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财政收支总体状况良好，符合今年“稳中求进”的政策总基调。而在世界经济步入深度调整的阶段，我国财政的应对之策是握两个关键：结构调整和需求拉动。
2012年二季度，世界经济再度放缓，尤其是后危机时期实现强劲增长的新兴和发展中国家也普遍步入经济下行区间，给世界经济增添了更难驱散的厚重阴霾。当前，美国经济表现为：消费疲弱下的无就业增长；欧洲经济表现为：主权债务危机升级和制度性风险循环下的衰退；日本经济表现为：灾后重建刺激下的温和回暖；主要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经济表现为：外需不振内需不足下的增速放缓。权威机构纷纷下调世界经济及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预期。为此，各国不得不对经济进行调整，将世界经济引入深度调整阶段，但是从调整的方式和内容来看，仍未把握住关键。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有增有减的结构性调整”、促进实体经济和外向经济发展战略，应该是目前世界经济中最优的政策选择。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财政收支总体状况良好，符合今年“稳中求进”的政策总基调。而在世界经济步入深度调整的阶段，我国财政的应对之策是握两个关键：结构调整和需求拉动。
我国上半年财政基本状况
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总体状况良好，财政收入仍然保持快速增长，但与去年同期相比有较大幅度的回落。财政支出执行管理进一步加强，民生等重点支出得到切实保障。
（一）财政收入情况
上半年累计，全国财政收入63795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6919亿元，增长12.2%。其中，中央财政收入31819亿元，同比增长10%；地方本级收入31976亿元，同比增长14.4%。财政收入中的税收收入54932亿元，同比增长9.8%。分季度看，一季度全国财政收入增长14.7%，二季度增长10%。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上半年税收收入增速总体大幅回落19.8个百分点。上半年税收收入增速回落，具体有五个原因：一是国内经济增速回落，导致与经济指标密切相关的税种收入增速放缓。二是价格总水平涨幅回落使得以现价计算的税收收入增速回落。三是房地产销售额下降。四是一般贸易进口额增速大幅回落。五是实行结构性减税政策。今年国家继续实施调节收入分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调整产业结构、扩大进口以及稳定物价等方面的结构性减税政策，涉及的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增值税、营业税、关税等税收收入相应减少。
上半年主要收入项目情况如下：
１.国内增值税13432亿元，同比增加1001亿元，增长8.1%，比去年同期增速回落11.6个百分点。主要是受工业增加值增速放缓、价格涨幅回落特别是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下降以及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等因素影响。
２.国内消费税4203亿元，同比增加442亿元，增长11.7%，比去年同期增速回落8.5个百分点。主要是成品油、卷烟和酒产量增速回落。
３.营业税7838亿元，同比增加687亿元，增长9.6%，比去年同期增速回落14.8个百分点。其中，金融业营业税增加403亿元，增长37.2%，主要是金融业贷款利息收入增加较多；建筑业营业税增加229亿元，增长15%；房地产营业税减少183亿元，下降8.5%，主要受商品房销售额下降、建筑业投资额增速回落等因素影响，此外，增值税扩围试点也导致营业税收入减收。
４.企业所得税13106亿元，同比增加1931亿元，增长17.3%，比去年同期增速回落21个百分点。其中，汇算清缴上年企业所得税同比增加1188亿元，占企业所得税总增加额的六成多，增长29.5%；预缴当年企业所得税同比增长9.3%（一季度增长13.4%，二季度增长5.2%）。分行业看，银行业企业所得税3424亿元（含汇算清缴和当年预缴，下同），同比增加1158亿元，增长51.1%；工业企业所得税4617亿元，同比增加348亿元，增长8.1%，其中，煤炭、原油、卷烟三行业合计增收284亿元，占工业企业所得税总增加额的八成以上，扣除上述三个行业后其他工业企业所得税仅增长1.9%，特别是成品油、钢坯钢材、纺织品、电力、电气器材、专用设备、化工产品、电信设备等行业企业所得税都是同比下降。企业所得税收入增速回落的主要原因是企业利润下降。
５.个人所得税3272亿元，同比减少283亿元，下降8%，比去年同期增速回落43.4个百分点，降幅较大。分项目看，工薪所得税同比减少278亿元，下降11.8%；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税同比减少53亿元，下降14.6%。主要受提高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减除费用标准，以及调整个体工商户经营所得税率结构影响。
