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汉字是记录语言的工具,同时也承载着丰富的古代文化信息。汉字在构形与构意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表现出鲜明的儒家文化思想的精神与价值观。在崇尚以人为本、建构和谐社会的今天,解读汉字与中国文化的同源关系,有利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营造和谐文化氛围,创造稳定发展的社会局面。
关键词:汉字;构形;构意;儒家文化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09)08-0121-03
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它不仅是记录语言的工具,同时也承载着丰富的古代文化信息。从甲骨文开始,汉字一直保持了表意体系的基本特点。汉字体系日趋完善,其构形结体的着眼点始终重在对意义的表现,具有鲜明的理据性。汉字构意时,选择什么部件、采用哪些方式,都受到当时特定文化环境的影响。“认识了中国文字,就等于掌握了开启中华文化宝库的钥匙。”[1]
儒家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占重要地位,汉字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便受到了儒家文化的影响。汉字的取象深深地植根于中国文化这片广袤的土壤之中,文字学家许慎指出,古人造字“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善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 (《说文解字叙》) “观物取象”,即从客观物象中提取主观意象,并通过方块汉字的结构将意象表达出来。汉字在构形与构意中表现出鲜明的儒家文化思想意蕴。“分析汉字中的文化内涵,尤其是传统的儒家文化思想与汉字的特殊关系,对于我们认识中国的历史与汉字的特殊关系,认识汉字与中国文化的同源关系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儒家文化的思想浸润到汉字的构造之中,在构形与构意上表现为:
一、以人为体的价值取向
“以人为本”作为一种价值取向,其根本所在就是以人为尊,以人为重,以人为先。《礼记·礼运》曰:“人者,天地之心也”,强调人在宇宙中的核心地位。孔子认为人要提高自身的道德觉悟,而不必求助鬼神。“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他的学生季路问如何事鬼神,他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可见孔子是将现实的人生、人的生命问题放在首位的,也正是人为本的体现。汉字取象“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表现在:
1.由人体象形表意。在甲骨文中,直接由人体象形或包含有人体象形来表意的字,占了总字数的三分之一以上。《说文》540部首中,与人的形体直接相关的部首有60多个,而且每个部首又统辖着若干与之声音或意义相关的汉字。直接象形人体的如:“人”,《说文》“天地之性最贵者也,籀文像臂脛之行,凡人之属皆从人。”“臂脛之行”,就是人在行走中的胳膊和腿的样子。“脛,自膝至脚跟的部分,今谓之小腿。”(《王力古汉语字典》)《说文》中以“人”为形旁组成的字有260个之多,如:仁、休、信、伴、伯、伐等。“天”,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字形都是人的形象而突出其头部。《说文·大部》:“天,颠也。至高无上,从一大。”王国维《观堂集林》:“古文天字本像人形。……本谓人颠顶。”“天”字的构形,反映先民对事物认识的立足点,即以人为中心,由“诸身”而及“诸物”,以人为参照对象来观照世界的态度和方法。“身”,金文象形怀孕的躯体。《诗经·大雅·大明》“大任有身”。(大任:周文王的母亲)后引申为人的身体躯干。《楚辞·国殇》“首身离兮心不惩”。“首”甲骨文中像人头形,上有发。“昂首”、“首饰”是它的本义。《诗经·邶风·静女》“爱而不见,搔首踟蹰。”这类由人体象形或包含有人体象形来表意的字是汉语中的基本语汇,具有能产性和稳固性,是汉语中的生力军。如“信”,“从人,从言,”本义是言语真实,如《老子》“美言不信,信言不美”。《论语·学而》“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从真实守信又引申为相信,信仰、信约等,构词能力很强,含义也稳固,是汉语语汇的主体。
