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宗颐教授是当今国际汉学界的巨擘,香港学术界的泰斗,堪称“国学大师”。他的研究几乎涵盖了汉学研究的全部领域,举凡在甲骨学、史学、敦煌学、文学、考古学、目录学、历史地理学、儒释道、中西交通、古乐史、比较文字学、书画艺术创作等领域都有着高深的造诣,至今已出版专著50余种,论文近400篇。2003年11月,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了《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全书包括《史溯》、《甲骨学》、《简帛学》、《敦煌学》、《史学》、《潮学》、《礼乐与经术》、《中外文化交流史》、《文学》、《选堂诗词选》、《宗教史》以及书画艺术和艺术论等共14项,分为20卷,共1000多万字。该书是对饶宗颐教授20世纪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的一次较为全面的总结,出版后立即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只是因为出版社远在台湾,加之书价高昂,使得大陆学者不易看到该书,留下遗憾。近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于弘扬学术文化,传播国学精华的理念,决定出版《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的大陆简体字版,这实在是一件学术界的大事,是嘉惠学林,功德无量之举。
饶宗颐教授在学术上的成就和贡献是多方面的,一篇小文的容量难以言其万一。本文只想借祝贺《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出版之机,谈谈他在甲骨学研究上的贡献。
说到饶教授在甲骨学研究上的贡献,首先要谈到《殷代贞卜人物通考》(以下简称《通考》)这部巨著。这部以贞人为纲,以卜事为纬的著作是作者20多年心血的结晶,于1959年甫一出版,就在学术界引起轰动,在甲骨学研究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通考》在甲骨学上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点:
1.开创以“贞人研究法”为纲,全面整理甲骨卜辞的新体例。自从董作宾提出“贞人”说以后,一直无人对“贞人”资料进行全面的整理,而《通考》是这方面的第一部著作。《通考》搜罗当时所能见到的所有甲骨资料,加以爬梳理董,分别部居,以“贞人”统属所有材料,进行详细的个案研究。在每个“贞人”下按占卜内容分类,逐项罗列资料,随文解说,重点分析;全书精见迭出,胜义如云。书后还列有多种资料索引,极便利用。
2.对全部甲骨刻辞重新校勘,为学术界提供更为科学准确的资料。《通考》征引甲骨著录书凡58种,囊括了当时所能见到的全部素材,还引用了七种未曾刊布的甲骨材料,难能可贵。面对纷繁的甲骨材料,《通考》进行了详尽的校勘(包括原物对勘和同辞互勘)。通过目验海外所藏部分甲骨实物,对于金璋和方法歛两人摹本中的许多问题多所辨正。甲骨著录中同辞互见现象极为严重,杂乱不清,纷纭难究,《通考》详细比勘了所有甲骨著录书,对于重片不惮繁琐,详加注明,为学者利用这些材料提供了极大的方便。《通考》对于甲骨刻辞中一些特殊的书写现象——如书中所指出的“刻漏添注”之例(P469),“误刻后改”之例(P479)等——予以必要的关注,极富启迪。
3.抉发殷周礼制,复原殷商社会真貌。饶宗颐教授一贯强调“礼”和“礼制”在古史研究中的重要性,这一点在《通考》中亦贯彻始终。例如《通考》对卜辞中所记“天象”格外注意,不光揭示“天象”在天文学上的意义,同时还结合典籍,寻绎这些记载在殷商礼制上的反映,以及与后世术数的联系。此外如“殷人兼用‘卜’‘筮’”说,已被后出的新资料和研究所证实,充分显示出作者的远见卓识。
4.精于文字训释,善于通读卜辞。饶宗颐教授熟谙典籍,具有很深的小学功底,将之运用到甲骨文字的训释上,常常能独具慧眼,妙解纷披。所论皆能与典籍或晚出新资料密切结合。《通考》的文字考释亦时时有新颖的见解。
1959年以后,饶宗颐教授的研究兴趣转移到域外交通和敦煌经卷,直至1979年《甲骨文合集》出版,饶教授才重返甲骨文研究领域。从1982年起,饶教授开始筹划主编大型分册资料索引《甲骨文通检》一书,由沈建华女士负责具体编纂。饶教授在每册卷首皆撰有长篇前言,对相关的甲骨学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探讨,其中的许多内容代表了饶教授的新思考,具有很强的启发性和指导意义。在第一册(先公先王·先妣·贞人分册)的前言中,饶教授进一步阐发《通考》中已经提出的关于贞人和坑位的意见,多为不刊之论。此外,饶教授还针对当前甲骨断代研究中的一些倾向进行了评骘,令人深思。
第二册为地名分册,饶教授在前言中针对研究时弊,提出了研究者辨识甲骨文地名的“三难三蔽”,入木三分。饶教授还对甲骨文地名进行了详细的分类排比和解说,并对殷代地名尤其是殷代四国多方的地望进行了新的考订,许多意见新颖独创,说服力强。
第三册为天文气象分册。饶教授在前言中首先论证了“氣”在天象中的意义,接着谈到“氣”与卜辞四方风之联系,然后对卜辞中一些有争议的气象记录文字进行了总结和新释。在前言后另附有专文论证《殷卜辞所见星象与参、商、龙、虎、二十八宿问题》,指出:“以勘卜辞,知殷时诸星宿,大体已略备”。这一发现是惊人的,尤其在古代天文学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
