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通过构建双边投入产出模型，从总体规模、行业分布、实现方式等层面对中俄双边贸易收益进行核算。在总值贸易统计口径下，中俄双边贸易差额出现了明显高估。中俄双边贸易中的增加值含量保持较高水平，在中国对俄出口规模中，属于中国国内增加值部分占到大约四分之三，而隐含在俄罗斯对华出口中的绝大部分贸易增加值属于俄方所有。从增加值行业分布来看，传统制造业部门是中国对俄增加值出口的主要领域，而俄罗斯对华出口实现的国内增加值主要集中在矿产品及化工部门。就增加值实现形式而言，两国出口产品绝大部分表现为最终产品并且被对方当地消费，而资源产品的特征决定了俄罗斯对华增加值出口更多表现为间接出口形式。
关键词全球价值链贸易收益中俄贸易
一、引言
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产品生产被分割成标准制定、品牌研发、加工组装和销售渠道等若干工序，并在多个国家和地区间接力完成。由此导致两个重要的特征事实：一是全球范围内大规模的要素流动和中间品贸易；二是随着加工制造环节的跨国转移，生产和出口集中在少数区位优势或成本优势突出的国家和地区，全球贸易出现严重失衡。鉴于此，以Samunelson（2004）、Scott（2005、2008）等为代表的美国经济学家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声称中国是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最大受益者。然而，所见真的是所得吗（Koopman et al.，2010）。第一出口大国的背后，中国究竟获得了多大份额的贸易收益？尤其是与其他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真的获益更多，甚至威胁到其他国家的就业和发展吗？
俄罗斯2011年12月俄罗斯正式加入世贸组织，中俄两国双边贸易潜力将得到进一步释放。据中国海关总署网站报道，2015年中俄贸易额达892.1亿美元，其中，出口495.9亿美元，进口396.2亿美元，中国已成为俄罗斯的第四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对中俄两国区域经济合作及贸易分工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随着中俄两国贸易往来的升温，学术界对中俄两国区域专业化分工的研究日益增多。杨希燕、王笛（2005）、董锐（2010）均指出中俄两国各具比较优势，贸易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具有广阔的合作空间。张英（2012）构建贸易引力扩展模型，研究了两国贸易流量的影响因素以及发展潜力问题。关于中俄双边贸易收益的研究，田春生（2010）从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利益的视角分析了中俄经贸合作关系，指出中俄经贸合作中问题与矛盾的深层原因，可从中俄经贸“经济互补性”的局限、“成正比发展”的困境以及“经济利益论”抉择等方面加以探讨。徐坡岭等（2014）从贸易增加值的角度分析了中俄贸易结构，指出中俄贸易结构出现固化特征，比较优势被束缚在低水平上。以上文献为本文的研究提供很好的借鉴和启示，但不足之处在于大多数文献仍采用传统的总值贸易核算方法，并不能很好地反映全球生产网络下工序生产及贸易的特征。
基于增加值的角度，Hummels.et al.（2001）利用投入产出方法分解出隐含在传统出口总值中的国内成分和国外成分。刘遵义等（2007）、Koopman.et al. （2010、2012、2014）改进了贸易增加值的核算方法并对中国出口进行了实证分析。与即有研究相比，本文的特点在于：首先，在增加值分解模型基础上提出双边贸易收益的核算方法；其次，从双边贸易视角对中国与俄罗斯的贸易中隐含的国内增加值进行分解和核算，分别从总体规模、行业分布及实现方式等层面分析中俄双边区域专业化分工的特征，由此探讨中俄两国在区域专业化分工中的角色和定位。
二、双边贸易收益定量核算方法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各国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融入国际分工，按照对产品增加值贡献大小获取分工报酬，如劳动者获取工资报酬、资本所有者获取资本回报、土地所有者获取土地收入等等，通过对外贸易创造的国内增加值被称为贸易收益。
