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西方“马克思学”；学术性；意识形态；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学”
[摘要]西方“马克思学”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下产生的特殊的学术思潮，它在国外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并且在近期影响到了国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这一思潮虽然一再强调其研究方法的“中立性”和“科学性”，但是，从它的研究的主题观点、研究的主体、研究的范式及其实际影响等方面来看，明显具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特征。因而，笔者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必须坚持正确的取向，处理好与西方“马克思学”和“马克思学”的关系。
[中图分类号]B0—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09)07—0039—06
西方“马克思学”作为一种重要的学术思潮在国外曾经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在国内学术界，近期也出现了“西方马克思学”的相关回音和余震。中国学界的“马克思学”研究从早期对西方“马克思学”的贴标签式的简单否定，到早些年开始的逐渐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已经取得了较大的成果，并且，在此基础上近期还有学者提出建立中国的“马克思学”，这应该说是学术研究的发展和进步。但是，在这个从对西方“马克思学”进行简单的否定到提出要建立中国的“马克思学”的过程和背景下，我们有必要对西方“马克思学”的本质属性、“马克思学”式的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研究之间的关系、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取向等问题有一个明确的认识，以使相关研究能够健康发展。本文试图就相关问题发表一些浅见。
一、西方“马克思学”的历史发生学逻辑及其影响
西方“马克思学”是20世纪马克思、恩格斯理解史上的一种独特学术思潮，它以研究方法的“中立性”和“科学性”而自诩，并且，这一“中立”和“科学”的显性形象在近期已经影响到了国内学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鉴于此，有必要对西方“马克思学”的理论特征和实质，做一个正本清源的研究。据国内相关学者考证，“马克思学”一词是由苏联学者梁赞诺夫首先使用的，后来在西方学术界吕贝尔也使用了这个术语。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苏联的“马克思学”研究并没有得到普遍的承认，也没有产生多少实质性的影响，真正得到承认、得到广泛传播并产生较深远影响的是西方“马克思学”，因而，不管是在形式上还是在实质上，“马克思学”就是以西方“马克思学”的面貌而在场的。因此，我们对“马克思学”的正本清源也就实际上成为了对西方“马克思学”的历史发展逻辑的揭示和重现。
从历史发生学的角度来看，西方“马克思学”大体经历了兴起、演化和衰变这样一个历史过程。其中的每一个环节都与一定的历史条件紧密相关。正如有学者已经指出的，“西方‘马克思学’的发生、发展实际上是20世纪上半叶马克思主义内部四种主要思潮长期相互碰撞、斗争、对话、融合，而后在西方学院话语体系中与自由主义者等主流意识形态发生混响的结果”。这四种作为西方“马克思学”产生和发展的重要背景和思想支援的思潮主要包括：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第三国际和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和托洛茨基主义的传统。具体而言，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虽然没有在政治上掌权，但是一直以来却是欧洲“左”派政治的主流，并构成了欧洲“左”派的主流理论图景，培养了一大批学院派的“左”派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马克思学”学者；而第三国际和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特别是列宁、斯大林的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则是西方“马克思学”的加负号的资源背景，也是其批判对象，西方“马克思学”的研究目的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在批判第三国际和苏联的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主义的传统，批判其以意识形态来裁剪文本的做法；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学院化的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形式上都对西方“马克思学”起到了启蒙的作用，很多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论域和观点成为了西方“马克思学”进一步研究的起点，有的更是被部分西方“马克思学”学者用来攻击和解构马克思主义；而托洛茨基主义则是一大批西方“马克思学”学者的重要理论背景和政治背景，托洛茨基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特别是其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对西方“马克思学”学者产生了很强的吸引力。
具体而言，西方“马克思学”从兴起至今，大体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西方“马克思学”的隐性孕育时期，大体为“一战”结束到1956年。在这一阶段是关于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对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和攻击开始在学院里初露端倪，如早期胡克的《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解》(1933)和《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卡尔·马克思的思想发展》(1936)以及早期伯林的《卡尔·马克思的生活与环境》(1939)等。当然，这一阶段中，也不乏资产阶级和右派学者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和攻击，特别是二战以后，社会主义取得了重大胜利，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迅速的扩展，使得一些资产阶级学者开始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以攻击之。事实上这种歪曲和攻击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存在着，只是歪曲和攻击的形式在不断更新和变化而已。在这一阶段上，有关马克思的研究还不是一门显学，有关争论还没有达及理论和政治意识形态斗争的风口浪尖。