６.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7697亿元，同比增加528亿元，增长7.4%，比去年同期增速回落29.7个百分点；关税1443亿元，同比增加93亿元，增长6.9%,比去年同期增速回落25.2个百分点。减收主要受一般贸易进口增长放缓及对部分进口商品实施结构性减税等因素影响。
７.出口退税5316亿元，同比增加750亿元，增长16.4%，账务上冲减财政收入。出口退税增幅较高，主要是加快出口退税进度，促进出口稳定增长。
８.非税收入8863亿元，同比增加2016亿元，增长29.4%。分中央、地方看，中央非税收入1617亿元，同比增加506亿元，增长45.6%，扣除清缴上年石油特别收益金增加收入488亿元后增长1.7%。地方非税收入7246亿元，同比增加1510亿元，增长26.3%。分季度看，一季度地方非税收入增长50.1%，二季度增长10.3%。地方非税收入累计增幅较高，主要是清缴去年部分收入今年初入库，以及地方加强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征管，这些收入相应增加。
（二）财政支出情况
上半年累计，全国财政支出53893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9458亿元，增长21.3%。其中，中央本级支出8858亿元，同比增长9%；地方财政支出45035亿元，同比增长24%。
预算支出执行管理进一步加强，切实保障民生等重点支出。上半年累计，教育支出7898亿元，增长28.9%；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757亿元，增长16.2%；医疗卫生支出3111亿元，增长26.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6590亿元，增长14.4%；住房保障支出1621亿元，增长36.4%（其中保障性安居工程支出1027亿元，增长57.6%）；农林水事务支出4612亿元，增长23.7%；城乡社区事务支出4181亿元，增长26.9%；节能环保支出928亿元，增长26.3%；交通运输支出3692亿元，增长44.1%；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事务支出1813亿元，增长22.1%；粮油物资储备事务支出800亿元，增长15.5%；国债付息支出1372亿元，增长27.6%。
世界经济深度调整背景下我国财政的应对策略
在世界经济步入深度调整的阶段，大多数国家都在审视本国经济存在的问题并积极寻找应对之策以把握这次机遇，在世界经济格局调整之际占据“制高点”。我国经济经受住了国际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考验，在现阶段，更要直面经济转型过程中的深层次问题，牢牢把握经济发展的领先优势。解决我国经济的深层次问题，需要把握两个关键：结构调整和需求拉动。结构调整主要为了保证经济发展的质量，需求拉动主要为了保证经济发展的速度，在“质”与“量”的双保险下，我国经济将顺利实现“稳中求进”的目标。因此，在世界经济深度调整的背景下，我国财政政策的主要任务是保障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和内外需求的不断扩大。
（一）全面发挥结构性减税的结构调整作用
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面向结构调整的财政政策选择，既要有助于解决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又不会对经济基本面造成不利影响，中央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方案：结构性减税。结构性减税通过税负的实质性减轻而对经济总量产生正面影响，同时又通过优化税制而优化经济结构，能够很好地完成深层次结构调整的任务。但要防止走进结构性减税能“包打天下”的误区，因为这项政策对于结构调整的优势仅在于解决税制的结构性问题，这只是深层次结构调整中的一项任务，而这项任务解决好能为全面的结构调整扫清税制障碍。
目前我国的税制结构性问题包括：流转税与所得税结构不当；中央与地方税收分布结构不当；各税种间和税种内部结构不当，例如存在着重复征税和税收真空问题；税收负担结构不当，表现为高收入（利润）者税负轻、中低收入（利润）者税负重的税负结构倒挂，在不同产业、不同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税负结构不均衡；税收政策对投资、消费、出口的调节结构不当，对投资和出口的作用直接且明显，对消费的刺激有限甚至可能抑制消费；税收履行组织财政收入、调控经济运行、调节收入分配职能时，存在着强效率、弱公平的结构性问题；税与非税的结构不当等等。
