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事业迎来了发展的春天。研究机构和队伍迅速发展壮大；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和深化，已经形成比较完整的学科体系；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党和国家领导重视和政策扶持；哲学社会科学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仍然存在创新能力不足、科研实力不强和学风等问题。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应做到：调整科研方向和内容，进一步增强社会科学为现实服务的功能；整合科研力量，进一步增强社科研究的实力；不断完善科研管理体制，进一步强化社会科学展的制度保障；改进科研手段和方法，进一步提高社科研究的效率和效果；不断加强学风建设，进一步筑牢道德防线。当前社会科学研究中需要正确处理以下几种关系：正确处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辩证关系；正确处理理论传承与理论创新的辩证关系；正确处理借鉴西方理论与坚持中国特色的辩证关系；正确处理学术研究与理论宣传的辩证关系。
关键词：哲学社会科学；科学发展观；理论创新
中图分类号：C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9)06-0016-05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跨入21世纪以来，由于党和国家对社会科学事业的高度重视，出台了一系列支持社会科学事业发展的政策、措施，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事业获得了巨大发展。在我们看到成绩的同时，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经济全球化的新时代，在我国谋求科学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时期，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面临的一系列新问题、新课题、新挑战，我们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中还存在着这样那样一些不利于科学发展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推动社会科学事业又好又快发展。
一、我国哲学社会哲学研究的现状
1，基本格局
(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机构和队伍迅速发展壮大。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社会科学院系统、高等院校系统、党政部门(包括地方志)系统、党校系统和军队系统组成的五路社科研究大军。2000年已有研究机构2千多个，专职研究人员3万多人，从事教学并参与研究工作的人员有20多万。
(2)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和深化，已经形成比较完整的学科体系。传统的文、史、哲学科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深化、拓展和创新；经济学获得飞速发展；法学、政治学、社会学、人口学、民族学、宗教学、新闻传播学和国际问题研究等学科得到恢复和迅速发展。在河南，全省拥有按国家社科规划办分类划分的16个学科的全部学科，有的领域领先全国，各学科的发展都有坚实的支撑体系和组织机构。在学科研究方面，河南省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区域经济学、逻辑学、古代哲学、古代文学、古代历史、考古学、汉语言文学等方面研究在国内有较大影响。在科研院所设置上，有河南省社科院等专门研究机构。在学科发展的基础上，河南省已初步形成了一批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其中，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原文化研究、区域经济和特色经济研究等在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
(3)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不论是在基础研究方面还是在应用研究方面，各学科的研究都取得了大量成果，发表了大量著作、论文、调研报告。其中不乏传世之精品，推动了各学科研究的创新和发展。
2，党和国家领导重视和政策扶持
(1)领导重视
社会科学的发展繁荣是与党和国家历代领导人对社会科学重要作用的认识分不开的。
邓小平非常关心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事业的恢复和发展。1977年8月，邓小平指出：“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明确阐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的思想。1978年4月22日，他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会议根据他的指示，要求：“高等学校的文、史、哲、社会科学各科，也应该认真制定规划，恢复并新建一批研究所(室)，积极开展社会科学研究，造就一支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和学术队伍。”80年代，邓小平曾指出，“我们已经承认自然科学比外国落伍了，现在也应该承认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就可比的方面说)比外国落后了。必须下定决心，奋起直追”。“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
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高度重视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1991年，江泽民指出，社会科学研究方向正确与否，社会科学发展状况如何，对人们的思想知识和社会道德风尚，对经济建设，对社会稳定和发展，都会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甚至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兴衰和社会主义的命运。在1995年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江泽民再次明确指出，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还对中国社科院的建设给予极大关怀和支持。1991年，中央常委和政治局有关领导听取了中国社科院专家学者对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的意见，江泽民亲自主持座谈会，并作了重要讲话；1994年，江泽民为中国社科院亲笔题词；1999年7月，中央常委听取了中国社科院党组的工作汇报，江泽民作了重要指示，要求一定要把中国社科院办好。江泽民先后于2001年8月、2002年4月、2002年7月在北戴河、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三次就发展哲学社会科学问题发表重要讲话。在北戴河讲话中，江泽民阐明了“四个同样重要”，这就是：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培养高水平的哲学社会科学家与培养高水平的自然科学家同样重要，提高全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素质与提高全民族的自然科学素质同样重要，使用好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与使用好自然科学人才并充分发挥好他们的作用同样重要。