2.以人为主体对象去认识事物、驾驭事物。如:“及”甲骨文中像一双手把人抓住。《左传·成公二年》“故不能推车而及”。“监”甲骨文中像一个人弯着腰,睁大眼从器皿的水里照自己的面影。古人是以水为镜的,“水监”正是“监”的本义。后引申为监视、监督。“为”甲骨文像人手牵象之形。“为”的本义是做。《论语·为政》“见义不为,无勇也”。 姜亮夫说:“整个汉字的精神,是从人(更确切一点说,是人的身体全部)出发的。一切物质的存在,是从人的眼所见、耳所闻、手所触、鼻所嗅、舌所尝出的(而尤以‘见’为重要)……它是从人看事物,从人的官能看事物。”?以人为考察事物的核心认识世界,人是社会生活之本,充分体现了人是“天地之性最贵者也”的“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也正说明了汉字的构形构意与中国文化的同源关系。
二、贵和尚中的文化思想
1.构意中体现的“和”的思想。中国文化重和谐,儒家以“和”为最高的价值。在对待人与人的关系上,提倡“和为贵”。“和”,本作“咊”。《说文》“咊,相应也。从口禾声。”指口相应,本义是声音相应,和谐地跟着唱。《说文》“龢,调也。读与和同。”《王力古汉语字典》:“龢”,古‘和’字。调和,和谐。”“盉、龢、和”三个字的解释是,“和,相应也。”指人相应和。《说文·皿部》:“盉,调和也。”指味道调和。《说文·龠部》:“龢”,调也。读与和同。”指乐声调和。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调声曰龢,调味曰盉。今则和行而盉龢皆废矣。”“和”“ 盉”“ 龢”三字今合而为一,凡唱和、附和、调和、平和、和解、和睦、和谐等皆作“和”。这三字同出一源,均以象形字“禾”为声旁。虽然是从“口”,但与“禾”的意义也密切相关。“禾”,象形,象其穗。《说文·禾部》“禾,嘉谷也。二月始生,八月而孰,得时之中,故谓之禾。”王念孙《广雅疏证·释草》“粢、黍、稻:其穗谓之‘禾’”。 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按‘得时之中’犹曰得时之和,古‘中’‘和’通训。”“中”在《说文》象形旗帜,“古时有大事聚众于旷地,先建‘中’焉,群众来自四方而趋附,则建中之地为中央,后引申为一切之中”。中,引申为事物的度,必须不偏不倚,恰到好处,既不过度,也不要不及。《礼记·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人的感情没有表现出来叫“中”,表现出来且皆有礼有节叫“和”。“中和”要求人们把情感、欲望、思想及行为控制在道德的范围内。能“致中和”,则天地万物均能各得其所,达到和谐境界。可见“得时之中”,就是调和万物。“禾”是谷物的果实,是调和自然之时的产物。“和”是在各种事物中经过调节达到适中平衡。在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中都以“和”为主流、为最高的境界。五味相和,才能做出鲜美可口的佳肴;六律相和,才能汇为悦耳动听的音乐;同心同德,才能形成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和谐的局面。“和”是传统价值观和审美观的根基。“禾”的构意反映出华夏民族对粮食作物“禾”崇拜的农业文化心理;“盉”、“龢”的构意,说明“和”的美学思想起源于饮食文化,由物质满足向精神需求发展。《礼记·乐记》:“和,故万物皆化。”《论语·学而》:“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子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些“和”是融合的调和关系,是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哲学思想和审美观照。“贵和尚中”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儒家理想社会的最高境界。《礼记·中庸》用“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两句话描述了“和而不同”的美好理想。“万物并育”和“道并行”是“不同”;“不相害”“不相悖”则是“和”。 由和睦家族,到和睦邻里,最终协和万邦,这种“和而不同”的原则也为今天多元文化共处、构建和谐社会提供理论渊源。中华民族对“贵和尚中”价值观的认同,使得中国人十分注重“和谐”的实现和保持,表现出内敛的精神需求和凝聚的民族精神,形成了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力量源泉。