第二个阶段则是西方“马克思学”开始走红成为显学的时期。苏共二十大揭露了斯大林和苏联的一些问题，之后，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创造性地思考马克思主义，认真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和文本。这同时也激起了资产阶级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和现实社会主义的研究兴趣，他们认为只要揭示出苏联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不一致就可以从理论上来否定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这样一来，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研究就具有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价值。他们利用这种研究来攻击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用“严肃研究”和“客观评价”的态度来歪曲和伪造马克思主义，企图从内部瓦解马克思主义。这一阶段大体到1970年，也正是在这个时期西方“马克思学”一词由吕贝尔提出并得以流行的。
第三个阶段则是“马克思学”研究国际化、影响不断扩大的过程。“马克思学”被国人所知也开始于这一阶段。这大体为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初。这一阶段由于“反恩格斯提纲”事件，西方“马克思学”成为了人们关注的对象，促成了西方马克思学的传播和发展。同时部分西方“马克思学”学者开始主张重读马克思的原著，出版了大量研究著作，西方“马克思学”的影响也进一步扩大。也正是在这一阶段，西方“马克思学”被初次介绍到中国，并且作为资产阶级的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而被国内学者所否定，成为了批判的对象。
从20世纪90年代初直到近期则是西方“马克思学”在西方的消退时期，这一时期主要是由于冷战的结束和意识形态斗争方式的转变而使西方
“马克思学”逐渐失去了其意识形态斗争工具的作用，在“意识形态终结”和“零度意识形态”等政治宣传的影响下，人们的视线开始逐步远离意识形态斗争，因而西方“马克思学”研究开始重新返回书斋，很多研究者也开始改弦易帜，理论的关注点和研究的问题域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当然，也还有一小部分学者在继续着“马克思学”的研究，并有一部分加入了MEGA2的编辑工作，致使MEGA2的成果明显带有了西方“马克思学”印记。
西方“马克思学”在西方虽然开始淡出理论和政治斗争的主导战场，但是却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响起了一定程度的回音。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开始摆脱苏联的教科书和强意识形态模式；另一方面也是MEGA出版编辑研究的影响，中国学界开始改变了对西方“马克思学”完全否定的态度，部分学者通过认真的研究开始客观、公正地对待和评价西方“马克思学”及其研究的成果和问题，发表了一批十分有意义和价值的文章和著作。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另外一种值得深思的现象，即有部分学者在对待西方“马克思学”的问题上，从原来的无视或者完全否定一下子跳到了另一个极端，变成了“马克思学”学者，成为其“科学性”和“中立”方法的坚定的拥护者。这就需要我们对西方“马克思学”的实质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二、西方“马克思学”：科学抑或意识形态
一般而言，西方“马克思学”是特指一种没有学派边界的研究风格，它以“马克思”(“恩格斯”)为特殊的、专门的研究对象，并试图把马克思客观化，这样就给人一种对马克思进行“客观”“科学”研究的形象。但是基于对西方“马克思学”的历史发生学的考察，熟悉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者不仅会产生疑问：为什么在西方“马克思学”当红的阶段——当然这也是国人初识西方“马克思学”的阶段——国内学者却几乎一致地给它贴上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标签，而在它趋于衰退、消亡的阶段，国内学者却提出来要建立中国的“马克思学”呢?西方“马克思学”到底是“科学”还是“意识形态”呢?抑或兼而有之?我们应该怎样对待“马克思学”的研究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从西方“马克思学”的研究特色和方法、对象和主题、范式、主体等角度来对此做一解析。
首先，就西方“马克思学”的研究特色和方法而言，西方“马克思学”的研究有很多特色，但其中比较突出的一点就是标榜这种研究的“中立性”和“客观”“科学性”，即“非意识形态性”，这主要是基于这种研究所使用的方法，即“文本学”和“文献学”的方法。要说明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对所谓的“文献学”和“文本学”的方法做一个分析和说明。文献学的方法主要注重的是对文献的考据和考证，包括对文献的真伪的考证、文献的年代、文献的具体字句甚至符号的考证、多个文献的先后顺序等等的考证，当然还包括其他方方面面的考证和编撰。这样一种文献学研究是一种最为基础的工作，比较烦琐，但却是十分重要的。对于基于文献而进行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这种工作是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也就是说，文献学研究本身并不对文献的思想本身进行研究。这看似一种科学的、中立的方法。而“文本学”的方法则与文献学的方法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基于文献学的考证，但有不拘泥于文献考证的结论，它是在文献学基础上的对文献思想、逻辑等方面内容本身的研究，这种研究肯定是带有或强或弱的意识形态性的。就西方“马克思学”的相关考证和研究而言，既有文献学的考证和研究，也有文本学的研究，大多数文本学研究的结论都与相关的文献学研究有关。但是，有很大一部分建立在“科学”的文献学研究基础上的研究结论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指向，很多直接是为反马克思主义服务的。因而对于西方“马克思学”建立在文献学的“中立”“科学”基础上的研究特点，我们要有清楚的认识，不能被表象所迷惑，因为科学的方法是可以用来为意识形态服务的。西方“马克思学”作为一个整体产生较大影响的就是那些带有明显意识形态倾向的研究结论。因而“方法”是方法，结论是结论，不要把两者混淆和等同。