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讲话中，他进一步提出了“五个高度重视”，这就是：我们要始终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在治党治国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巨大作用，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高度重视改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条件，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重大课题的攻关，高度重视为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学者们的成就和作用。在中国社科院的讲话中，他又一次明确提出“两个不可替代”：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和理论的双重探索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是一支不可替代的力量。在讲话中江泽民还精辟概括了社会科学的20字职责：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资政育人、服务社会。这三个重要讲话，非常鲜明地突出了哲学社会科学独特的地位和作用。
胡锦涛总书记也非常重视社会科学事业。早在1999年9月，他在首届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颁奖大会上的讲话中，就明确指出：“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二者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同等重要。”并在多次讲话中，就如何发展和繁荣我国的哲学
社会科学提出了指导意见。如2004年5月30日，他在《人民日报》刊文指出：“紧密结合新的实践不断创新，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哲学社会科学需要切实担负起自己的历史责任，瞄准学术发展前沿，打开认识视野，拓展思维空间，既立足当代又继承传统，既立足本国又学习外国，大力推进学术观点创新、学科体系创新和科研方法创新，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
(2)政策扶持
党和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扶持社会科学事业发展的政策措施。1977年，党中央决定在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基础上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这是新形势下有效推动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重大举措。1978年7月，中国人民大学正式恢复。1979年，国家教委高教一司首次设立了文科科研处。1980年5月，国家教委印发了《加强高等学校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意见》，要求积极恢复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心理学、美学、经济管理等中断多年的学科；人口学、民法学、未来学、宗教学、人类学等薄弱和空白的学科要认真创造条件，迎头赶上；要求各院校应建设成教学、科研“双中心”。为创造宽松的学术环境，邓小平重申，要真正实行“双百”方针，要坚持执行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政策。1982年，中共中央转发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座谈会纪要》，并特别指出，各级党委要充分认识到，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今后必须有一个大的发展，没有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要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新局面是不可能的。1983年成立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负责制定社科研究规划。1986年设立了国家社科基金，专门用于资助规划课题。1989年4月，国家教委成立了社会科学司。1994年初，国家教委社科司在南昌召开了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工作会议，作为会议成果的1994年3月国家教委《关于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若干意见》，成为第二次思想解放的里程碑，高校社科研究从此发生了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的重要转向。其后，国家教委又制定了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九五”、“十五”规划及“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1995年，国家教委组织了“全国高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评奖，曾经备受争议的人文社科成果奖成为国家教委“三大奖”之一。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积极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对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对于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增强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有着重要意义。1997年国家教委启动了“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人文社会科学)”。1999年，教育部制定了《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建设计划》。计划从我国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需要出发，按照优化结构、合理布局、突出重点、兼顾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要求，分三年滚动建设100个具有国家级水平的重点研究基地。
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坚持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并重，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提出要“扶持党和国家重要的新闻媒体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
