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2月23日，这个日子几乎凝固在我的脑海。这一天，为我所在的广西文物工作隊一个名为“西汉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合浦港的调查与研究”的课题，与同事韦革、覃芳从南宁出发，在合浦与该县汉代文化博物馆老馆长王伟昭——课题组的第四位成员会合。寒风料峭，我们沿着西门江，在县郊的草鞋村一带调研，我们时而疾走，时而驻足交流。虽然踏上了脚下这片古老的土地，却全然不知能走多远，但我的心里暖意融融，满怀着对未知发现的憧憬。
时光荏苒，恍若白驹过隙，一眨眼，就是15个春秋。期间，从单位课题升级到文化厅课题，再升级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然后结项；期间，汉代海上丝绸之路从乏人问津到学术界热点：期间，我们取得了不少重要发现，在国内外出版和发表了不少研究成果，从社会各界也得到了诸多褒扬。但我更愿意相信，不是我们的研究做得多好、做得多深入，更多的是，大家出于对充满诗意的“丝绸之路”的喜爱，是爱屋及乌的缘故罢了。因为，接下来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我们必须时刻不忘初心，砥砺前行，这也是本文记述历年探索和思考历程的目的。
一个值得考古工作者为之奋斗的课题
当时广西文物工作队行政挂靠广西博物馆，虽为部门，但作为相对独立的单位运作。队里的年轻人比较多，分别来自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吉林大学等名校的考古专业。队领导蓝日勇、谢日万想通过课题尽快把大家培养起来，独当一面。
跃跃欲试的人群中，我便是其中之一。坦率地说，当时设立的5个课题中，合浦港这个课题争议最大。一些同志认为，不会有新突破，别折腾了。我力陈己见。最终，广西区文化厅文物处定了调：让年轻人试试嘛，不试怎么知道！就这样，这个关于合浦港的研究课题才得以通过，我顺理成章成了这个课题组的组长。此后，广西文物工作队更名为“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再后来发展为独立的“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唯一不变的是，历届班子乃至文化厅领导都敏锐地意识到合浦港这个课题的重要性，顶住各种压力，十年如一日给予全方位的支持。
立项之前，我一直坚信，这是一个值得考古工作者为之奋斗的课题，而且不断地“游说”课题组成员和各级领导。我心里最初的一股劲，源自当时中国学术界掀起的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热潮。1987年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实施“丝绸之路：对话之路综合考察”项目的10年规划，于1990年10月至1991年2月，项目组开展有中国学者参与的从意大利威尼斯至我国广州的海丝路考察活动，还在泉州召开主题为“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泉州最终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承认和支持，并直接与当年“丝绸之路”通商国开展商务和旅游往来，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另有多地也出于打造文化品牌、提高城市知名度、促进经济发展等目的，为论证当地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相继召开全国性、国际性的研讨会，大规模组织专家、新闻媒体进行考察宣传。2000年8月，广东省组织著名的文史学家、地理学家、海洋学家、文化学家、作家和记者一行20人到徐闻县考察，10多家媒体进行了大规模的报道，之后还召开了研讨会；2001年12月，宁波邀请50多位专家召开“宁波与‘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国际研讨会”，会后达成“宁波共识”，其中提到在与广州、宁波、泉州达成共识后，拟以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众多声音中，作为最早的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之一的合浦，似乎已被漠视，这对于广西考古工作者来说，无论如何都是难以接受的。