本文参考KWW法建立多国多部门投入产出模型，如（1）式。其中，X为各国产出，上标f1、f2和fG-1代表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各个国家和地区，A为直接消耗系数矩阵，Y为最终品消耗。
由此，国家s对国家r的出口可以分解为16项。其中，第1-3项和第10项为国家s对国家r出口实现的直接增加值（direct valueadded，dv）部分；第4-5项和第9项为国家s通过对国家r的出口而间接实现的国内增加值（Indirect valueadded，iv）部分；第6-8项为国家s对国家r出口的出口增值折返（reimport，ri）部分；第11-12项和第14-15项为国家s对国家r出口所包含的其他国家增加值（Foreign valueadded，FV），其中第11-12项为国家r的增加值，第14-15项为其他第三国的增加值；而第13项和第16项则为国家s对国家r出口中所包含的重复计算（Double Counting，DC）部分。
显然根据贸易收益的内涵，第1-10项为国家s对国家r出口实现的出口增加值，即国家s通过对国家r出口创造的国内附加值（贸易收益），而第1-5项和第9-10项实际上是由国家r最终吸收，属于国家s对国家r的增加值出口。
三、中俄双边贸易收益的核算
（7）式构建了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的出口增加值分解模型，以此为基础对中俄双边出口ECR（中国对俄罗斯出口）和ERC（俄罗斯对中国出口）进行增加值完全分解，通过对中俄两国增加值出口規模、行业分布及实现方式的比较，揭示两国在双边价值链分工中的角色和定位。
1.贸易收益规模比较
利用全球投入产出表（WIOT）数据库，可以对中俄双边贸易实现的双方贸易收益总体规模进行汇总。
首先，就中俄双边出口实现的本国增加值而言，在中国对俄罗斯出口ECR中，按照（7）式进行出口分解的1-10项为中方贸易收益，而第11-12项为中国对俄罗斯出口所实现，属于俄罗斯的贸易收益。如表1和表2所示，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对俄罗斯出口规模迅速增长，其中包含中方及俄罗斯的出口增加值也随之增加。2014年中国对俄罗斯出口创造的中国国内增加值达441.99亿美元，为2000年13.61亿美元的32.48倍，年均增长28.22%。而从衡量单位出口国内增加值份额的出口增加值率来看，随着中国对俄罗斯出口规模的扩张，出口增加值率整体上呈现出下滑的趋势。2000年中国对俄罗斯出口实现的国内增加值率为82.93%，迅速降低到2008年的69.23%，随后虽有所恢复，但仍处于较低的76.65%水平。
同样，在俄罗斯对中国出口ERC中，按照（7）式进行出口分解的1-10项为俄罗斯贸易收益，而第11-12项为包含在俄罗斯对中国出口中属于中国的贸易收益。从贸易收益规模来看，新世纪以来俄罗斯对中国出口实现的俄罗斯出口增加值快速增长，由2000年的23.69亿美元增长为2014年的476.9亿美元，年均增长23.92%。而在出口增加值率方面，俄罗斯对中国单位出口实现的国内增加值呈现出逐渐增长态势，2000年俄罗斯对中国出口实现的出口增加值率为79.81%，之后逐年增长，2014年达到89.69%。
综合看来，中国对俄罗斯出口中包含了大约七成五的国内增加值份额，而俄罗斯对中国的出口增加值占其出口比重接近九成，中俄双边贸易收益分配中，俄罗斯显然占据相对有利的位置。
另一方面，就中俄双边出口实现的对方国内增加值而言，无论从贸易收益规模还是出口增加值率来看都处于较低的水平。其中，相对于俄罗斯对华出口实现的中国国内增加值，中国对俄出口实现的俄罗斯国内增加值更少。2014年，在中国对俄出口的576.67亿美元中，仅有0.14亿美元属于俄罗斯的国内增加值，占比0.05%。而在俄羅斯对中国出口的476.9亿美元中，中国的国内增加值仅1.79亿美元，占比0.38%。
由于在双边贸易中，出口实现的对方国内增加值（FV），恰好是对方增加值的出口折返（ri），该特征很大程度说明了中俄双边价值链分工的深度不足，产品跨境流转次数相对较少。此外，中国出口包含的俄罗斯国内增加值（或俄罗斯对中国出口的增加值折返）的规模及占比相对更高，一定程度上表明在中俄双边价值链分工中，俄罗斯更多为中国的加工制成品提供资源原材料等中间品，同时从中国进口部分工业制成品。由于更多使用了国外中间品，中国出口的贸易收益率必然相应低于俄罗斯，从而也从侧面引致了前文结论，即在中俄双边价值链分工中，俄罗斯处于更加有利的分工位置，从而获取份额更大的贸易收益。