第四册为职官人物分册。饶教授在前言中首先谈到殷代职官的起源、构成和特点,指出古代设官置职肇自虞夏,而天人相应的职官设置则始自殷代,并对卜辞中的职官名称逐一进行了排比分析并结合典籍和金文资料探讨了卜辞中的爵和姓。
第五册为田猎分册,饶教授在前言中首先对田猎卜辞中的术语和语言格式进行了分析,接着指出了田猎与祭祀尤其是与军礼之间的关系,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在田猎卜辞中的一些疑难字的考释中,饶教授也提出了一些新的值得重视的意见。
除此之外,饶宗颐教授关于甲骨学方面的著述还有许多。其中有关于著录的《欧美亚所见甲骨录存》(1970)、《海外甲骨录遗》(《东方文化》四卷一、二期合刊,1957—1958)、《棪齋所藏甲骨简介》(《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特刊》,1967);结合典籍和金文研究殷商社会和殷代礼制的《殷代日至考》(《大陆杂志》五卷三期,1953)、《由卜辞论殷铜器伐人方之年代——答剑桥大学郑德坤博士书》(《香港大学历史学会年刊》,1960)、《龟卜象数论——由卜兆记数推究殷人对于数的概念》(中研院史语所集刊编《董作宾先生祝寿论文集》下册,1961)、《谈“十干”与“立主”——殷因夏礼的一、二例证》(《饶宗颐史学论著选》,1993)、《殷代易卦及有关占卜诸问题》(《文史》二十辑,1983)、《四方风新义》(《中山大学学报》1988年4期)、《由尚书“余弗子”论殷代为妇子卜命名之礼俗》(《古文字研究》十六辑,1989)、《殷上甲微作“禓”(傩)考》(《中国傩戏、傩文化国际研讨会论文集》,1993)、《谈古代神明的性别——东母西母说》(《中国书目季刊》王叔岷教授八秩庆寿专号,1994)、《从左传“犹绎”论殷礼宾尸义》(《左传国际研讨会论文集》,1994)、《殷代的日祭与日书蠡测——殷礼提纲之一》(《华学》创刊号,1995);利用新出考古资料结合卜辞探讨商代方国地理的《华南史前遗存与殷墟文化》(《大陆杂志》八卷二期,1954)、《妇好墓铜器所见氏姓方国小考》(《古文字研究》十二辑,1985)、《四川纵目人传说与殷代西南地名——解开卜辞奇字□之谜》(《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4年4期)、《论殷卜辞之蜀》(《四川三星堆文化国际讨论会论文集》,1994)、《江西新淦商代遗物有关地理考证》(《学术集林》第三期,1995);谈卜辞文学的《如何进一步精读甲骨刻辞和认识“卜辞文学” 》(《中国语文研究》第十辑,1992)、说甲骨文书法的《甲骨文与书法艺术》序(《中国语文通讯》1992)、概要阐述甲骨学的《谈甲骨(一)、(二)、(三)、(四)》(《中国语文通讯》二、四、六、八期,1989—1990);利用甲骨文进行比较文字学研究的《吽字说》(《梵学集》,1993)、《说——青海陶符浅释之一》(《明报月刊》,1990年11期)、《“羊”的联想——青海彩陶、阴山岩画的符号与西亚原始计数工具》(《明报月刊》1990年10期);考释甲骨文字的《释记时之奇字“臬”与“埶”》(《第二届国际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1933)等。
饶宗颐教授对甲骨学各方面的研究,不光得出一些精彩的结论,还有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如在《如何进一步提高精读甲骨刻辞和认识“卜辞文学”》一文中,饶教授提出了精读甲骨文的方法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从点到面——由一个字扩展到有关这个字的所有句子,加以比勘推敲。二是从线到点——在同一系列同位的、同义词的比较研究,反复查勘确定这一字在上下文的真正义诂。”在《殷代的日祭与日书蠡测——殷礼提纲之一》一文中,结合典籍和新出土的秦简《日书》,总结归纳分析了卜辞中的“諏日”记载,得出“殷代虽无日书之名,而有日书之实”的结论。在《四川纵目人传说与殷代西南地名——解开卜辞奇字“□”之谜》一文中,考证了卜辞中一个旧不识的非常诡异的奇字,并与四川三星堆出土的铜人作比较,进一步探讨了殷代西南的地名和族属。在《殷上甲微作“禓”(傩)考》一文中,则利用典籍和甲骨文,分析了傩在殷代的形态,提出傩肇始于殷,本为殷礼之一的结论。类似以上新颖独创的结论,以上所列著作中不胜枚举,读者可自行参看。
随着三星堆文化的出土,饶宗颐教授将研究视野投向西南,通过几年的苦心研究和思索,为甲骨学研究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他结合典籍和甲骨资料,从纵横两方面对巴蜀文化和地理进行了新的爬梳理董,在甲骨文中找寻出数十个殷代巴蜀地区的方国地名。这一研究是突破性的,打破了以往视卜辞中之方国多位于北方地区之囿见,为殷商文化地理和巴蜀文化地理的研究开辟了新的局面。围绕着这一观点,他先后写成数十篇文章并结集为《殷代西南部族地理——三星堆文化新证》一书。
综合看来,在甲骨学研究方面,饶宗颐教授(号选堂)的贡献足以与甲骨学研究的四位大师,即所谓“甲骨四堂”相并列而成为甲骨学研究史上的“第五堂”。
饶宗颐教授身处喧嚣的香港,能够屏却俗务,潜心学问;孜孜矻矻,矢志不渝,其心灵之纯洁和对学术之挚爱,为学术界树立了典范。评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
古文字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