2004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颁发，该意见高度而系统地概括了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阐明了“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和成果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就如何加快中国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可以说，该意见体现了我们党对社会科学重要性认识的升华，是推动全国社会科学事业大发展的纲领性文件。该文件下发后，各地方省委省政府、高等教育部门也都纷纷制定文件，贯彻落实中央文件精神，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2005年，我们国家又专门制定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一32”(2006-2010)规划》，明确了“十一32"’时期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任务。
3，作用发挥
(1)推动了理论创新、经济社会制度创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科理论界围绕着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所有制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法律制度和法律体系、如何深化我国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如何开展并扩大对外开放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探讨，提出了不少新思想新观点新思路。完全可以说，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本身就是新时期社会科学的最重大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饱含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大量心血。从“真理标准大讨论”到“经济改革”大论战，从“姓资”“姓社”的争论，到发展方式的探讨，广大社科工作者倾注了大量心血。人们大概还会记得“吴市场”(吴敬连坚决主张市场经济)“厉股份”(厉以宁主张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这样的学术绰号，这只是中国社科界理论探讨的一个缩影。人们更不会忘记，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每次出台重大的决策和法律，都要广泛征求和听取有关社会科学专家的意见、建议，特别是一些重要法律的起草、制定或修改，本身就是在专家参与下完成的。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论是实践的指南。社会科学的深入研究极大地推动了思想解放、理论创新。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在科学发展观的引领下，在众多有关经济社会改革的社会科学成果的智力支持下，我们国家大胆改革，不断进行各种制度创新，初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了党的领导体制和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从而为经济社会的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坚强的制度保障。
(2)为国家和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决策参考。一个国家、一个地区要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必须有正确的治国方略和正确的发展战略。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先后制定和实施了科教兴国战略、以法治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等，而这些战略的制定和实施，离不开社科界对中国现代化理论、人口理论、产业结构理论、科教兴国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区域协调发展理论、环境保护问题、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等的深入研究探讨，离不开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参与和论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许多专家学者提出的有关发展战略的政策建议被中央和有关部门采纳。许多专家学者积极参与了国家、地区、行业直至企业等发展战略和规划的制定。如复旦大学对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浦东开发的研究，中山大学对珠江三角洲经济社会转型的研究等。
(3)在传承人类文明、弘扬中华文化、提高中国“软实力”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研究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古代史、近现代史和世界史研究，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特别是儒、释、道的文献资料整理和学术研究，经济史、政治
制度史、宗教史、哲学史、城市史、社会生活史等领域的研究，空前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和语言文学调查研究，中国民族关系史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研究，古代汉语、汉字和现代汉语的研究，中国古代文论和现当代文艺理论研究，中国重要历史文献的系统整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研究等等，都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些领域的研究对于弘扬中华民族5000年的优秀文化传统、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促进各民族文化的共同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提高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提高中国的“软实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4)在提高国民综合素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社科理论界始终围绕党的中心工作，通过发表著作、文章，举办会议、讲座，通过社科理论下基层等多种方式多种途径着力开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主流意识形态的研究和宣传工作，着力研究和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研究、解读和宣传国家的法律法规，在全社会进行社科基本知识的宣传普及工作。这些研究宣传，极大地提高了广大党员群众和青少年的思想道德素质，有利于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有利于在解放思想的同时统一思想，坚定人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极大地提高了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政策法制素质和哲学社会科学素质，有利于提高人们运用社科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有利于提高人们依法办事的能力。