当然，研究不能光靠热情和冲劲。课题立项之时我已近35岁，浸淫这个行当10多年，虽一直趔趄于考古问道，但也积累了不少实践经验，脑子里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学科体系。我分析，这个课题至少有三个方面可以“为”：一是《汉书·地理志》作为正史，对这一航线有明确记载，可信度很高。任何相关考古遗存的蛛丝马迹，对该项研究而言，都可能是突破。二是自1957年以来，在合浦发掘的都是汉墓，居址一直没有发现。作为一个完整聚落，“活人住哪里”一直困扰着考古工作者。这个缺憾，我们应该能做些弥补。三是以前找寻合浦港，方向、方法欠妥。汉代人口稀少，港口不可能脱离城址单独存在。只要找到城址，港口不管是否还残存，从学科上讲都是成立的。而找城址，工作还是得回到基础较好的汉墓群中来，按照人类活动的基本规律，居住地一般就在墓葬群附近。
发掘出两座汉代城址
课题立项后的两个月，我们就埋进书堆，查找了大量的资料，包括史籍、地方志及以往的研究成果。一通准备之后，2002年6月，我们从入海口沿南流江西岸和西门江东岸开始了拉网式的调查，一路往北，步行近百公里到达浦北旧州。我们的研究路线为什么要沿江呢？这是因为古人基于生产、生活、交通等方面的便利，通常选择在河旁居住。
可谓“皇天不负有心人”，在距合浦县城东北约13公里的石湾镇大浪村古城头村民小组至石康镇多葛村，这个长约1500米、宽约200米的狭长沿江地带，我们发现了大量的刻划纹和几何印纹陶片。这些陶片有10多种纹饰，拍印清晰、纤巧繁缛，与之前合浦西汉晚期墓所出迥然不同，经与广州等地出土遗物比较，我们认为其年代当属西汉早中期。这一地带的南侧，就是大浪古城。该城址于1960年代被文物工作者发现，1981年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由于当时考古研究工作尚未深入，古城的年代被笼统定为“明以前”。古城边长220米左右，略呈正方形，城墙及护城河还清晰可见，城墙基本为正南北方向，从断面观察，土质纯净，无包含物，是挖护城河里的土筑成。经过细致调查之后，几乎可以确定，这是合浦地区唯一的同时期大型遗存。凭着职业的敏感，我们认为很有可能就是西汉中期最初设立的合浦县治，而且古城临江的西面还可能有港口遗存。
很快，课题组主题为“合浦港的寻找可能面临重大突破，几代文物工作者的努力有望在近期结出硕果”的调查报告引起了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自治区文物部门和合浦县领导多次到现场考察，还两次召开包括镇、村级干部参加的考古协调会。2002年9月4日，试掘工作终于正式开始。广西区文化厅追加课题经费3万元，期间合浦县政府为方便考古工作，更是拨款修建了通往古城的简易公路。至2003年4月28日考古工作暂告一段落，前后历时8个多月，其中发掘的时间就近4个月。通过考古发掘，我们发现了大浪古城中央的建筑遗迹和西门外的码头，对城的基本布局、构筑方式和年代有了初步的判断。码头用黄土筑实，东连着城墙，西面伸出河道。东西长7.4米，南北最宽约3.5米。背水一面还有两个木桩的残存痕迹，应为固定船只之用。
大浪汉城址的考古发现刚一披露，就在广西区内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争论。有人认为，没有砖瓦残片的发现，不是汉城，“秦砖汉瓦”在他们的思维中已成定式。但我们知道，始建于西汉中期的兴安七里圩王城，才开始使用筒板瓦等建筑材料，而大浪汉城址地处边陲，稍晚出现也很正常，折射出当地发展的滞后，也吻合汉文化往南推进的历史进程；码头说法的反对者亦众，一些地方学者甚至放言是“把乌鸡说成凤凰”。他们以现代的眼光，认为合浦既然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应是“商贾如云，货如轮转”，码头怎可能是这么一个“小家伙”，离想象的差距太远。但对于考古学而言，码头地层叠压清楚，虽经漫长岁月，夯筑的弧形平台、台阶步级及其相连的伸出江面供停靠船只、装卸货物的船步都清晰可见。船步与现代沿海、沿江港口伸出水面的码头，原理是相同的。碳十四测试的结果也大体框定在西汉中期前后，即是合浦始设郡县的时间，当然也应与《汉书》记载的合浦港密切相关。
依我看来，学术观点分歧是一件十分正常的事，永远无法、也没必要统一思想，没有争论就没有学术的进步。大浪汉城址的认识分歧，在发掘之后数年，让当地的文物工作者无所适从。直到2012年前后，国内一位著名的汉代考古学家来到城址现场，她察看了一会，就肯定地说，是汉城，没有问题。陪同的当地同行马上很高兴地打电话告知我。我苦笑说：“10年前我就说是了……”因为这根本不用头衔多么著名的考古学家来判断，大浪汉城址的筑城技法明显源自中原，如方正的布局、夯筑的城墙等特征，与中原及关中地区早期及同时期的做法相类，应是汉武帝平定南越、郡县制得以巩固之后，受强大的汉文化影响所致。流言蜚语有时让我很是气馁，然而我从未考虑过放弃，甚至没有太多时间沮丧，唯有继续完善相关的资料。所以，自2011年11月起，我们扩大城址的发掘面积，又继续发掘位于大浪古城北面的土墩墓。这是岭南地区首次确认存在土墩墓，为与城址相关的墓葬区和越人南迁找到了线索。