全面发挥结构性减税的结构调整作用，就是要让其解决好上述税制的结构性问题。由于结构性减税最终落脚点是各个税种，因此，需要通盘考虑各个税种，根据各自优势赋予其解决某项（或某几项）税制结构性问题的任务。其中：营业税改增值税和房地产税改革应发挥调节流转税与所得税结构、中央与地方税收分布结构、税收负担结构、税收政策调节结构、税收职能结构的作用。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改革应发挥调节流转税与所得税结构、税收负担结构与税收职能结构的作用。消费税应发挥调节税收政策调节结构、税收负担结构的作用。环境保护税与资源税应发挥调节税收负担结构、税收政策调节结构、税收职能结构、税与非税结构的作用。出口退税应发挥调节税收负担结构、税收政策调节结构的作用。此外，建议尽早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发挥其调节税收负担结构、流转税与所得税结构、税收职能结构的作用。建议推进社会保障“费改税”，且社会保障税应发挥调节税与非税结构、税收职能结构、税收负担结构、税收政策调节结构的作用。我国正着手推进的城市建设维护税改革应充分发挥其调节税收职能结构的作用。
（二）全面发挥财政政策对外需的促进作用
财政政策作用于外需的着力点主要包括，鼓励对外贸易，鼓励能够发挥本国优势的对外投资、到境外进行技术和劳务合作、资源开发等。由于出口受限于国际市场的需求，财政政策对出口的促进有限，但是对外直接投资和工程承包、劳务输出等“走出去”战略给予财政支持成效将更为显著。
首先，全面发挥财政政策对出口的促进作用。主要需从降低出口企业成本的角度考虑，为出口企业减轻税负。在出口退税方面，对国家支持出口的产品，应保证做到“征多少退多少”，实现零税率，同时做到出口退税政策稳定且可预期，不宜频繁调整，还应尽量节约退税时间，加速企业流动资金的周转。在其它税收优惠方面，通过对出口地区、出口产业和出口企业给予多种形式的税收优惠，通过税收激励促进出口产业链的形成且可持续发展。在转移支付方面，在主体功能区划分的基础上，根据出口产品、企业所在地的特点给予有针对性的转移支付，尤其是财政困难地区、西部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减轻或免除这些地区的专项转移支付的配套资金，鼓励这些地区的特色产品出口。此外，引导我国产品质量向国际标准靠拢，对符合国际标准的产品给予财税支持，以质量在贸易壁垒中取胜。
其次，全面发挥财政政策对“走出去”战略的支持作用。我国政府为了支持企业“走出去”设立了外贸发展基金、合资合作基金，并给予政策性贷款、援外优惠贷款等财政支持，但是支持力度有限、申请条件严格、审批程序复杂。为此，需要改变现状，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尤其是对民营企业应降低申请条件、减少审批环节。在此基础上，强调对“走出去”企业的保护和服务。一是按国际惯例建立海外投资的风险保障制度，财政出资设立风险保障基金和融资担保基金，前者对因自然灾害、政治事件引起的海外投资项目损失予以适当补偿，后者为企业的境外贷款、清算和结算提供担保及其他境外金融服务。二是财政出资建设“走出去”网络信息服务平台，收集和发布所有与境外经营、项目情况、法律制度、组织机构有关的各类信息，为企业提供便利快捷的信息服务。三是财政出资建设“走出去”的咨询服务平台，承揽海外市场调研、代办手续、业务中介、提供专家咨询与评估、纠纷应急处理、开展海外展销活动等方面的业务，为企业“走出去”提供引导和多项服务。四是为“走出去”企业提供税收服务，给予符合条件的企业避免国际双重征税的照顾，在对方国家缴纳的所得税给予税收抵免，在对方国家享受的所得税优惠给予税收饶让，但前提是加强税收征管，防止企业偷逃应纳税款。此外，还应允许企业在税前提留境外投资亏损提留准备金，并设立相应的税收减免鼓励企业在海外的技术创新和再投资等行为。
（三）全面发挥财政政策对扩大内需的促进作用
内需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两个方面，即财政政策扩大内需的着力点。在世界经济低迷的外部环境下，我国扩大内需就不能只是简单地拉动投资和消费，而是要带动经济长期可持续的繁荣，并保持住经济增长的领先地位，如此来看，便不能单纯地追求数量，更要保证质量。在投资方面，就要求财政政策要侧重于支持能够推动生产力进步的生产性投资和基础性投资；在消费方面，就要求财政政策要带动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尤其是中低收入人群收入加速增长。
首先，全面发挥财政政策对生产性投资的带动作用。这里要明确的是，财政是支持而不是参与生产性投资，目的是推动技术进步，进而带动生产力的进步，实现经济发展“质”的飞跃。目前，包括信息工业技术、低碳技术、生物技术、航天航空技术、新材料新能源技术、先进制造技术等在内的世界前沿技术，都应该作为财政支持生产性投资的重点。例如，国家能源局于2012年3月发布了《页岩气发展规划（2011-2015年）》，财政应给予强有力的资金和政策支持，将我国非常规油气资源的勘探和开发向前推进一步。另外，“十二五”期间，我国要加快以服务生产、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知识密集度高为特征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财政应大力支持服务产品和服务模式的创新，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