4，目前存在的一些共性问题
在看到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同时，我们还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社科研究工作中存在的一些不足和问题，比如：创新能力不足问题。这主要表现为：(1)注释性研究多，创新型研究少。(2)传播性研究多，原创性研究少。(3)理论落后于实践、脱离实际问题依然存在。科研实力不强问题。学风问题。这也是当前社会上议论的热点问题。近年来在学术界存在着一些不良风气。浮躁问题：急功近利，急于求成，沽名钓誉，不愿下苦功，不愿做深入调研，不愿坐冷板凳。剽窃问题：有的教授、导师居然剽窃学生的成果，这方面的例子很多。重数量不重质量问题：从数量看，每年发表的论文、著作不少，但充斥着大量粗制滥造的成果，缺少高质量的精品力作，套用经济学术语，这属于粗放型增长方式。当然，之所以存在这些问题，除了一些社科工作者学风、作风存在问题外，也同我国的科研考核、评价体制存在弊端有关。
二、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
新的时代、新的形势，使我们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同时也为我们社会科学研究提出了许多新任务、新要求。社会科学界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不断开创社会科学研究工作新局面。
1，调整科研方向和内容，进一步增强社会科学为现实服务的功能
一要进一步强化“以人为本”的科研理念。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研究，都是有价值诉求的，都是为人类为社会服务的。“以人为本”既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也应该是社科研究工作的理念。我们要进一步强化“以人为本”的科研理念，强化社科工作者的责任感、使命感、神圣感，把研究解决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最密切的问题、全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看做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二要进一步强化对当前重大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的研究。社会科学研究不能“闭门造车”，不能走人“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怪圈，不能无视或回避当前重大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
2，整合科研力量，进一步增强社科研究的实力
一要整合“五路”大军的科研资源，发挥好各自的优势。“五路”大军在各自的科研方向和内容上，应突出重点、突出特色，形成比较优势，同时，应加强科研合作，形成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格局。
二要搞好社科院建设，发挥好社科院的独特优势。与高等院校、党政部门的科研机构相比，社科院是唯一专门研究社会科学的独立事业单位。社会科学院要面向实际，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围绕实践中提出的重大社会现实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并积极向党和政府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成为政府“用得着、离不开、忘不了”的智囊参谋机构。在这里，我们还要注意地方社科院与国家社科院的区别。2004年中央3号文件指出：“地方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应主要围绕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开展应用对策研究，有条件的可开展有地方特色和区域特色的基础理论研究。”这就是说，地方社科院要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应用研究为主，所进行的基础研究一定要有地方特色和区域特色。
三要搞好学科专业调整，加强重点学科和重点社科基地建设。社科研究机构(包括高校的教学机构)在学科专业设置上，要适时开设社会发展急需的学科专业，适时精减已经过时的社会不太需要的老学科专业；要加强对重点学科的建设，形成各研究机构的比较优势。要加强重点社科研究基地的建设，充分发挥不同地方、机构的人文资源、人才资源、地理位置等优势，在各省、市建设一批重点社科研究基地，形成社会科学生产力的强力增长点。
四要搞好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繁荣发展社会科学事业，人才是关键。要确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理念，积极实施社会科学人才战略。要高度重视社科人才的培养使用，高度重视社科人才队伍建设。要建立健全公正合理的社科人才评聘使用、激励约束机制，通过良好的体制机制培养人才、吸引人才，不断壮大社科研究队伍。要培养和造就一大批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学贯中西的社科专家。要特别注意培养和造就一大批学术功底扎实、创新能力强的青年科研骨干。
3，不断完善科研管理体制，进一步强化社会科学发展的制度保障
一要加大对社会科学的经费投入。政府应逐步加大对社会科学的财政支持力度，尤其是要加大对地方社科院的财政支持力度，并要制度化规范化。
二要建立和完善社科专家参与制度。要建立和完善社科专家参与论证制度，这既是建立现代民主政治，实现政府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需要，也是充分发挥社会科学服务社会、实现社会科学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加快社科成果转化应用的有效途径。要建立党政部门主要领导与专家联系制度。要建立社科专家列席党委政府部门有关重要会议制度。
三要建立和完善社科研究成果的转化应用机制。目前社科研究成果的时效滞后、转化应用速度慢、效益低等问题比较突出。应建立和完善高效的社科成果转化应用机制，使社科成果在产前要符合社会发展需求，产中要符合社会客观实际，产后能迅速转达决策部门或广泛传播于社会，尽快产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4，改进科研手段和方法，进一步提高社科研究的效率和效果
一要注重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社会科学工作者不是“算命先生”，要使我们的研究成果更有针对性、实效性、科学性，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深入社会、深入实际、深入企业、深入社区、深入农村，做深入细致的调
研工作。在调研中发现问题、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在调研中思考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在调研中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
二要运用先进的科研手段、方法。当今时代是高科技时代，互联网的运用也为社科研究提供了先进的手段、方法，从而使一些信息、数据的收集整理范围更广、速度更快。我们要学会运用先进的技术手段、灵活多样的调研方法来服务我们的科研工作，提高科研的效率和效果。