2.贸易收益行业分布及实现方式比较
同样利用全球投入产出表（WIOT）数据库，以2014年为例对中俄双边贸易收益的行业分布及实现方式进行比较。
首先，就贸易收益的行业分布来看，如表3和表4所示，中国对俄出口实现的国内增加值主要集中在传统制造部门，其中纺织及制品、皮革毛皮及制鞋分别占比38.28%和16.35%。电子及光学设备、通用及专用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等机电制造部门实现的国内增加值相对较小，分别占比为9.92%、9.66%和8.8%。俄罗斯对中国出口增加值的主要部门为资源部门，如采掘（占比53.08%）、金属压延及制品（占比5.38%）和化学原料及制品（占比4.96%），及以批发（占比11.18%）、公路交通（占比9.79%）为代表的服务业部门。
中俄双边贸易收益行业分布一定程度上说明要素禀赋结构成为双边贸易基础，成本优势突出部门成为中国参与双边价值链分工的主力，而资源能源储量世界第一的俄罗斯自然充分发挥其资源优势，资源部门当仁不让地成为俄罗斯对华出口增加值的主要来源。此外，为前文的结论提供了较好的解释，即出于中俄双方要素特征差异，相对于可替代性强的低成本劳动力，以更加稀缺的矿产资源参与区域价值链分工，自然处于价值链分工的有利位置，从而获取更高的增加值份额。
另一方面，从中俄双边贸易实现对方国内增加值的行业分布来看，如表5和表6所示。在中国对俄出口实现俄方贸易收益中，占比较高的部门包括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金属压延及制品、 化学原料及制品等资源型部门。以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为例，2014年，中国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对俄出口2.28亿美元，其中包含俄罗斯的国内增加值0.11亿美元，占比4.82%，表明该部门中间品进口中，来自俄罗斯的比重相对较大，并通过中国对俄罗斯出口得以实现。
俄罗斯对华出口实现中国贸易收益，主要分布在采掘、化学原料及制品、金属压延及制品等工业部门，及公路交通、批发等服务业部门。这是因为俄罗斯以上部门对华出口规模相对较大，因而包含了相应更多的中国增加值折返。
其次，基于实现方式差异，出口增加值可以大致分为直接出口增加值、间接出口增加值及出口增加值折返三大类。本文分别以DVCRC、DVRCR代表中国对俄罗斯出口实现的中国国内增加值，以及俄罗斯对华出口实现的俄罗斯国内增加值，对以上两项进一步分解，在更细的层面比较其贸易收益的实现方式差异。
如表3和表4所示，从中国对俄罗斯的直接出口增加值（dvCRC）、间接出口增加值（ivCRC）及增加值出口折返（riCRC）来看，中国对俄罗斯的出口增加值绝大多数以直接出口形式实现（最典型的是纺织及制品部门），即中国为俄罗斯提供生产制造所需的中间品以及最终消费的最终产品，出口产品的最终吸收者为俄罗斯；其次为间接出口（最典型的是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造纸纸制品及印刷部门），即中国为俄罗斯提供生产制造所需的中间品，产品经加工制造后出口到第三国，实际上中国出口产品的最终吸收者是第三国；占比最小的为增加值折返（最典型的是造纸纸制品及印刷部门），即俄罗斯利用中国提供的中间品，加工生产后又出口至中国，该出口中间品的最终吸收者实际上是中国。
同样，dvRCR、ivRCR及riRCR分别表示俄罗斯对华的直接增加值出口、间接增加值出口和增加值出口折返。由表3和表4可以看出，俄罗斯大多数部门对华出口表现为直接增加值出口（最典型的为采掘部门），即俄罗斯的优势矿产资源大部分直接出口至中国，并为中国的加工生产及最终消费所吸收；其次分别为间接增加值出口（最典型的为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化学原料及制品部门），即俄罗斯的石化部门产品作为中间品出口至中国，中国进行生产加工后再次出口至第三国，从而以间接的方式实现了俄罗斯的国内增加值；占比最小的仍是增加值折返形式（最典型的为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部门），其双边价值链分工形式表现为，中国利用从俄罗斯进口的石油天然气资源进行加工生产，工业制成品又出口回俄罗斯，该部分增加值实际上是由俄罗斯所吸收，属于增加值折返。