2.构形上体现的“中和”的思想。汉字不仅在构意,在构形上也体现出“中和”的文化思想。汉字讲究空间对称,讲究体式稳健,形成方方正正的平面方块汉字。这是汉字的一个突出特点。它不像拼音文字的字母一般是单向进行,或从左到右,或从右到左,以一个词中音素组合的先后顺序排列字母,具有线性特点,由于词的音素多少有别,所以词形长短不一。如:gentle(和)、glimmering(荧)。而汉字的笔画、偏旁构形时则是多向行进,时左时右,时上时下,多向展开,具有平面性特点。一个字无论笔画多少,都匀称地发布在一个方块形的空间中,体现空间对称、体式稳健的美学原则。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符合儒家提倡的“中庸”文化思想。例如:“田”从甲骨文、金文、到楷书,书写体式无不呈以中竖为对称轴的对称图形。不管是哪个阶段的汉字,书写体式总不作狭长形,而是作正方形或接近于正方之形,显得既稳重又雄健。再如山、水、木、目、由、皿、单等。在三个相同构字部件构成的字中,构造这些字的三个部件的排列,总是呈上一下二的“品”字形,比如:“卉、众、森、淼、晶、磊、 焱、鑫”。不是一一地叠加起来或并列起来。因为从一个方向排列,将会不匀称不方正。
因为汉字构形构意具有鲜明的理据性,以线条为基础的汉字充分发挥其曲直宛转变化的特点,表现人的思想情怀与文化意图,构画出一幅幅美妙的图画。汉字书法成为具有中国文化精神的艺术形式,它可以通过灵动的线条映衬书家的精神意志和个性风貌。化实像为空灵,寓无限与有限,勾勒文字形体而呈现心灵。或大气磅礴,或流利婀娜,或端庄刚健,笔墨奇纵,酣畅淋漓。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在他的著作《中国文化史导论》中说:“中国文字亦可说是由中国人独特创造而又别具风格的一种代表中国性的艺术品,我们只有用看艺术品的眼光来看中国文字才能了解其趣味。”
三、汉字构形构意中的封建糟粕烙印
汉字“沟通着以人为本的民族文化,是先民心灵的物化,是人生的缩影,是文化的凝冻……”?任何文化都有其历史局限,儒家文化中也有偏颇的观点在汉字中记录保留下来。从母系氏族完全解体父系氏族社会的建立至今,男权社会在中国乃至全人类延续了几千年。在男权社会里,男权思想蔓延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易传?系辞上》:“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古代乾、坤,天、地分别对应男女,意在表明男尊女卑。孔子认为“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文字也打下了男权思想的烙印。《说文》中,“女”部共收录了238个字,占全书正文总数(9353字)的2.54%,是《说文》540个部首中收字较多的部首之一。“女”字是排列在“女”部的第一个字。《说文》:“女,妇人也,象形”。“女”字的甲骨文、金文、小篆形相似,从字形上看象两臂交叉、屈膝跪跽之形。“妇”,《说文》:“妇,服也,从女持帚洒扫也。” “妇”字在甲骨文中的字形正是一个女子手拿扫帚。“女”字和“妇”字说明随着社会的发展,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与角色定位。甲骨文“妾”,下部为一跪着的女人,上部顶着一把平头的铲刀。初义为女奴,引申为男子所娶之小妻。《说文》:“妻,妇与己齐者也。”虽然说“与己齐者”,夫妇平等,然而实际的情形远非如此。妻固然是诸妾的尊者、家庭的重要成员,但她仍然免除不了“妇”的身份。甲骨文里“妻”字取象妇女持械劳作家务之形,与“妇”无别。甲骨文“安”字外面是一座房子,房中坐着一位面朝左的女子。这是男性给女性划定的活动空间,因为“不安于室”,被认为是女性最大的失德。女性只能活动于屋内,不能越雷池半步,足以说明对女性的禁锢与束缚。儒家经典《仪礼?丧服?子夏传》“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 儒家礼教对妇女的一生在道德、行为、修养等进行规范要求, 规定了女性的一生都要履行两个字——服从。即使在当今崇尚男女平等的现代社会,也会听到某些男性称妻子为“内人、家里的”,深刻反映对女性根深蒂固的偏见。