另一城址为草鞋村汉城址。这个地点于1980年代调查发现，1993年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时，定为“窑址”。发掘的机缘很是巧合，2007年，厦门大学考古专业联系田野实习。报国家文物局，很快就获批准。之后广西师范大学考古与博物馆学方向的几个硕士研究生也加入进来，组成了一支規模不小的考古队。次年，两校老师又率下一届学生继续发掘。这样，在2007年11月至2009年1月，我们对位于遗址西北部的“窑址”共开展了两次大规模的发掘，发现了一个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的大型手工业作坊，包括炼泥、囤泥、制坯、晾晒设施以及附属建筑等，几乎囊括了整个工艺流程。还发现不少制陶工具，也是作坊的重要证据。2010年5月至6月，合浦县在窑址以北修筑西门江河堤工程时，意外地发现一处大型的建筑遗迹，我们立即进行了抢救性清理。
建筑遗迹的发现，为我们下一步的工作指明了方向。保存下来铺方砖的走廊，长约63米、宽2米。长廊西南端连接一个方形亭子。这个规模，分明是衙署之类高等级建筑的一部分。联系之前发现的作坊区，其位于城址的一角，与一般汉城甚至汉长安城的布局相类，出土的大量建筑材料应当是为就近满足城市的建筑需求。既然可能是城，接下来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考古勘探确认。还算顺利，发现了城墙和护城河，城的轮廓就基本清晰了。城址周长约1300米，东、南、北三面城墙较平直，有护城河环绕，并与西门江相通。这种利用河旁台地，一面临江，三面开挖护城河与江河相通的布局与大浪汉城址相似，都是凿人工河道与自然河道相连，进而集城市用水、护城防御和航运于一体，显示这两座城是一脉相承的。
草鞋村汉城址也是合浦境内发现的唯一同时期的大型城址，从其规模来看，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推测其为县城的大浪古城址的两倍多，等级应更高，应是东汉合浦郡的郡城。从上述两城址的发掘情况可以看出，大浪汉城址使用的时间暂短，自西汉晚期起，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合浦的政治中心随之顺江南迁，至距入海口约10公里的草鞋村城址一带。这两座城址都位于通海的河汊内，根据我们对港城一体的认识，合浦港也存在一个随城南迁的过程。纵观历代著名港口，都不在海边，更早的汉代合浦港应无例外，这是由当时的造船水平和航海技术决定的。
有同行说过，考古发现永远不乏故事。确实，作坊的发现就有点运气的成分。在第一期发掘快结束的时候，我们在窑床背后发现了两个坑，很像是制坯的工作坑，但若想扩方，就得清理当时旁边一个几百平方米的鱼塘。我抱着试试的态度，和在工地干活的鱼塘主商量，说我想抽干水，清清鱼塘底部，就挖30厘米左右，可以给他补偿，但考古队资金有限，只能给2000块钱左右，没想到这个热心的老乡居然爽快地答应了。抽干水，晾晒几天后，我们马上动手。清开塘底的淤泥，刮干净，好家伙！密密麻麻，分布有序的沟、坑、池就出现在眼前，着实让人兴奋好长时间。
两座城址的发现，对于推进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意义非同一般。2013年，大浪古城和草鞋村遗址被同时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发掘前，这两处还只是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草鞋村遗址的保护级别更是从县保直接升国保。很快，这两座汉城址与合浦汉墓群一道，成为了海上丝绸之路北海段申遗的3个遗产点。这些成绩的取得，确实与课题组多年以来扎实的考古基础工作直接相关。
解读汉墓发现的宝藏
合浦汉墓群是目前国内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古墓群之一，墓群位于县城一带，分布面积约68平方公里，现存封土堆1056个，估算地下埋藏墓葬近万座。1957年迄今，就发掘了1200多座，其中以汉墓居多，部分为三国、两晋和南朝墓。汉墓出土文物主要包括陶器、铜器、铁器、金银器、玉石器、玻璃器和珠饰等，其中最具特色的是大量与海外贸易相关的各类珠饰。与之前设想一致，摆在课题组面前的第一道难题，就是墓葬资料的整理。当时已发表的墓葬资料，仅占十分之一，大量的资料，则积压在库房。作为考古学研究，资料整理和报告编写是绕不开的基础工作。为此，我们加大人力、物力投入，常常昼夜奋战，终于完成了近300座墓葬的资料整理，并出版发表。如此一来，一手资料丰富了，也为之后的深入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
