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上海大学朱振武教授牵线组织，2014年3月15日，《蒲松龄研究》杂志焦伟主编、王清平副主编等一行三人做客上海大学，就聊斋学的发展前景和《蒲松龄研究》杂志质量整体提升等问题虚心求教于申城学者。参加本次座谈的申城学者有《中国比较文学》主编、博士生导师谢天振教授，《英美文学研究论丛》执行副主编、博士生导师乔国强教授，《上海大学学报（哲社版）》编辑部主任李孝弟博士和上海大学英美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朱振武教授。上海大学文学院和外国语学院的部分研究生聆听和参加了这次研讨。
在焦主编介绍过《蒲松龄研究》杂志和蒲松龄纪念馆、蒲松龄故居的基本情况后，学界耆宿、《中国比较文学》主编、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生导师谢天振教授高屋建瓴、提纲挈领地指出了聊斋学今后发展的方向与趋势。谢主编首先高度评价了创刊近三十年来《蒲松龄研究》一贯的学术坚守。《蒲松龄研究》是仅以一位作家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中文核心期刊，因此聊斋学的发展方向与杂志的质量休戚相关。谢主编指出，《蒲松龄研究》中刊登的论文多属于传统的文本解读与主题研究类型，数十年来这种研究方法在国内已相当深入，新一代学人进行新解读的难度增大。因此，要谋求《蒲松龄研究》和聊斋学的发展，还应结合新的研究方法，拓宽聊斋学研究。
谢先生从译介学角度指出聊斋学研究的一个方向。在所有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聊斋志异》是世界范围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一部，仅在英语世界就有近20个译本。《聊斋志异》在国外的传播与译介大有可研究之处。研究《聊斋志异》的海外接受不能仅限于资料的发掘，而且还应研究聊斋在国外产生接受和影响的深层原因，这对于当前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很有借鉴意义。作为一本专门研究聊斋的刊物，蒲松龄研究需要以杂志为载体，进一步推动蒲松龄作品在国外的传播，同时提高杂志本身的学术影响力。可以举行蒲松龄短篇小说翻译竞赛之类的活动，在全世界范围内征集译稿，借活动吸引世界对《聊斋》和聊斋学的注意。随着中国国力日渐上升，对中国文学文化感兴趣者愈来愈多，类似的活动有受众基础存在，与聊斋学研究也是相辅相成的。
聊斋学研究在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也有很大空间。比较文学是一个很大的范畴，不单单是不同作品和作者的比较。王主编提到增设短篇小说研究等栏目，就短篇小说这个体裁进行研究，可以从比较文学中的“文类学”入手，研究作品的体裁，为聊斋学开辟研究余地。
谢主编认为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入手研究《聊斋志异》民间传说源流的方法目前尚鲜有问津。他说田螺姑娘之乡浙江无论如何不会产生《聊斋》里的狐鬼花魅等神怪形象。文学的民间想象具有很强烈的地域色彩，因此从文化人类学、民族心理学等角度入手研究《聊斋》故事的流变等不失为值得尝试的研究方法。
国内学界对《聊斋》文本的研究已经进行了多年，继续对文本进行深入挖掘很难超越前人成果，因此现在的《聊斋》研究要超越文本，进行跨学科的尝试。文本以外的东西可以反过来促进我们对文本的了解。谢天振教授举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叶舒宪教授的例子。叶教授从文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入手，以出土文物的铭文考证夏、商、周的断代史，再返过来印证文本资料，做出了传统的依托于历史文献的史学研究所无法实现的成果。聊斋学研究可以以此为鉴，从民俗学、文学人类学、考古学、文物研究等文本外的方面入手。要将聊斋学研究推向深处，就要把眼光扩展到文本以外，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式，研究《聊斋》和蒲松龄背后的深层文化现象。