其次，就研究的对象和研究主题而言，西方“马克思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一些扩展性的对象，如列宁等。与其研究对象相关，在研究主题中产生过主要影响的有“两个马克思论”、“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列宁和马克思对立论”、“马克思恩格斯同质论和差异论”等等。这样一些论点和研究主题，确实是建立在对文献和文本研究基础上的，也确实有不少可陈之处，但是其意识形态性和故意歪曲、夸大的现象是明显的事实。这些研究论题和结果，使得不少西方“马克思学”的研究在基于文献基础上的“客观研究”的幌子之下贩卖意识形态。同时有些较为客观的研究也由于猎奇心理的影响而被夸大并为意识形态斗争所利用。这就在客观上使西方“马克思学”的研究始终被笼罩在意识形态之中。
第三，就西方“马克思学”的研究范式而言，它也不但没有脱离意识形态，反而如有学者已经指出的，它在对马克思的研究上制造了一个“比它所批判的‘教条主义’更加精致和复杂的神话”，这就是“学院化”的神话。“马克思学”把马克思主义压抑为学院化的研究，也就是说，这种研究解除了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更解除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特别是第二国际以来的革命实践之间的关系，这样一种研究就成为学院化的知识分子的自得其乐的自言自语。当然，在政治意识形态斗争的时代这种研究的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解释的话语权的争夺。西方“马克思学”学者的研究充当了否定现实社会主义特别是苏联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的合法性理论工具。
第四，我们还可以从西方“马克思学”的研究主体这个角度窥见问题的端倪。大体而言，西方马克思学的研究主体包括以下两类：第一类研究者是明显具有官方和半官方性质的，他们研究“马克思学”的目的是十分明确的，即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歪曲和攻击。他们在研究马克思的旗号下，歪曲、篡改马克思主义，达到反马克思主义的目的。第二类研究者虽然没有官方和半官方的背景，他们研究马克思的目的也不是直接攻击和歪曲马克思主义，但是由于自身的理论志趣和理论立场而使这类研究往往倾向于把自己“油炸”过的马克思当作是马克思的原形，这样就会出现类似于“人道主义版”的马克思、“科学主义版的马克思”等，与之相关，马克思主义也就只能是经过其“油炸”过的马克思主义。因而，总的来说，即使西方“马克思学”的研究主体并不是完全戴着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来看待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但正如有学者已经明确指出的，西方“马克思学”“只能是指非马克思主义者，甚至是资产阶级学者对马克思(包括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从上述分析可以得知，苏联“教科书式”的“教条式”的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固然是非
科学的、不可取的，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作为其对立面而出现的西方“马克思学”研究却也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即以“科学性”和“中立性”掩盖了其意识形态性。因为文献学的研究方法即使是“科学的”、“中立的”，它也只能是一种基础性的工具而已，建立其上的结论并不会因为是基于文献学的研究就一定是科学的。因而，我们在进行马克思研究以及相关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时，既要反对忽视文献学的方法和成果闭门造车的情况，又要避免把文献学的科学性、中立性与建立其上对思想本身研究的成果的科学性直接等同的情况。当然，这还不够，我们必须要明确的还有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即“马克思学”的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关系问题，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取向问题。
三、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取向
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曾经是苏联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中国版”，具体表现为典型的“教科书模式”和“以原理裁剪文本和思想”。随着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自主意识的增强，国内学界开始反思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模式和西方“马克思学”的模式，并对这两者都提出了十分有益的见解，在相关的研究和建设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是，在前进的道路上问题和困惑也同样存在。当前学术界关注的比较多的“马克思学”问题即是其中之一。就当前的情况而言，其实质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方法和取向问题。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确立一个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意识和模式，如何正确看待苏联的模式和“马克思学”的模式，是不是从苏联的强意识形态的铁幕中挣脱出来后就一头栽进以“科学性”、“客观性?和“中立性”自诩的(西方)“马克思学”的怀抱呢?这需要我们认真对待。