5，不断加强学风建设，进一步筑牢道德防线
一要大力倡导科学精神。倡导科学精神，就是鼓励专家学者不断认识真理，发现真理、发展真理，就是鼓励他们敢于探索、勇于探索、敢于创新、勇于创新，不唯书、不唯上、不媚俗，在尊重客观事实，尊重学术规律和学术规范的前提下，敢于讲真话，敢于发表真知灼见。
二要倡导刻苦钻研、严谨治学的良好学风。社科工作者要树立良好的道德修养，大力弘扬刻苦钻研、严谨治学的良好学风。要集中精力，专心致志，要博学多思，严谨治学。在科研成果的研究、发表、评比过程中，要坚守学术良知和学术道德，不弄虚作假，不急功近利，不以学谋私。
三要加大对学术不端行为的惩治力度。要搞好学风建设，仅靠学者的自律是不够的。要通过制定、实施学术道德规范，加大对学术不端行为的治理力度，不断净化学者心灵，不断净化学术风气。
三、当前社会科学研究中需要正确处理的几种关系
要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又好又快发展，除了在科研方向调整、科研力量整合、科研管理体制改进、科研手段方法创新、学风建设方面下工夫外，在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过程中，还要正确处理好以下几种关系。
第一，正确处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辩证关系
一要大力加强应用对策研究。这是社会科学研究更好地服务社会、服务现实的必然要求、迫切要求。眼下，个别学者存在着重基础研究轻应用研究的思想倾向，总觉得搞基础研究、出书、写文章才是做学问，而个别科研机构也把发表基础研究论著作为考核科研人员成绩的主要标准。这不利于应用研究的发展。要正确认识应用研究在整个人文社科研究格局中特别是在地方社科研究格局中的重要地位，高度重视应用对策研究。要在资金、人才、职称评聘、成果奖励等各方面对从事应用研究的社科工作者予以关注。
二要充分发挥基础研究服务社会和现实的作用。时下有一种错误认识，就是认为基础研究就应该是“阳春白雪”，基础研究成果就应该是“藏之深山、束之高阁、传之名人”，忽视基础研究服务社会、服务现实的作用。事实上，基础研究完全可以通过其特殊途径更好地为现实为社会服务。要加大对基础研究的选题策划力度，选择大家关注关心的基础理论问题；要加大对基础研究成果的宣传、普及；要搞好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对接、转化。
第二，正确处理理论传承与理论创新的辩证关系
一要注意吸收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要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承中华文明；要继承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的思想文化成果，传承人类文明；要继承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传承马克思主义真理。要加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同世界各国的交流与合作，在交流与合作中，大胆学习、借鉴和吸收世界各国、各民族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和一切有益的知识和文化，在交流与合作中，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
二要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在进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加快现代化进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实践中，我们遇到了前所未遇的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迫切需要理论创新。我们一定要在搞好理论传承的同时，结合实践经验，结合不断发展变化着的社会现实，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进程。
第三，正确处理借鉴西方理论与坚持中国特色的辩证关系
一要正确对待西方理论。当今时代是经济全球化时代，国际上各种文化思潮相互激荡，相互交融。实行闭关锁国，把西方的一切理论都当做“洪水猛兽”拒之门外是不科学的，也是不现实的。国际间，各种文化、文明，各种社科知识相互交流学习是历史使然、大势所趋。我们要继续保持对外开放的心态，要在注意坚决抵制西方腐朽、反动的文化思潮侵蚀的同时，大胆学习、借鉴西方一些先进的社科理论。当然，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也要高度警惕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借国际学术交流之机对我国进行“文化渗透”、“文化侵略”、“和平演变”，坚决抵制西方一些反动的、落后的文化思潮对我国意识形态的侵蚀。
二要坚持中国特色。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有着特殊国情的发展大国，任何照抄照搬他国的经验、模式、理论都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革命、建设和发展问题，这已经被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所证实，尤其是被近30年来巨大成就所佐证。中国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相应地，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我们决不能妄自菲薄，更不能言必称西方，我们要在继承和吸收人类一切优秀的思想文化成果的基础上，立足中国实际，放眼世界，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着力创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社科理论体系，着力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影响的社会科学大家，着力提升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国际影响力，着力提升中国学术界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
第四，正确处理学术研究与理论宣传的辩证关系
一要倡导学术自由。学术研究无禁区。不同观点的争鸣是科学发展和繁荣的正常与必然现象。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学术讨论、争鸣或争论，犹如自然科学中的科学实验，是其发展的基本方法、基本规律，是必经之路。因此，在学术研究中我们要继续坚持和贯彻“双百方针”，创造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鼓励专家学者自由探讨、自由争论。要鼓励专家学者通过深入的学术研究推进理论不断创新，大胆发表那些已经成熟或比较成熟的理论成果。
二要遵守宣传纪律。在进行理论宣传时，要强化政治意识和大局意识，遵守宣传纪律。在刊发、发表容易给社会带来重大影响、对人们的思想产生巨大冲击的理论文章或观点见解时，要与党和政府的正确决策保持一致，要有利于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和对群众思想情绪的积极引导，要做到帮忙而不添乱、释惑而不增疑、疏导而不误导。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吴树青，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2005)[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