最后，谢主编指出，要让聊斋学发挥更大的作用、产生更广的影响，就不能局限在传统作家和文本研究的小圈子里，要走出学科，走出文本，走出语言，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这样对《聊斋》的研究才能更加深入。《蒲松龄研究》杂志作为聊斋学研究的专门刊物，可有意识地多刊登超越了传统文本研究、视野比较开阔的论文，为聊斋学的发展起到积极引导的作用，这样才能让编辑部辛勤的劳动更多地受益社会。
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生导师、前《外国文学研究》副主编、现《英美文学研究论丛》执行副主编乔国强教授结合自己多年的办刊心得，从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给出了切实中肯的意见和建议。他指出，要想把《蒲松龄研究》做得和鲁迅研究、莎士比亚研究一样，在国内外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就要借鉴鲁迅研究与莎翁研究的相关经验。书肆中常见的蒲松龄作品也只有《聊斋志异》，其他的作品如诗词、俚曲等普通读者基本看不到，只有专门的研究者才会注意到。
乔主编提出的第一个建议，就是不管做什么，都要从综合配套的角度考虑。要想把聊斋学做大做强，就要形成一套完善的体系，普及其社会影响力。莎士比亚研究之所以影响巨大，是因为研究者在不断的发掘，不断有新的研究问世。乔主编在英国期间多次参观，感受颇多。在莎士比亚的家乡，有莎士比亚剧院、故居、书店。世界各地的人们既可以旅游，感受当地风情文化，又可以观看莎士比亚戏剧，末了，还可以买到莎士比亚全集，在书上盖上当地邮戳，很有纪念意义。这样，莎士比亚的附属产品就出来了。而《聊斋志异》的影视作品在热播后，一系列综合配套的产业并未出现，《聊斋》并未更深地走进大众的视野，这是值得重视的问题。
乔主编还强调现代媒体的作用。网络媒体，远比纸质的媒体传播速度快。《蒲松龄研究》另外还应注重公关的作用，与当地政府、媒体还有宣传部门形成良好的互动，利用媒体，在一定的时间内形成一定的影响。
接着，乔主编从杂志本身着眼，提出了一系列宝贵的建议。他指出，《蒲松龄研究》的大部分文章只是针对文本，过多沿袭传统的研究路数，这对一个杂志来说谈不上拥有一个配套的体系。我们必须是既有文本分析，又有理论归纳，甚至演化出一些新的东西来。比如说，这种神怪体小说的叙事模式是什么样的，这种叙事模式对后期作家有哪些影响；再比如应用生态研究、心理研究、界面研究、认知方面的研究等一些理论，进行全新的阐释。这个话语层面的“配套”就是谢教授所说的跨学科研究。
另外，《蒲松龄研究》的稿件来源范围不广，高校中专门从事《聊斋》研究的专家学者的投稿尚需增加。编辑部要主动向一些优秀的学者、知名高校研究者约稿。海外聊斋学的研究成果也要适当引入。此外，投稿者地域的布局也要合理，《蒲松龄研究》不宜成为某一地区学人的专属阵地，要向全国该领域的优秀学者约稿，稿源质量要高且稳定。值得注意的是，征稿启事里，匿名评审、同行评审、出版周期等信息都要明示。
刊物的栏目一定要编好。栏目的名称要设计好，要让人一目了然。这样有相对大的检索性、启示性。除了栏目设计以外，还要考虑文章的层次。如，不同作家或研究者同谈一个问题，汇集成编。另外，对各个栏目要有整体的调控，编辑部要纪录各栏目的引用率和读者反映情况，引用率较低的栏目可予以调整，对出色的栏目则要加强。
要注意研究的问题是否具有前沿性、热点性。如果进行跨学科研究，或许会派生出许多新的东西，有必要时也应把国外的研究方法与成果介绍到国内来。
《上海大学学报（哲社版）》编辑部主任李孝弟博士从自己十余年的办刊经验出发，在引文量、学术规范和杂志体例等方面提出了很实用的建议。要注意刊物的载文量，要适当、稳定，每期刊物的文章数量要大体相同。少而精的刊文方式更有助于提高引文率和杂志的影响因子。