其次，全面发挥财政政策对基础性投资的带动作用。基础性投资具有初始投资大、周期长、回收慢等特征，包括对农业、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的投资。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世界各国政府都积极保护农业，向农业提供巨额的补贴，我国财政也包括支农支出，但是支农力度不够。根据何振国（2006）的研究，当财政支农支出占农业GDP的比重为47.1%时，财政支农支出的规模为最优，目前我国财政支农支出占农业GDP的比重仅为13%-15%左右，距最优规模有着相当大的差距，应该大幅度增加财政支农支出。同时，支农支出结构不合理，直接用于农业生产性支出比重较低，非生产性支出较多，应该进一步优化。能源和原材料等基础工业属于资本密集型行业，在发展初期需要财政资金支持和参与风险分担。目前我国财政对基础工业的支持应进行结构调整，加大对新能源、新材料工业的支持力度，收缩传统能源和原材料工业的支持，后者的发展应主要由市场机制的调节。基础设施具有较强的公共物品性质，财政应大力支持，但是必须配以强有力的监督机制，因为基础设施投资领域往往是腐败高发领域，最近发生的案例表明，对“铁公机”、市政排水这类基础设施的财政投资缺乏效率，既难以保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也无法成为有利的公共生产条件。如何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最大限度地减少腐败和浪费，是基础设施投资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三，全面发挥财政政策对居民收入增加的带动作用。财政具有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经济稳定与增长三大职能，全面履行财政职能可以为居民收入增加打好基础。因为发挥财政的经济稳定与增长职能，可在收入分配之前“做大蛋糕”，发挥财政的资源配置职能，可纠正因市场资源配置不公所造成的初次分配不公。在此基础上，应更多地关注低收入群体，提高最低收入标准，加大低收入群体的教育和就业培训，加大对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的财税支持力度。支持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和农民增收，加大对中小企业、服务行业及民营经济的扶持力度，扩大社保覆盖面，降低民营企业社保缴费门槛；增加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水平，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将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障范围。在税收方面，我国需要尽快迈开“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改革步伐，使个人所得税负与收入保持同向变动，充分体现“量能课税和差别负税”原则，对费用扣除标准进行指数化，并逐渐转变为以家庭为单位计征，进一步提升该税的公平性，强化税收职能结构，还要加速推进信息化建设，消除现有技术瓶颈。在财政支出方面，完善财政支出机制，使其能够有效保障民生投入，提高财政减贫能力，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采取措施治理财政支出政策的城乡“二元性”，消除以工资为基数计缴住房公积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制度对收入差距进一步放大的弊端。
解决我国经济的深层次问题，需要把握两个关键：结构调整和需求拉动。
作者介绍
闫坤：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于树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参考文献
1． 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月报》。
2． 海关总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统计》。
3．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库（/）。
10.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数据库。
11．CICIstudy资讯资源库。
12．世界银行报告《全球经济展望》。
13．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2年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
14．高华全球经济研究报告https://portal.ghsl.cn。
15．何振国：《中国财政支农支出的最优规模及其实现》，《中国农村经济》，2006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