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综观西方近几年的畅销书排行榜，“中国”日渐成为热门题材。21世纪后西方媒体眼中的中国有了很大改变，这种改变在人文类杂志驻华记者笔下最为明显，关于“中国”的报道无论主题还是写作模式均带有以往不曾有过的特点，彼得·海斯勒的中国纪实系列写作就是典型代表，他笔下的“中国叙事”模式客观、真实地展现了当时中国的发展状态。本文主要立足彼得·海斯勒中国系列作品，对其笔下的“中国叙事”模式进行探讨。
关键词：彼得·海斯勒 作品 中国叙事 模式 探讨
如何看待国家、种族、语言及信仰等不同的人，是世界各国、各民族在交流之处就开始探讨的课题。关于中国在他者眼中的形象，从来都不是一种孤立或固定的叙述，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人们的“中国叙事”模式也有所不同。“中国”作为当前国际热门题材，正在出现在越来越多海外作者笔下，成为图书出版界一大热点，在业内和市场均获得了相当多的好评。那批热衷描写中国现象的他国作家普遍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在中国生活或工作或很长时间，对中国的主流文化具有一定了解，《纽约客》曾经的首位驻京记者彼得·海斯勒便是其中之一，他的中国三部曲是西方有关当代中国写作的代表作。彼得·海斯勒作为一位外来者，他将冷静客观的视角聚焦在中国社会变革的普通生活中，通过第一人称叙述中国现实正在发生的事，对当下中国的发展状态进行了客观而真实的展现。彼得·海斯勒看到了中国人身处其中，因习以为常而往往被忽略的社会特征和性格特征。在彼得·海斯勒笔下的“中国叙事”模式里，人们能更快地读懂中国。而在探讨彼得·海斯勒笔下的“中国叙事”模式前，我们首先应对其“中国三部曲”有一定了解。
一 彼得·海斯勒和他的“中国三部曲”
彼得·海斯勒，美国密苏里州人，人们对他的熟知来源于其写作的“中国三部曲”。从牛津大学毕业后，1996年彼得·海斯勒第一次来到中国，顺江而下进入当时还隶属四川的涪陵师专任教。当时彼得·海斯勒对中国的认识，大概与他的汉语水平相当。在涪陵，彼得·海斯勒对中国的认识逐渐从模糊到清晰，开始了他书写中国的历程。彼得·海斯勒将自己在涪陵的两年经历以回忆录体写作成《江城》，《江城》是彼得·海斯勒“中国三部曲”的第一部。美国和平队志愿者是彼得·海斯勒当时的身份，他到达那个半个世纪都没有外国人居留的涪陵是一种偶然，2001年《江城》出版后大获好评，彼得·海斯勒被评为关注现代中的西方作家中最具思想性的作家之一。在这种偶然之后，彼得·海斯勒凭借自己的先天禀赋，于2006年出版了第二部中国话题作品《甲骨文》。相对《江城》这一内陆小城，彼得·海斯勒开始将视角延伸到中国边疆甚至当下历史时空之外。2010年，彼得·海斯勒出版了《寻路中国》这也是其“中国三部曲”最后一部。
彼得·海斯勒的《江城》、《甲骨文》、《寻路中国》都取得了较好反响，三本书作为一个整体成为彼得·海斯勒观察中国的“三部曲”。在与中国话题纠葛的十余年里，彼得·海斯勒站在外来者的角度，对中国边缘地区和主流之外的人群给予观察，写出了很多中国人本身熟视无睹的中国。在有关中国的写作过程中，彼得·海斯勒不仅在其中加入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同时融入了记者采访和文学写作于一体，通过自己在中国长时间的亲身生活与观察，对个体在巨大变革过程中的细微变化进行描写。彼得·海斯勒这个美国人在书中对中国的细节描写震住了很多中国读者，让人们看到了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在一个美国记者眼中的样子，那些如同墙上的标语一样司空见惯的日常细节，在彼得·海斯勒的笔下形成斑驳的陌生而又熟悉的文化景观，让西方和中国人自己看到了一个流离时空中正在发生巨大变迁的中国。
二 彼得·海斯勒笔下的“中国叙事”模式
彼得·海斯勒来中国之前，并无固有想法，对中国的语言、历史及政治等都没有过多了解，这种纯粹的旁观者身份，使得彼得·海斯勒笔下的中国在远离偏见中呈现了尽可能的真实。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中西之争一直被认为是一场困难而持久的论争。人们对个体的看法，是西方社会与中国社会最大的差异之一。对中国人来说，一个人与身边每个人的关系是人们定位的主要元素。但彼得·海斯勒由于不带任何成见，所以能够于安静的观察中展现更真实的内容。彼得·海斯勒笔下的中国是其在事发现场长期观察调研结果中所获取的第一手资料，这种亲自经历的“调查报告”是很重要的。正是如此，彼得·海斯勒笔下的“中国叙事”一改西方传统视域中的刻板描写，带有鲜明的个人特色。彼得·海斯勒的“中国叙事”中，不仅包含记者的敏锐、文学的表达，同时还夹杂着中国当下与历史的隐蔽勾连。彼得·海斯勒的“中国叙事”，如同无拘无束的风，带动阅读者的自由神经，使被习惯麻痹的人们思想僵死部分被轻松激活。
