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中国史学萌生于先秦，成立于汉末魏晋南北朝，定型于隋唐，转型于近代，从汉末魏晋史学独立之日起，在每一个历史时期，史学史学者都对它进行过学术阐释，每阐释一次，史学的谱系便加长增宽一次；时代越后的史学史阐释，史学的谱系便越往前拓展，形成“层累构成”的效应。魏晋时期对史学史的梳理和阐释，其结果是将西汉《史记》从经部或子部中释放出来，加入史学谱系；到了唐代，以刘知幾《史通》的《六家》、《二体》为代表，对传统史学所作的新的梳理和阐释，将周朝旧籍《尚书》、《春秋》、《国语》（以上汉志入六艺春秋经下）、《山海经》（汉志入数术）等古史，从档案旧籍和经学、数术中释放出来，加入史学谱系；明清时则提出“六经皆史”和“盈天地间皆是史学”，将史学谱系再次层累和延展，上溯至周代的青铜铭文；近代后正式提出中国史学史的概念和体系，将历史文献学纳入史学史体系，将史学之源推溯至商代甲骨文。于是，中国史学经过后世学者不断地“层累造成”后，谱系日益增长加宽。
关键词 中国史学史学史谱系层累延展
〔中图分类号〕K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4）08-0069-09
一、中国史学谱系的层累与延展模式
史学，是指在探讨和研究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学问；史学史，是在梳理和阐释史学的发展历史中所形成的学术。因此，史学与史学史是密切联系的两个概念，有时候在阐释史学谱系（即史学的体系，包括史书源流、序列、范围等）时，实际上也在论述史学史的体系。
作为学术史之一的中国史学史，其体系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由客观的研究对象所组成，即史学（史籍、史家、史学活动等）；一部分则是由主观的学术阐释所组成，如史学史工作者的叙述和解释等。这两部分缺一不可，如果没有前者，后者将为无米之炊；如果没有后者，则前者只会是一堆散乱的知识零件。当然，后者并非简单地对前者进行描述，而往往加入了自己对史学史的认识、判断、阐释和发挥。这种阐释和发挥，对中国史学谱系及史学史体系的加长增宽起着重要的作用。中国史学与史学史的发展都存在着一种特殊的现象，即其学术谱系是层累构成的，越往后的梳理和阐释，中国史学的谱系也越往前伸长，同时也往两翼延展，形成日益丰厚而博大的史学史体系。梁启超曾估计中国史学史应该能写成一部20万字的著作，而现在由白寿彝主编的6卷本《中国史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字数已达239.4万字。根据目前在史学史领域所取得的成果来看，史学史还可以写出更厚重、更丰富的专著。
中国史学有其本来的形态和客观的历程，但与史学史学者所阐释的形态和历程相比，后者的谱系显然要宽长许多。中国史学客观的发展历程，其来有自。自有文字记事以来，便有了对人类生活的现实记载。后世文字记载中，夏、商、周三朝似均设立了“史官”，周朝甚至有内、外、大（太）、小、御“五史”之说。这五种史官的职责是记载现实中发生的各种政事，掌管最高官府的各种文书，执行各项政令，辅助周王朝对全国进行统治，也就是所谓“史掌官书以赞治”，崔记维点校：《周礼·天官·冢宰篇》，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7页。并不担负整理和编写史书的职责，他们实际上相当于周王的行政机要秘书，“如后世之秘书及秘书长，为高等之书记。”朱希祖：《中国史学通论》（民国丛书第二编），上海书店，1999年，第7页。既然史是书记官，因此所记的就是现实政治事件。如战国时秦赵渑池之会，当时秦、赵双方记载对方国王奏瑟或击缻的都是“御史”，他们的职责都不是记录历史，而是记录现实。然而，这种现实记载不久后都积淀成了历史文献。但是，不能简单地认为，这种历史文献就是史学。史学必须是具有学科自主意识、并形成体系的学科，而先秦时期，史学尚无此种觉醒和独立的体系。在这种背景下，对现实记录积淀成的“历史”记载或“历史”文献虽然大量存在，但并没有独立自主的史学，自然也就没有相应的史学史的存在。司马迁所撰的《史记》，也不是自觉的史学成果，而是“子部”之书，当时被称为“太史公书”或“司马子”，被视为类似于《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一类的杂家之书，直到东汉晚期才被称为“史记”。李纪祥：《〈太史公书〉由“子”入“史”考》，《文史哲》2008年第2期。东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则把《史记》列入经部的《春秋》经下，说明当时并无史学的独立地位，其性质的认定因人而异。直到东汉晚期和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才真正形成并独立，表现为：其一“史学”、“史书”概念的产生；其二“史部”（先是丙部，后升为乙部）的形成；其三史学专论《文心雕龙·史传篇》的问世；其四史学教育机构及其职官“史学祭酒”的出现。参见谢贵安：《中国史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65-72页。
史学一旦独立，其学科意识便日益增强，开始书写其学科的历史，即史学史。然而，这种书写并非是纯客观的梳理，而出现了“层累”和“延展”现象。中国史学史经历了四次大的“层累”运动，第一次是东汉晚期，其层累的标志是将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太史公书》）认定为史书，司马迁被后人认为是“中国史学之父”。其实，《史记》撰成后，并不是作为史学著作的面貌出现的，而是被东汉班固等人在《汉书·艺文志》中列入《春秋》经下，而其他人则将《史记》视为子部的杂家书。到东汉晚期，子部特色浓厚的“《太史公书》”的名字，变成了史部特色浓郁的“《史记》”名称，《史记》被正式确定为史书。
第二次是魏晋迄唐，其层累的标志是将周朝形成的档案汇编或“断烂朝报”《春秋》《尚书》《左传》《国语》等阐释为史书。这一时期，由于将纪传体的《史记》《汉书》追尊为史书的“今史”，将编年体的《汉纪》等视为继承《春秋》的“古史”，并进而上推，将先秦的《春秋》《尚书》等也认定为史书，这集中体现在刘勰的《史传》和刘知幾的“六家二体”理论体系中。
第三次是宋元明清，其层累的标志是将周代的青铜铭文纳入史部体系，并提出“六经皆史”之说。在宋明理学影响下，人的独立思考能力大为增强，不仅继续将经学典籍纳入史学领域，而且无限扩大史学的疆界。向上逆推，王阳明首次提出了“六经皆史”的观点。向外延展，王世贞提出“盈天地间无非史而已”的观念，对史学的边界作了进一步的扩张，这深刻地影响到章学诚，后者在《文史通义》中不仅提出“六经皆史”、“六经皆先王之政典”，而且更进一步提出“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这一方面是在扩大史学的范围，另一方面也是在扩大史学的对象，向上的扩大，便是将上古的《诗经》《易经》《逸周书》等都纳入史学范围，循此思路，只要是文字记载，无论多古，都属于史学。这一观念影响到后世的白寿彝等学者。宋元明清时虽然提出了史学向上和向外无限延伸的主张，但受出土文献的限制，实际上只能将经学典籍和周代的金文纳入史学，而其他更古的文字和文献则无法收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