在《说文·女部》还有相当多的以“女”为部首的贬义词。有表示社会地位卑微的,如“婢,女之卑者也”。“奴”并不专指女性奴隶,男性奴隶也称为“奴”,但此字却以“女”为形符,可以看出当时社会中对女性的鄙视,对女性的认知心理。《说文》“耍” 字,从而从女,“而”是象形字,指男人的胡须,,“而”与“女”合起来就是男人把胡须垂到女人的脸上,其本义是玩弄女性。“妥”从手从女, 指男人以手,即以武力驯服女人。“娶,取妇也。”“取彼女为我之妇也。”娶妻如同对待战俘,强行占有,任意支配。“抢婚”在古代只是一种民俗,其实掩藏在民俗背后的却是女性不堪回首的血泪。
还有更多表示道德堕落或心胸狭窄、贪婪谗媚的字都与“女”字有关,比如,“奸、姦、婪、妖、媚、嫉、妒”等等,这类字总共有五十多个。道德水准不是以性别来论的,高尚与卑鄙,贞纯与堕落是男性和女性都可能有的,但先民在造字时都以“女”为形符。都在说明女人是上万恶之渊,万祸之源。夏桀荒淫残暴,灭国的原因却在妃子妹喜,周幽王动用国家机器“烽火戏诸侯”赢得美人一笑,周朝的灭亡归罪于褒姒;西施明明是男性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却在亡国时又是红颜祸水;“安史之乱”中,“六军不发无奈何”,杨玉环只能“宛转蛾眉马前死”。 在中国的文学作品中什么“花妖狐媚”、什么“红颜误国”都是指女性,无不反映男尊女卑经儒家文化强化后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影响。这种偏见具有全球性。《旧约·创世纪》:人类始祖是上帝创造的亚当和夏娃,并为他们建构了东方伊甸园。但夏娃抵当不住那阴险狡猾的蛇的诱惑与怂恿,率先摘下善恶树上的果子吃了,并给他的丈夫也吃了。这背叛行为大大激怒了上帝,一气之下将他们双双逐出了伊甸园,且咒罚后者的子子孙孙为了生存繁衍将吃苦受难,以赎还祖先犯下的“原罪”。女人是使人类永远失宠于上帝、永远无法再返回天堂乐园的肇事者,女人是使男人背叛上帝犯下罪蘖滑入道德泥坑的诱导者。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莎士比亚也在其名著《哈姆雷特》中喊出了“Frailty, the name is woman.”(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可以说被男权话语抹黑的夏娃形象,正是被性别歧视的直接产物和典型例证。
汉字对女性歧视现象是男权社会的反映,归根结底是女性社会经济政治地位的反映,那么,要提高女性地位的根本途径就是女性自我实力的提高。女性能以更积极的态度与热情投身在社会当中,实现自我价值,为社会创造财富,女性不仅要自尊、自信、自立、自强,还要自爱自重,以实际行动证明,女人不是弱者。
结束语
汉字是传统文化的根,它既是文化的载体,本身也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儒家思想属于全人类的文化遗产宝库,它给现代人提供了很丰富的资源。面对这些资源,现代人可以有选择地吸收其中的一些成分,也可抛弃一些成分。在建构和谐社会、崇尚以人为本的今天,认识汉字与中国文化的同源关系,更有利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开创稳定发展的政治局面,营造和谐凝聚的文化氛围。而客观分析汉字所蕴含的文化信息,扬弃地接受儒家思想文化,是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中肯态度。
注 释:
①郑彝元. 汉字文化中的哲学问题[J].嘉应大学学报,1998,(5).
②章恒珍. 汉字历史文化积淀举隅[J].东南亚研究,2004,(3).
③姜亮夫. 古文字学[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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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合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