要注意学术规范。如文章的注释、体式、排版方式等等一系列方面一定要用统一的体例。要在清华光盘统一体例与南大C刊体例间做一权衡。在此，乔主编着重提到摘要和关键词的写法是很重要的。我们每次给大家审稿的时候就是看他的摘要是不是能够准确的反应文章的内容。很多人在看论文的时候，由于要看的论文数量庞大，时间非常紧张，只能从题目、摘要、关键词着手。关键词四五个最合适，它主要起着检索的作用，如果检索不到，那么这个关键词就废掉了。太小了不行，太大了也不行，全部都是大关键词不行，全部都是小的也不行，要大小适宜。关键词的检索的意义要表现出来。另外，关键词还要反映出文章的实质性的内容。
再就是杂志的视觉效果，李主任谈到杂志的封面和封底要精心设计，版面要合适。过于拥挤，视觉效果就不甚佳。另外，开本大小，建议改为国际开本。
最后李主任又作了补充，刊物的题目、负责刊物的主编、副主编以及刊物相关的地址等信息性的内容、刊文的摘要和关键词，除了中文外，还要增加英文版。
最后，东道主上海大学英美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朱振武教授就《蒲松龄研究》杂志发展方向发表了看法。朱教授总结了拓宽聊斋学研究、提升作者身份、扩大传播方式、增强比较意识、开设研究专栏和强化编辑规范等六条建议。
朱教授指出，拓宽聊斋学研究可以从多个领域入手，如谢天振教授提到的译介学、文学人类学、民族心理学等交叉学科的研究方法都可应用到聊斋学研究中。适才王主编提到了短篇小说文体研究这一领域，其范围远不仅限于中国古代的志人、志怪、笔记、世情与人情小说。古今中外的短篇小说存在着相互的交叉影响，研究短篇小说文体的源流嬗变是很好的切入点；即使相互间没有影响，也可以从民族接受心理和审美心理等角度进行研究，这些都可以纳入聊斋学研究的范围中。聊斋学不能仅限于《聊斋》文本内，要发而大之，实现向“大蒲学”的跨越。
朱教授还对开设研究专栏做了补充。2012年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以来，国内外掀起一股莫言热。蒲松龄和《聊斋志异》对莫言的小说创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莫言的很多作品中，都能找到聊斋原型。莫言有不少小说是对《聊斋志异》的模仿，有些甚至是运用后现代手法的戏仿之作。在这种背景下，开设“蒲松龄与莫言专栏”并长期邀请名家领衔，谈蒲松龄对莫言小说创作的影响，会对提高《蒲松龄研究》的学术和公共影响力有很大裨益。
就聊斋学而言，国内学界不能固步自封，宜多吸收国外汉学研究的优秀成果。哈佛大学教授韩南、宇文所安和田晓菲，纽约大学的著名汉学家罗慕士，俄罗斯学者李福清等在这一领域建树明显，成就突出，为学界公认，但仍有很多优秀学者与研究成果不为国内学界所知。因此，聊斋学研究要有国际视野，与国外同行交流学习，适当译介海外聊斋学的优秀成果。
在扩大传播方式上，朱教授指出随着网络信息的日益便捷，期刊的发行与影响不能仅靠邮局订阅，充分利用网络平台，将期刊的基本信息与论文的目录、摘要等内容上传到数据库，既能方便读者检索，又能扩大杂志的影响力，是一举多得之策。
最后，朱教授强调当下的《聊斋》研究应增强比证意识。《聊斋》的研究可以和当下精神文明建设结合起来，提炼出《聊斋》富有正能量与智慧的精华，与当下进行比证。蒲松龄不仅是优秀的小说家，还是优秀的诗人。他所创作的诗歌与俚曲，雅俗共赏，成就不逊于一些留名千古的大诗人。蒲氏诗歌的价值还有待于学界发掘。蒲松龄还是博学家，他的作品中谈到经商、农桑等，都有其价值所在，可以成为研究的对象。这些都有助于聊斋学超越传统的文本研究，实现向“大蒲学”的飞跃。《蒲松龄研究》杂志作为聊斋学专刊，宜引导聊斋学研究超越传统的文本解读，迈向“大蒲学”，在引导聊斋学研究转型与发展的同时提高刊物的质量。
这次座谈会在朱振武教授的组织下，以别开生面的座谈形式，邀请申城学者集思广益，为《蒲松龄研究》杂志的发展献计献言。座谈会取得了圆满成功。相信在《蒲松龄研究》编辑部和国内外学人的共同努力下，《蒲松龄研究》杂志定会越办越好，聊斋学研究也定能向更深入的层面迈进，助力中国文学文化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