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我之我
一个人不在乎与别人活得一样，也不在乎与别人活得不一样，便有了真正的自由。我记得方方曾经写得很俏皮，动笔就密植刻薄话。她也能玩魔幻，跳大神似的兴云布雨以假乱真。
读者鼓掌要她再来一个的时候，她却早已卸装。她似乎没想到要按照读者和批评家的订货单，保质保量地信守什么风格，不负众望地坚持住名牌造型，永远沐浴在聚光灯下。
洞明之人永远是有啥就说啥，想啥就写啥。近几年，“新写实”小说瞩目于中国文坛，方方又被誉为这一潮流的代表性人物之一，成了读者须重新认识的一张面孔。说实话，“新写实”的名目有点缺乏含义，这顶帽子不能套住各种各样的脑袋，即便补上“生活流”“后现代”“生态小说”之类缀饰，尺寸还是过于宽大，不成其为帽子。不过，方方应该由此而感到高兴。当批评家没法从前人的帽店中挑出合适她的一顶，这证明她已经有点不伦不类。 超群者不伦，独特者不类。批评家为难之日，常常是小说家成功之时——创造的性灵已高高 飞扬在批评框架之外。
其实，方方的近作很容易理解，只是容易到了有点难的地步。可以想象她动笔时毫无竞技心态，喂过孩子洗过碗筷之后，把近旁的什么随便瞥上一眼，拿起笔就写。她就近取材，不避庸常，特别能体会小人物的物质性困窘，也不轻率许诺精神的拯救，其作品散发着俗世的体温，能使读者们联想到自己的邻居、同事、亲朋及自己。文学与生活已没有界限，就像某些后现代艺术家，能使往后的观众把任何平凡琐屑之物都疑为艺术展品。她力图避开任何理性的价值判断，取消任何创世启蒙的隐喻象征，面对沾泥带土的生活原态，面对亦善亦恶亦荣亦耻亦喜亦悲的混沌太极，她与读者一道，没法借助既有观念来读解这些再熟悉不过的经验，也就把理解力逼到了死角。“这有什么意义呢？”《桃花灿烂》中星子的一句话足以问倒古今哲人。
好的小说总是像生活一样，具有不可究诘的丰富、完整、强大，从而迫使人的理解力一次次死里求生。方方的近作似乎也没有什么高新技术，只能使某些热衷于形式的批评家含糊其辞。她像个群众文化工作者，使用公共化的语言，平易近人直截了当的方式，既是俗事便干脆俗说。她的故事是步行，实用，耐久，自然，便于把读者引向各种视角和各种景观，出入往返十分自由。这种叙述显然不是狐步、蹉步、太空步，没法让读者惊心动魄并盯住局部细看。这有什么不好吗？据说现代人主张创作主体的强化，作者应该成为作品真正的主角，重要的不是“说什么”而是“怎么说”，最好的内容应化作形式……这些当然是十分益智的见解，被我多次热烈拥护。不过，还有另一条见解现在很少有人说，也是应该好好说的。那就是，最好的形式应该化作内容，最好的“怎么说”应该化作“说什么”，最好的作者应该在他们的叙述对象里悄悄消失，从而达到“无我”之境。
无我便是大我。古人的《史记》《荷马史诗》等多是无我亦即大我的作品，以其天真朴素的气象，奠定人类心灵的基石。换句话说，无我之我，说到底不是技巧，而是一种态度。它意味着不造作，不欺世，不哗众取宠。它意味着作者不论肤浅与否，聪慧与否，他们留给这个世界的是一种诚实的声音。当越来越多的面孔变成谎言的时候，诚实是上帝伸向我们的援手，是一切艺术最可靠的出发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方方像其他优秀作家一样，不属于任何文学流派，只属于他们自己的心魂。
（此文为英文版《方方中短篇小说集》序，中国文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
一个有生命的萝卜
我与张柠还没见过面，只是看过他几篇批评文章，又因为《天涯》一篇文稿的关系，与他有过一两次电话的交谈。老实说，对于他的研究，我还不具备评价的资格。他的很多阐述在我的知识范围之外，他的博学常令我惊异。从我已读到的有限几篇文章来看，这位批评家至少已经配置了结构主义的、历史主义的、存在主义的、东方神秘主义的（如佛学与易经）等多种批评方法，学接今古，识涉中西，理法操演不拘一格。对多种知识资源的汲纳和占有，使他的批评总是不时洞开文明史的纵深空间，接引读者与人类的智慧相遇。
更使我感兴趣的是，作者似乎并不执迷于方法，在使用这种或那种方法时，表现出了应有的审慎。他不是方法的仆役、发烧友或者宣传推广机构，一方面是大胆运用各种方法，另一方面则较为注意特定方法对于特定批评对象的适用性，眼药水不会抹在脚上。他也明白方法的局限，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解读可以从多个不同的角度进行”，他的批评“不过是众多互文的一种”。这种实践者的通达当然赢得了我的信任——因为看破了方法之短，所以最有可能用好方法之长。
二十世纪从独断论之下解放出来，加上文化资本的超常膨胀，一串串的新主义、新学派、新方法正从学院里涌现出来，让人目不暇接。随手捞上一个作家，都可以变成课题，然后养活几个文学教授。随便摘取文学作品中的一只蝴蝶、一纸病历，或者两个特异的修辞句型，也足以让某些批评家展开言之凿凿的逻辑体系和话语空间，在学术讲坛上建构流派。这是一个众声喧沸的时代，方法辈出和方法超产的时代。照理说，方法没有什么不好。方法是以逻辑组结起来的知识体系，既是认识的成果，也是认识进一步逼近事物真相的手段。没有相应的方法，我们如何能够检测出萝卜里面的维生素？没有其他方法，我们如何知道萝卜里面还有糖？还有氨基酸？还有水？还有空气？对文学的深度分析就是这样展开的。但问题的另一方面在于，文学是这样一种萝卜，并不是萝卜中各种成分简单的相加，更不仅仅是其中的某一种成分。测出维生素固然很重要，但维生素这东西萝卜里面有，白菜里面同样有，而且臭烘烘的垃圾里面也会有。执迷者最常见的错误，就是“维生素主义”治天下，于是杰作与垃圾无从区别，真前卫与仿前卫成了一回事，优质解构与蹩脚解构成了一回事。他们甚至会把根本不会写小说的人，把最可笑的学生腔，也当作文学的流行品牌，来印证自己方法的胜利。
由此可见，批评的方法并不能等于批评。批评的方法载舟覆舟，即便是最高明的方法，也有它的边界，也有它的陷阱，弄不好就有可能使批评离艺术更远。批评最重要的功能是知心见性，是美的发现。在这一点上，万法同宗，批评家也许更需要倚重于他自己用来创造、选择、运用、超越乃至扬弃各种方法的生命感受。这种感受是他们与作品最本质的相互关切。张柠潜心于他的作品论，并且说过，他对忽略“文学性”的批评抱有警惕，也不赞成“用不合国情的西方术语来强说”中国的作品。我不知道他这些说法的全部具体所指，但我相信他正在获得一种驾驭方法的眼界和能力，正在保护和复活理法中的智慧，器识中的性情，方便多门之下精神的无限丰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