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西方“马克思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关系。这一问题，国内已经有共识性的结论，西方“马克思学”研究具有强烈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性，它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这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西方“马克思学”作为一种研究风格，它本身就具有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性。他们对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研究是经院式的，从而生造出诸如“两个马克思”、“恩格斯反对马克思”、“马克思反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等奇谈怪论。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是对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实际理解和运用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第二，正如有学者明确指出的，“‘马克思学’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强烈的对抗性”。特别是少数能量颇大、带有官方背景的马克思学家，他们的研究带有明确的意识形态目的。他们要“以共产主义之道还治共产主义之身”，用“马克思主义的论证”来“使共产党人困惑、糊涂和思考”。
其次，西方“马克思学”为我们提供的只能是一种方法论的幻象。苏联模式和“马克思学”模式发展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既不能简单地以政治结论代替学术研究，也不能奢望完全脱离政治立场的理论逻辑。但是，令人担心的是，个别中国研究者在走出苏联意识形态的樊笼，以更为开放的心态面对西方“马克思学”并取得了众多研究成果的同时，却陷入了由西方“马克思学”所构建的更为精巧的意识形态陷阱中，对其潜在的危险缺乏认识，从而全盘接受了它所提出的观点。
有学者可能要提出质疑：西方“马克思学”是意识形态，其提供的研究模式是方法的幻象，这并不能表明在马克思主义研究问题上的一般意义的“马克思学”也是不可取的。这是一个疑虑。我试图通过对目前个别学者在相关问题上的某些相关观点的分析来消除这个疑虑。
目前有学者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有两条路径：“第一种是‘我注六经’式的，第二种是‘六经注我’式的”。“学术层面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就会朝向两极运动：一极是学者构建‘我的哲学’，另一极是把马克思作为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等人类思想史上的大家一样来研究。前者是中国原创性的哲学研究，后者就是中国马克思学研究。实际上，两极相通”。并且这种观点还发表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高论”：“在目前中国的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中，并不存在所谓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分野，存在的只是研究的扎实与不扎实、治学的严谨与浮躁的区别”。
在这样一种观点中，论者事实上是认为“中国马克思学研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方式和趋向。在这个问题上，我同意相关学者的如下判断：这种观点实际上是要在“科学性”、“学术性”的旗号下“把马克思送进了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休谟、康德、黑格尔等人组成的‘历史博物馆’”!这事实上是打着“文献学”的旗帜来解构马克思主义。我认为“马克思学”的研究、文献学与思想史本身的研究不是一回事，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当然不能无视文献学研究的成果，但也不能唯文献学的马首是瞻，不能把文献学的研究与对文本自身的研究等同。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与西方最大的区别在于：我们始终将马克思主义看作分析现实的科学方法，看作制定政策的指导方针，因此，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不能成为一种考古学，而应以现实关怀为归旨，要把从文本走向当下研究作为重中之重。即使是针对马克思文本的研究也不仅仅是一种拿着放大镜、手术刀的文本考据，而更是一种立足现实的研究者与马克思理论的对话，在这场对话中，获得一个怎样的马克思形象，则不仅取决于遗留下来的马克思文本，还依赖于研究者自身的理论方法和学术旨趣。“马克思学”所进行的文献研究虽然很重要，但对马克思主义文本解读和思想研究而言并非至关重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依赖的是实践和对马克思主义内在逻辑的认识，而不仅是文献知识。而且马克思学的研究培养出来的可能是一位合格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即西方所谓的“马克思学”家，但不可能是一位合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更不可能是创新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因此，我们有必要对“马克思学”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之间的本质区别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不能把“马克思学”研究当作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不要把“马克思学”研究当作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取向。
当然，我们并不一般地否定“马克思学”，正如有学者已经从学科建设角度所阐明的，“建设中国的‘马克思学’亦即中国学者关于马克思的文本和马克思主义文献的科学研究，这是可以尝试的”。“‘马克思学’完全可以成为一门中立的学问，成为一门专门研究马克思及其思想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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