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下文简称《教程》)和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问世后,在文学界掀起轩然大波。陈思和的《教程》创作特色是重视作品,重视潜在写作的重要性。而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选取的书写角度不是文学的历史，而是“历史”中的文学。在笔者看来,这两部显示了作者创作个性的文学史,并不适合作为教材,但对于后来的研究者却不失为一个好的借鉴。
关键词：陈思和 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 洪子诚 中国当代文学史 缺憾
近年来，关于当代文学史的著作可称得上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在陈思和主编的《教程》和洪子诚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两部著作问世后，文学界掀起轩然大波，不少评论家断言这两部著作将引领新世纪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潮流。诚然，这么多年过去了，两部著作的社会地位依旧高居不下。然而独具特色的创作个性是他们成功之处，实际也是失败之处，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一、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用作品阐释文学史
1999年，陈思和实践了自己“重写文学史”的口号，随着他主编的《教程》的出版，人们看到了一部有独特创作个性的文学史著作。
1、注重文学作品 力求区别以文学作品为主型的的文学史与以文学史知识为主型的文学史的不同着眼点和编写角度是其第一个创作特点。该教材强调的是通过作品阐释文学史，作品是反映时代的一面镜子，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所以研究文学史必须与具体的文学作品相联系，脱离作品的文学史研究就是纸上谈兵，是不实际的。纵观陈思和的这本著作，从章节编写可以看出其重心放在了对作品的解读上。如第一章讲到胡风，他没有像其他文学史用大量的篇幅去介绍 “胡风”事件，只在第一节中稍作介绍，第二节便引入胡风的政治抒情长诗《时间开始了》，通过对作品的解读，让读者了解到尽管胡风在上个世纪40年代与一些文艺政策发生冲突，但他仍是把新生政权看作是自己奋斗的目标和理想，但如此一个人却在1955年被打成右派，命运的前后出现一种鲜明的对照，吸引着读者进一步了解历史的好奇心。这样的编写特点，向读者提出了问题，指引着读者去更深入地阅读一些有关于这方面的著作，从而达到了让读者真正了解文学史的目的，不失为编写文学史的一个好的借鉴。
2、文学创作整体观 打破以往文学史一元化的整合视角，以共时性的文学创作为轴心，构筑新的文学创作整体观，注意到同一时代的潜在写作，而不是一味的追随时代的主流作品是其创作的第二个特点。诚然，潜在写作是一种存在形式，这些作品不管你是否关注，它们都是一种现实存在，而这种存在也是对当时那个时代的反应，或许这种潜在的作品比那些公开出版的作品更能说明一些问题，通过关注这些作品使我们对文学史的研究更加完善。就像陈思和所说的：“尽管它们没有公开发表因而也没有产生客观影响，但是同样反映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严肃思考，是那个时代精神现象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有机组成。”“重视这种已经存在的文学现象，才能真正展示时代精神的丰富性与多元性；文学史著作研究潜在写作现象，也同样还原某些特殊时代的文学的丰富性与多元性为目的。”[1]第一章中沈从文的随笔《五月卅下十点北平宿舍》，这在一般文学史上看不到，然而它对于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文学史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如同当年鲁迅的《狂人日记》对于现代文学的影响。
3、对作品的多义性诠释 通过对文学作品的多义性的诠释，使文学史观念达到内在的统一性是其创作的第三个特点。对作品进行多样化的阐释，有利于读者思维开阔，获得开放式的解读思路，从而对作品有一个更加深入的、全方位的了解。文学价值在历史长河中是不断变化的，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正如韦勒克所说“一部个别的艺术作品在历史进程中不是一直保持不变的。”[2]当时反响很好的作品，现在来看未必就是一部好作品，而当时被弃置于角落的，在今天看来却又是意义非凡的，原因是这些作品与当时的政治背景、时代主潮有关。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作家的创作是在国家意志的笼罩下进行的，为一些错误的路线歌功颂德，在当时风靡的作品，现在好像已没有读的必要了。但是有一些作品虽说内容上已经没有存在的 价值，在艺术上还是值得一看的。如李凖的小说《李双双小传》歌颂大跃进，当时备受欢迎，但拍摄电影时，大跃进大势已去，作者就借用了民间喜剧艺术“二人转”等形式，使这部被“时代主潮”所嘲弄的文学作品生发出新的艺术生命力。
二、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评述“重点”，“历史”阐释