此前对海上丝绸之路相关文物的研究，除玻璃器和金花球等少量器类外，大多未明晰或仅局限于一般性的介绍，很难让人感受到这条贸易通道的真实存在。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结合考古发现与科技综合研究成果，充分发挥考古学“证史”“补史”的作用，让文物说话，使《汉书·地理志》有关记载透过实物得到证实和补充。
我们研究的切入点是玻璃器。因为玻璃不同于水晶、玛瑙、琥珀等天然材质，是人造材料，其主要化学成分、特征微量元素等可以通过科技手段进行分析和检测，从而为判断其产地提供科学依据。2008年9月，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日本东京理科大学合作，选取了近100份合浦汉墓出土的玻璃样品，进行无损分析。测试分析的结果表明，合浦出土的玻璃器的成分有多个体系，除钾玻璃外，还有中国自产的铅钡玻璃、铅玻璃以及首次证实来自罗马的钠钙玻璃。钾玻璃占七成以上，主要在当地自制，部分分属中等钙铝和低铝的类型，来自东南亚和印度等地。汉代合浦虽地处边陲，一般文化科学技术都落后于中原地区，唯独玻璃容器的制作水平高于中原，这种现象的出现不能不说与海上丝绸之路密切相关。海上丝绸之路所进行的早期贸易，对合浦玻璃技术发展有重要影响，除直接输入印度、东南亚所产的钾玻璃器外，影响更为深远的是对外来玻璃制作技术的吸收和发展，形成本地生产的钾玻璃体系，并随着印度——太平洋贸易珠自西向东传播，影响遍及东部沿海，甚至到达东亚的日本、韩国等地。
测试分析也首次确认蚀刻石髓、石榴子石和绿柱石珠在合浦汉墓出土文物中的存在，再加上水晶、琥珀、玛瑙、肉红石髓、绿松石、包金铜珠和黄金，共10类珠饰，它们直接来自海外贸易，或是进口原材料加工。我们从合浦汉墓出土的大量熏炉及炉中的残留物分析，香料应属输入“奇石异物”中一类。波斯陶壶和铜钹作为非贸易品，随之流入。此外，合浦汉墓的叠涩穹窿顶形制以及汉墓出土的胡人俑、羽人座铜灯以及反映佛教海路传人的钵生莲花器等，也是域外文化因素影响和植入的重要物证。如此，我们概括，合浦出土汉代海上丝绸之路文物，在我国有3个“最”，即分布最集中、数量最多、品种最丰富。
从出土文物可以看出，汉代海上丝绸之路主要从事珠饰之类的奢侈品贸易。进入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的碧海丝路展厅，从五颜六色的玻璃珠，到晶莹剔透的水晶和绿柱石，再到温润娴雅的玛瑙、肉红石髓和蚀刻石髓珠，熠熠生辉的黄金饰件，不少观众感觉宛若进入一个高级珠宝卖场。来自地中海沿岸的焊珠金片，长仅2.1厘米，宽仅0.4厘米，上面就焊接有约200颗金珠，直径最小的仅0.1毫米，高倍显微镜之下，无异今日之微雕，其精湛工艺令人击节兴叹。就连毫不起眼的琥珀，在古希腊，一件动物小饰件，就能换一个奴隶。但这些在合浦出土数量庞大的珠饰，对于当时内陆甚至京畿地区，无疑是奢侈品。在西安近百座东汉墓中，仅见32颗玻璃珠、29件玻璃耳珰和1枚双锥形金串饰；洛阳烧沟225座西汉中期至东汉晚期的墓葬中，也仅见水晶珠和玛瑙珠各1颗、琥珀珠4颗，玻璃器也很少。这些发现，放在合浦汉墓中，确实不太显眼。光是玻璃珠，单座合浦汉墓往往就出土几百、几千甚至上万颗。
有兩件重要舶来品，被称为“镇馆之宝”，它们的发现经过，也很值得回味。
一件是2008年10月发现的波斯陶壶。出土的墓葬在历史上已遭盗掘，盗洞直达底部。巧合得很，波斯陶壶所处的角落，不知道是盗墓贼怕塌方，还是其他原因，总之幸存下来了。这件器物出土时很不起眼，被挤压碎成几十片，技术工人石武花了两周时间才修复好。修复过程中，他还时不时抱怨，因为这件壶属于低温陶，茬口很难对齐，不但要讲技术，还要小心翼翼。器物是修复好了，但国内没有类似发现，于是，我向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白云翔先生求教，请他帮忙查找，很快就有了回音：这类陶壶在波斯古国属地的现西亚一带有较多发现。为稳妥起见，我们还取样测试分析釉面和胎的化学成分等，结果表明，该波斯陶壶与我国古代多种陶瓷釉的化学成分相比，是完全不同的体系，而与西亚发现类同。至此，我们才敢称之为“波斯陶壶”，判断它制作于今伊拉克南部或伊朗西南部。这类陶器在大英博物馆和卢浮宫等有收藏，印度、泰国同时期的港口遗址，有较多发现。合浦出土的这件波斯陶壶，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唯一的一件汉代器物，弥足珍贵。此前我国的发现，是隋唐时期的，晚了至少400年。资料在我国最权威的《考古学报》刊登后，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大英博物馆东方部主任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黄珊女士，要专程来合浦看看出土现场。我说是配合基建的抢救性发掘，现已变成了32，II，园。但这位中国通还是坚持要黄珊来考察周边环境。我记得黄珊当天来，次日返京，在合浦逗留不到24小时。不过，总算了却他们一桩心愿。
