67%。2010年对2005年的相对指数为125，2013年对2005年的相对指数为114。总的来说，2005年以来痛苦指数在增长，2010年以来又所好转。
消费压力指数。2005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7943元，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0493元，消费支出占比为756%；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2555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3255元，消费支出占比为785%，合计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占比为770%。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13471元、19109元，消费支出占比为705%，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人均纯收入分别为4382元、5919元，消费支出占比为740%，合计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占比为723%。2013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18023元、26955元，消费支出占比为669%，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人均纯收入分别为6626元、8896元，消费支出占比为745%，合计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占比为707%。2010年对2005年的相对指数为94，2013年对2005年的相对指数为92。总的来说，2005年以来消费压力指数在下降。
医疗负担指数。2005年门诊人均医疗费用为1307元，住院人均医疗费用为54524元，2010年这两项分别为1668元、61939元，门诊人均医疗费上涨276%，住院人均医疗费上涨136%，合计上涨206%。2010年对2005年相对指数为121。2013年门诊人均医疗费用、住院人均医疗费用分别为2064元、74421元，以2005年为基期，2013年的医疗负担指数为147。显然，2005年以来医疗负担指数增长幅度较大。
老年抚养压力指数。2005年、2010年、2013年老年抚养比分别为107%、119%、131%，以2005年为基期，2010年老年抚养压力指数为111，2013年老年抚养压力指数为122。可见2005年以来老年抚养压力逐年增加。
阶层差距指数。2005年，20%高收入户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29023元，20%低收入户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0173元，两者的比值为57；20%高收入户与20%低收入户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比值为73，城乡合计两者之比值为65。2010年20%高收入户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11580元，20%低收入户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6052元，两者的比值为54；20%高收入户与20%低收入户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比值为75，城乡合计两者之比值为65。2013年，20%高收入户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63895元，20%低收入户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14337元，两者的比值为49；20%高收入户与20%低收入户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比值为82，城乡合计两者之比值为66。2010年对2005年的相对指数为100，2013年对2005年的相对指数为102，阶层差距基本维持在2005年的水平，没有进一步拉大，但这个比值偏大，农村差距更大。2005年以来，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有缩小的趋势，而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
城乡差距指数。2005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0493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32549元，城乡收入比值为322。2010年、2013年的城乡收入比值分别为323、303，以2005年为基期，2010年相对指数为100，2013年相对指数为94，城乡差距有缩小的趋势。
干群差距指数。中国统计年鉴缺乏全国的相关数据，以东部沿海某个省份的数据替代计算。2005年该省机关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32633元，企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18984元，两者的比值为17。2010年该省机关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64054元，企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35769元，两者的比值为18。2013年该省机关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78276元，企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55794元，两者的比值为14。2010年对2005年的相对指数为106，2013年对2005年的相对指数为82，下降趋势明显。
行业差距指数。2005年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为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38799元，最低为农林牧渔业8207元，行业差距指数为47。2010年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为金融业70146元，最低为农林牧渔业16717元，行业差距指数为42。2013年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为金融业99653元，最低为农林牧渔业25820元，行业差距指数为39。2010年对2005年的相对指数为89，2013年对2005年的相对指数为83，行业差距缩小的趋势明显。
消耗指数。万元GDP综合能耗，2005年为128，2010年为081，2013年为073，2010年对2005年的相对指数为63，2013年对2005年的相对指数为57，消耗指数下降幅度较大，节能降耗成绩显著。
排放指数。主要考察单位GDP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量以及一般固体废物产生量。单位GDP工业废水排放量，2005年为131吨/万元，2010年为59吨/万元，2013年为122吨/万元，2010年的相对指数为45，2013年相对指数为93。单位GDP工业废气排放量考察废气中主要污染物工业二氧化硫、工业烟尘粉尘的排放量，2005年排放量为198吨/百万元，2010年为073吨/百万元，2013年为058吨/百万元，2010年相对指数为37，2013年为29。单位GDP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2005年为07吨/万元，2010年为06吨/万元，2013年为06吨/万元，2010年相对指数为86，2013年相对指数为86。综合起来，2010年对2005年排放指数为56，2013年对2005年排放指数为69。
事故指数。突发环境事件2005年为1406起，2010年为420起，2013年为712起，2010年的相对指数为30，2013年的相对指数为51。
治安指数。2005年万人刑事案件立案数356，万人治安案件受理数为564，按60%和40%的权重计算，综合为439。2010年万人刑事案件立案数445，万人治安案件受理数为948，综合为646。2013年万人刑事案件立案数485，万人治安案件受理数为973，综合为680。2010年的相对指数为147，2013年的相对指数为155，指数上升幅度较大，治安形势严峻。
交通事故指数。2005年万人交通事故死亡率为076，2010年为049，2013年为043，2010年的相对指数为64，2013年的相对指数为57。
火灾事故指数。2005年百万人火灾事故死亡率为191，2010年为090，2013年数据暂缺。2010年的相对指数为47。
贪渎指数。2005年检察机关直接立案侦查的贪污贿赂案渎职案件立案人数41447人，2010年为44085人，2013年为51306人，2010年相对指数为106，2013年相对指数为124，2005年以来贪渎行为有所上升。
行政失误指数。2005年人民法院行政一审结案案件中判单独赔偿2418件、判撤销11764件，合计14182件；2010年判单独赔偿305件、判撤销7340件，合计7645件；2013年判单独赔偿309件、判撤销7258件，合计7567件。2010年的相对指数为54，2013年的相对指数为53，2005年以来行政失误明显减少。
综合起来看，本指标体系共设置了20个指标，2010年有4个指标暂时无数据。2013年有5个指标暂时无数据，从现有的指标来看，2010年的社会风险综合指数为88，2013年社会风险综合指数为93，2013年比2005年社会风险累积因素有所缓解，但比2010年有所增加。2005年以来，生活压力指数一直在上升，社会不安指数2010年有所下降，但2013年上升幅度较大。相对剥夺指数有所改善，资源环境指数改善显著，公信力有所回升。2013年和2010年相比，除了相对剥夺指数有所改善，其他指数均有所上升，表明社会风险潜在因素在继续累积，生活压力因素尤为明显。
从具体指标来看，2013年相对2005年有6个指标的相对指数超过100，即比2005年的情况更为严峻，它们分别是痛苦指数、医疗负担指数、老年抚养压力指数、阶层差距指数、治安指数、贪渎指数。另外9个指标的相对指数小于100，表明这些方面社会风险因素累积有所缓解，尤其是环境保护、交通事故、行政失误等几个方面改善显著。2013年和2010年比，有7个指标的指数有所回升，它们分别是医疗负担指数、老年抚养压力指数、阶层差距指数、排放指数、环境事故指数、治安指数、贪渎指数。其中医疗、养老、阶层差距、治安、贪渎等5个指标，从2005年以来一直呈上升趋势，成为未来社会风险爆发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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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崔建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