同年，当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出版时，许多研究者也这样感叹：这本书标志着当代文学终于“有史了”。其成功之处就在于：“他写的是接近于‘历史’中的文学，而不是文学‘本身’的历史。”[3]这样的文学史意识，在以往的作家中很少见。堪称“‘重写文学史’的重要收获”。[4]
1、对“重点”进行评述 洪子诚在选择评述对象时，选择的主要是重要的作家作品和重要的文学运动、文学现象。在文学作品的选择上，“‘审美尺度’，即对作品的‘独特经验’和表达上的‘独创性’，仍首先被考虑。”但“又不一贯的坚持这种尺度。某些‘生成’于当代的重要的文学现象、艺术形态、理论模式”，“也会得到应有的关注”。所以他的文学史对于“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等重要部分有详细的描写，毕竟这两部分在当代文学史里占很大的比重。从具体的编写角度看，各章节的评述对象都是围绕某一特定的主题放在一起的，有些文学作品、文学现象并不是只在一章中出现，在其他章节中也会提到，从不同的层面加以评述，从而从整体上看起来更加完整。但洪子诚并不主张“全面”、“详尽”，所以只是抓住某些典型的重点作品进行评述。这些“重点”的评述，更能反映文学史的本质的东西。在文学样式的选择上，洪子诚以传统的诗歌、小说、戏剧、散文为主，其他的文学样式很少提到，如若提到，只能说明其影响较大，是文学“经典”，写文学史就不能对其置之不理。对于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亦是如此。洪子诚自述其对“经典”的处理：“在文学‘经典’的问题上，我在处理上的变化，主要是关注点上的一些转移，也就是从去评判哪些作品能成为‘经典’（有价值的作品），转移到去解释这些作品当时为何能被确立为‘经典’。”[5]总之，洪子诚在文学史的编纂上，试图用“重点”来归纳文学现象，这与陈思和的编写特点刚好相反。
2、“靠近”历史 洪子诚在编写这部著作时对文学作品、文学现象、文学运动的选择与处理，体现了编写者的文学史观和价值评价尺度，与其他文学史著作不同的是，洪子诚的文学史对这些评述对象不是单纯的予以评价，而是努力将这些需要研究的问题“放回”到原有的“历史情境”中去。也就是说，他不只是对这些评述对象进行分析描述，还会对产生这些文学现象，文学形态等条件进行展示，为读者提供这些情境和条件，以增加我们“靠近”历史的可能性。就像他自己说的：“‘当代文学’既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就是‘当代文学’罢了。”[6]所以他尽量的避开一些个人的评价，注意与“当代文学”保持一定的距离。在这一点上，洪子诚运用了知识考古学这一文学史观念，以考古学的方法梳理人类知识的历史，把历史知识呈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能更好地理解作品及文学现象等一系列问题。
三、两部文学史的优点——也是缺憾
两部著作问世后，各大高校纷纷采用这两本著作作为自己的教材，南方高校以陈思和的文学史教程为主，洪子诚的文学史则占领了北方高校。在笔者看来,我们不能否认这两部文学史都有自己的创作个性，这是它们的优点，但同时也成为不能作为教材的缺憾。因为教材面对的对象是广大的学生，要满足广大学生学习的基本要求，就要有一个编写的共性追求，只考虑到自己的创作个性而忽视了共性，势必会带来一些问题。陈思和的文学史教材引入民间理念，注重潜在写作，专挑一些别人都没有注意到的作品进行文学史的阐述，看似新颖，但却忽略了那些重要的“经典”作品的描述，而这些“经典”对于初学当代文学史的学生来说，是不可忽略的，没有对“经典”的了解，其学到的关于当代文学史的知识是肤浅的，而且也不利于学生考研，所以作为教材，这部著作并不是太恰当。而用洪子诚的文学史做教材，也有其不合理之处，他的文学史概括性强，理论性高，对教师的讲解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困扰，在讲解之前要做很多的补充工作，而作为初学者，要想通过此书进行自学的话，更是难上加难。所以说，这两部文学史要作为教材，显然是不太合适的，而作为研究当代文学史的专著来说，它们是成功的，因为它们丰富了人们研究当代文学史的资料，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填补了一些空白。
结语
文学史有很多书写方式，但“每一种方式都非尽善尽美，甚至互相之间也有抵牾。但其在文学史建构模式上所体现出的探索意识，却颇能显示上世纪末以来的多方面成绩。把它们综合在一起，足以显示出当代文学史撰写在实践过程中走向多元的趋势……它们每一种模式的优劣得失，不都将是后来者有益的借鉴吗？”[7]
参考文献:
[1]陈思和.试论当代文学史（1949—1976）的“潜在写作”[M].文学评论,1999,(6)
[2]韦勒克.文学理论[M].江苏：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303.
[3]侯桂新.洪子诚与当代文学史写作的主体性[M].南方文坛.2009,(6)，50.
[4]宋遂良.“重写文学史”的重要收获——读两部新版文学史[J]. 南方文坛. 2000, (1).
[5][6]贺桂梅.穿越当代的文学史写作——洪子诚教授访谈录.[J].文艺研究,2010,(6):65-75.
[7]姚晓雷.当代文学史写作探索刍议[J]. 文学评论.2004,(2):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