与波斯陶壶同出的一件铜钹，也很珍贵，荣登了ANTIQUTY（英国《古物》杂志）的封面。钹源于西亚，较早在埃及、叙利亚出现，之后在波斯、罗马等地流传，在东方先见于印度，后而中亚。合浦出土的铜钹，无论是纹饰，还是其砷铜成分，都赋予了强烈的中亚文化色彩。此外，该墓还出土不少外来的琥珀、玛瑙、水晶等珠饰，因此，有学者推测墓主人是一位客死他乡的外商，亦不无道理。
另一件是罗马玻璃碗。那是2016年底我在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新开放的标本室展览上的偶然发现。这件色彩斑斓的玻璃碗，与之前广西发现的多件蓝色、青色基调的玻璃杯不同，经查询，得知是1987年至1988年合浦文昌塔汉墓出土。此前，广州、扬州有类似器物发现。我还通过中科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李青会博士帮助查找资料，发现颜色、大小、外形与日本秀美博物馆珍藏的标注为“东地中海地域、公元前2世纪一公元前1世纪”以及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藏塞浦路斯1963年出土的各1件玻璃碗，十分相似。由于2017年3月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要借展，时间紧迫，为介绍起来更有把握，我临时请广西民族博物馆的文保科技人员，用便携式x射线衍射仪做初步检测，发现无钾成分，排除属我国华南、东南亚和南亚生产的钾玻璃，结合其他发现判断，是从地中海地区辗转输入的罗马玻璃无疑。这件在库房躺了近30年的宝贝，随着中央电视台的镜头，终于出现在世人的眼前。
从汉王朝使团出使海外带去黄金和各类丝织品，再到东南亚、南亚国家输入的各类珠饰，又再到或经由南亚与西亚、地中海地区的间接贸易输入的罗马玻璃珠、玻璃碗、波斯陶壶和铜钹等，我们通过对合浦汉墓出土文物的梳理和深入研究，使得这2000多年前的远洋贸易航线不断清晰和丰满，并逐渐为国内外学术界所认同。2017年4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到广西视察，首站视察了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认为该馆围绕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展出的文物有特色。这一高度评价，给了广西文物考古工作者莫大的荣耀。特色展览的背后，无疑是历时60年考古工作者辛勤的付出和持之以恒的基础研究。
肩负新时期的伟大使命
汉代合浦是中西贸易交往的桥头堡和重要网络节点，海上丝绸之路通过这一水路交通枢纽，向内陆及沿海辐射和延伸。汉代以后，海路贸易持续扩大和发展，广州、泉州等港口的繁荣，其历史基础正是以合浦为始发港的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目前，合浦与我国沿海各个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联合，正在推进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工作。作为早期的始发港，合浦是整个线路申遗中最重要的一环，据此展开的考古学研究，可为下阶段的文物保护和海上丝绸之路申遗提供有力的学术支撑。
以史为鉴，方知兴替。今天，我们重新审视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在营造新型中西关系和助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民心相通”等方面，现实意义也很重大。2016年12月5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关于加强“一带一路”软力量建设的指导意见》，指出软力量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助推器。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考古学研究，以实证的形式，阐述中国与东南亚、南亚、西亚等地区之间的传统交往和友谊，无疑是加强“一带一路”理论研究和话语体系建设的一种软力量。
肩负新时期的伟大使命，社会各界对汉代海上丝绸之路考古学研究的要求，也就更高、更迫切。这些年我们虽做了不少工作，但该研究涉及地域广，跨学科众，存在较大的研究难度，而且前期的一些初步研究成果，尚需置于复杂的中西交流网络深入讨论和证实。因此，同志仍需不断努力。
（作者系广西区政协委员、广西区博物馆副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