与西方之前传教士式的接触对比来说，彼得·海斯勒对中国的接近选择了立足中国本身的中国方式。《江城》是对涪陵这样一个小城变化的展示，在涪陵生活的岁月之于彼得·海斯勒无疑是尤为重要的。在那里，彼得·海斯勒学会了“接通地气”。在《江城》当外教的期间，彼得·海斯勒学会了足够多的中文，在越来越长的与涪陵接触的时间里，他对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的内部特征有了逐渐的掌握。彼得·海斯勒对中国的叙事立足中国的方式，跳脱了西方本身对中国的感知和认知范式，在内心深处构建了有关中国的立体思想框架。《江城》是对涪陵变化的展现，其中间或穿插着不同文化的对比。当中国人看见涪陵周边呈阶梯状的小山包，关注的往往是人，所叙述的通常为土地如何将人改变。而当彼得·海斯勒看见那样的景象，关注的是人如何将土地改变成水稻梯田，从某种程度上说，彼得·海斯勒的这种想法回应了中国远古“天人合一”的传统文化内涵。通过中西、古今的对比，在有关中国的写作中，彼得·海斯勒获得了更加丰富而客观的纵横坐标。在长江三峡的利弊方面，彼得·海斯勒的切入点为写作课范文，让学生通过写作来对重大问题进行讨论，讨论的结果可以看出三峡大坝的利弊都很明显。《江城》中对鲁迅笔下的“看客”也有所涉及，彼得·海斯勒将笔触不仅深入到学生中，而且深入到小商贩、市民等世界中，对中国小城内部的复杂、丰富和矛盾尽量详细而真实地展示出来。彼得·海斯勒在《江城》中的叙事摒弃了观念阐释，而是通过他国人的散点透视方法进行，他通过自己睿智的双眼将中国内陆小城日常生活的蛛丝马迹连缀起来，最终形成了彼得·海斯勒式的历史叙述轨迹。
《甲骨文》是彼得·海斯勒的一些未曾发表过的和以往作品中的论文集。虽然是一本论文集，但《甲骨文》的推进却由两条不同的线索平行进行。其中的主要线索围绕着安阳甲骨文及考古学学者陈家梦等人的往事，另一条线索则是彼得·海斯勒个人在中国生活时期内亲身经历的各种标志性大事件，因彼得·海斯勒的亲历而显得更加真实。与此同时，《甲骨文》还牵涉到彼得·海斯勒在涪陵所教授的几位学生毕业之后的发展故事。《甲骨文》中两条线索看似毫不相关，但在某一点历史和现实却意外地交汇，中国现实中的一些巧合比虚构小说中的故事更加戏剧化。彼得·海斯勒在对中国的写作与采访过程中，将“机缘巧合”看似误打误撞地融入到《甲骨文》中，为其中国叙事营造了一种淡淡的不可捉摸的神秘色彩。《甲骨文》中几乎包含了中国建国后所有重要的敏感词，是一个对中国没有什么好奇的作者的记录。彼得·海斯勒的中国叙事无疑是多年来我们所一直期望的“客观”声音，站在“无兴趣”这一起点上，彼得·海斯勒的“中国叙事”很少夹杂个人感情，这种冷静的叙述反而更加直抵人心。
相对《江城》的“日记体”中国叙事和《甲骨文》的“平行推进”叙述模式，《寻路中国》的“中国叙事”则更像游记。在《寻路中国》里，彼得·海斯勒继承了《马可·波罗游记》不以道德双眼对中国奇人怪事附加个人观点的伟大传统。彼得·海斯勒这一时期对中国有了更多关切，他对中国的叙事往往带着正面的感情，对现场忠实地进行复原。从借用叙事学领域来看，彼得·海斯勒的《寻路中国》对限知叙事方式加以采用，他看到和想到的就是其要告诉我们的，在这本书中，彼得·海斯勒甚至开创性地采用了中国国画式的留白方式。他的“中国叙事”摒弃了以往众多学者中国叙事惯常使用的公共话语与陈词滥调，他甚至设置了“陌生化”的语境给驾照题目引用。《寻路中国》涉及西、中、东三部分，空间跨度很大，彼得·海斯勒将东部工业区的兴盛与西部的荒凉对比叙述，使得整本书中并置了中国的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这种类似于不同时空的切换让人深刻地感受到了当代中国的发展现状。沿着长城，彼得·海斯勒自驾西行，看到了与东部差异极大的荒凉西部，看到了很多在中国即将消失的村庄。除了这种沿着旅途而叙述的游记所见，彼得·海斯勒的《寻路中国》还讲述了一些故事。比如三岔村，这个离北京不远的村子躲在深山之内，彼得·海斯勒经常到三岔村住上一段时间，并在这里认识了魏子淇等一帮朋友，他目睹了魏子淇一家人的变化和中国农民天性里存在的听天由命思想。除了这些，彼得·海斯勒还叙述了自己经常去的浙江丽水地区，通过对自己所认识的那些人的观察，彼得·海斯勒看到了西方人不深入中国就无法看到的很多中国实质。同时，彼得·海斯勒还指出了中国制造背后的种种危机，他对中国的叙述是两面性的，在中国问题的认识上更加具体而客观。
彼得·海斯勒的“中国叙事”，建立在其极大的耐心和精湛的细节基础上。他的中国三部曲，类似于现代版的“东游记”，通过对中国文化和生活的深度介入，彼得·海斯勒实现了与中国的对话，向西方人呈现了一个他们所不曾真正认识过的中国，也向中国人呈现了自己习焉不察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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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黎，长江师范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