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文献学是学术研究过程中获得行文立论的基础——文献资料的有效工具，而义理、考据、辞章，则是行文理论的理路，对于学术研究而言，二者是一个整体，缺一不可。对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而言，整合二者，使工具和理路都能充分发挥各自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关键词】文献学；义理；考据；辞章；工具；理路
中国哲学史的研究离不开对古典文献资料的收集、辨伪和整理，而如何获得资料，如何辨别材料真伪，对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文献学则正是这样一个获得资料的可靠工具。当然，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并不等同与文献学的研究，资料的获得只是研究的基础，而如何形成研究的成果，却需要依照一定的理路对资料进行加工整理，即要使文献资料成为文章立论的依据，以辞章来组织材料，以义理来统领文章，即是要协调好考据、辞章和义理三者的关系，使之成为一个整体。显然，文献学和义理、考据、辞章对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在二者关系上，文献学和义理、考据、辞章有相近之处，但又有根本不同。就学科分类而言，义理、辞章、考据三者并非独立的学科，只是桐城派三位一体的论学论文术语，是立论成文的理路。姚鼐提出了义理、考证（考据）、文章（辞章）三者相统一的观点，这种义理、考据、辞章相统一包含了三层意思：一是三者作为构成“学问”、“文章”的一部分，各有存在的需要和价值，不可偏废；二是三者应该互相吸收和补充，以使各自更加丰富和完善；三是三者的关系是有层次的，“义理为干，而后文有所附，考据有所归”（王先谦《续古文辞类纂序》）。而文献学则是一门综合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文字学、训诂学、考古学、史料学、方志学、档案学等学科交叉而构成的学问，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有其独特的研究内容和方法。显然，文献学与姚鼐所提出的考据、义理、辞章中的考据有相近之处，但并不等同。从现代意义上讲考据指的是人文学术研究中的实证性研究方式，如校勘、考证、释义、定量分析与统计、中西比较等语言文献研究方法。这种实证性研究方法强调用证据和材料立论，要言之凿凿，言之有据，实是对学术研究中材料的收集、整理、辨伪、取舍，以及在此基础上立论的方法，是为学术研究，撰写学术文章，形成理论服务的。而文献学则是一门综合了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文字学、训诂学、考古学、史料学、方志学、档案学等学科交叉而构成的学问。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文献学实际上是以考证典籍源流为核心内容的中国古典文献学。而现代文献学，还研究现代文献及其规律，同时借鉴和吸收西方国家文献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特别是计量学方法，丰富了文献学的内容。对于专门研究、整理文献的学者而言，文献本身就是研究的对象，文献学就是一门学科，而对于非文献学专业的学者而言，文獻学则是获得一手的、详实的资料，并对资料进行一定的加工取舍的工具。
对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而言，文献学和义理、考据、辞章是分属两个层面，但又密不可的工具和理路的关系。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是一门特殊的学问，它既是对史的研究，因而离不开对文献的收集、辨伪、整理，又是对哲学的研究，因而文献只能是基础性的、资料性的而非研究的目的和对象，需要在文献的基础上得以升华，形成哲学理路。从中国哲学研究的角度来看，文献学的功底，义理、考据、辞章三位一体的为学理路二者缺一不可，前者是为学的基础，后者是形成成果的理路，具体而言，二者对中国哲学研究的作用及关系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文献学的学习有利于加强学者为学求理的史料功底。中国哲学史的研究离不开对古典文献收集整理，而中国古典哲学文献学则为我们如何知书、求书、治书（或用书、读书），并进一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清〕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附校雠通义》卷一叙，中华书局校注本，1985年，第945页），从而在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快捷、准确的找到详实的文献资料提供方法。
（二）对史料文献的辞章、义理的梳理、辨析，有利于对史料文献的考证、辨伪。在文献资料的考证过程中，往往有一些文献资料其真实性缺乏有效的佐证，其真伪往往难以判断，从文献的义理和辞章来判断其真伪就成了一个有效的途径。
（三）文献的引用、结论的得出，也应当从文章的义理、辞章层面作通篇的考量，以免断章取义。行文是一个整体，作者的意图的表达往往是从通篇的角度来体现，对文献的引用如果不从义理、辞章的角度做整体的考量，难免会造成对作者意图的误解，乃至曲解，使研究误入歧途。
（四）对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而言，文献资料是行文立论的基础，从这个角度讲，任何结论的得出应当是在文献的整理的基础之上得出的。因而，文献学知识和方法的训练对研究中国哲学史而言是必须的，这种训练有利于提高对资料的收集和整理的能力，提高学术研究的效率以及培养求真求实学术作风。但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毕竟不同于文献学的研究，文献的收集、考证、整理并不是其研究的归宿，只是以文献学的方法作为获得资料的工具，这种对文献的收集应当是带有目的性的，是以行文的义理为统帅的，对材料的使用是以行文的辞章来构架的，否则就会偏离了研究的本意，而成了纯文献学的研究了。
总而言之，对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而言，文献学有着特殊的意义，它是我们获得详实、可靠的文献资料的有效工具，是哲学史研究的基础。义理、考据、辞章则是研究形成理论成果的理路，没有这一理路的驾驭，文献资料则会成为一盘散沙，说明不了任何问题。而这一理路应用，则是建立在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的，否则就会成为空中楼阁，失去学术研究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杜泽逊.文献学概要[M].北京：中华书局，2001.
[2] 余嘉锡.目录学发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作者简介：周桂英（1977- ），女，西安文理学院思政部讲师；刘晨（1976- ），西安外事学院思政部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