出口增加值的实现方式从侧面反映了中俄两国的价值链分工水平及定位，直接出口增加值占绝大比重说明两国价值链分工程度较低，很大程度上仍呈现出产业间分工特征；俄罗斯对华的间接增加值出口相对更高，表明俄罗斯在中俄双边价值链分工中更多扮演中间品提供者角色；而双边增加值出口折返比重较低则说明产品生产的跨境次数相对较少，中俄双边价值链分工的深度仍不足。
3.中俄双边贸易差额重估
相对于传统贸易统计体系，增加值统计方法更多强调出口部分的增加值来源，体现一个国家和地区出口的内生能力。对于更多利用进口中间品进行加工生产的出口国而言，传统贸易统计方法往往会出现明显的高估；而对于价值链分工的上游国家而言，其中间品出口部分通常隐含在出口国的最终制成品出口当中，该类国家的出口规模由此出现显著的低估。
在对中俄双边贸易进行增加值分解基础上，对两国双边贸易差额进行重新估计，结果如表7所示，无论是按传统统计口径还是增加值统计口径，2000年以来中国对俄罗斯的贸易差额均由逆差逐渐转变为顺差。不同统计口径更多影响的是贸易差额规模，如2014年按照增加值统计口径，中国对俄罗斯的贸易顺差为14.27亿美元，而在传统统计口径下，中国对俄罗斯双边贸易出现了高达99.78亿美元的中方顺差。
分行业结构来看，两种贸易统计口径下的贸易差额主要集中在更多使用中间品的工业部门。与传统统计口径相比，增加值统计口径下中国对俄罗斯贸易顺差高估的部门主要在电子及光学设备、纺织及制品、皮革毛皮及制鞋、交通运输设备、通用及专用设备制造等领域。主要原因在于，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产品技术复杂度越高的部门通常生产更为迂回，其价值链分工程度也往往更高。由于在中俄双边价值链分工中，俄罗斯更多扮演的是中间品提供者角色，其增加值出口往往隐含在其他国家出口中，因而出现了出口规模的低估；而中国更多扮演的是加工制造角色，通过大量进口中间品生产工业制成品并出口，中国出口中包含着大量中间品提供国（包括俄罗斯）的增加值，其出口规模必然出现了明显高估。
四、主要结论及启示
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产品生产在多个国家和地区间接力完成，出口产品价值实际上是分工参与国的增加值总和，因而传统贸易统计体系下的贸易核算并不能反映一个国家和地区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获取的贸易收益。
本文通过构建双边价值链分工核算模型，以中俄双边贸易为例，从总体规模、行业分布、实现方式等层面对中俄双边贸易收益进行核算，得到以下基本结论：首先，从贸易收益规模来看，中国对俄罗斯出口中包含了大约七成五的国内增加值份额，而俄罗斯对中国的出口增加值占其出口比重接近九成，在中俄双边价值链分工中，俄罗斯处于更加有利的分工位置，从而获取份额更大的贸易收益。其次，从贸易收益的行业分布来看，要素禀赋结构仍然是中俄双边贸易的基础，中国对俄罗斯增加值出口主要集中在成本优势更为突出的工业制成品部门，而俄罗斯对华增加值出口的部门主要是相对稀缺的资源能源型部门，获取更高的增加值份额。第三，从贸易收益的实现方式来看，直接出口增加值占绝大比重说明两国价值链分工程度较低，很大程度上仍呈现出产业间分工特征；俄罗斯对华的间接增加值出口相对更高，表明俄罗斯在中俄双边价值链分工中更多扮演中间品提供者角色；而双边增加值出口折返比重较低则说明产品生产的跨境次数相对较少，中俄双边价值链分工的深度仍不足。第四，从中俄双边贸易差额来看，由于中国更多扮演加工组装角色，俄罗斯更多提供中间品，中国对俄罗斯出口规模出现了明显高估。
同为发展中大国和最大邻国，近年来中俄双边贸易规模虽然迅速增长，但双边价值链分工程度及深度仍然不足，中俄双方有必要在增强互信基础上，充分发挥各自禀赋优势，推动双边价值链分工的深化。另一方面，中俄双边价值链分工的形式相对单一，中国在贸易收益分配中处于相对不利的位置。鉴于此，中国应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平台与俄罗斯等东欧国家开展更深程度的分工，通过扩大对俄罗斯的直接投资和技术复杂度更高的中间品出口，逐渐提升中国在中俄双边价值链分工中的位置，获取更高的贸易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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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宋沐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