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研究》编辑部最近组织了两次关于文学研究的讨论，一是以文学人类学为主题的，一是以文学研究方法论为主题的。我有幸预闻其事，从讨论者的危机意识和学科眼光中，受到感染和启发。于是思考了一个问题，即文学研究是否需要技术——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则、程序和技巧——的问题。无论就其意义（关于学科发展）或就其内容（关于材料处理）看，它都是实践的问题而非单纯理论的问题。因此，我愿意结合自己的研究经验来谈谈这一问题。
自从1977年进入大学以来，我的学术兴趣经过了几次转移。其阶段大体上同学业的成长相一致，而其方向却似乎恰好相反。大学时期喜欢美学或文艺学，研究生阶段比较关心文学史的实际运动，读博士生以后特别注意文学与音乐文化的种种关系，最近几年则偏重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观察文学现象中的底层联系——大体上是一个从形而上趋向形而下的过程。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要的缘由大约有这样几条：其一，随着知识积累逐渐加深，对认识过程的复杂性有了更充分的估计，觉得那种一蹴而就的图像思维方式只能在幻想中解决问题，因而开始重视对事物细节或局部的研究。其二，由于接触了大量史料，对思想的建立过程有了更清晰的了解。知道理论总是对一定经验事实的概括，于是对那些从原则或框架出发的“研究”产生了怀疑，而倾向于把逻辑问题还原为历史问题来解决。其三，由于研究经验逐步增长，对学术的本质有了更透彻的认识，懂得学术有别于意识形态活动，其目的是追求对于事物原因、原理的解释，因此，认为只有那种依据可靠史料、用切合对象本性的方法、通过严密论证去解决个别问题的工作才算研究。其四，由于认识的逐步深化，或者说，是由于“刨根问底”的需要。
以上过程，也可以说是技术倾向逐渐强化的过程。因为一旦把追求认识中的客观成分当作目的，那么，就会重视事实和细节，重视史料的品质，重视论证和表述的细致；一旦关注事物的广泛联系，那么，在研究工作中就会追求多种学科手段的综合。例如我曾有一段时间从事“隋唐燕乐歌辞”研究。这一专业就意味着，要以文学和音乐这双重眼光来审视中国诗体文学。所以这一阶段的收获主要有两条：一是能够比较深入地认识一些文学现象的本质（文学存在的本来形态是音乐形态），二是非常自然地使用了多重论证的方法。举一个例子：当我把《胡笳十八拍》作为琴歌来研究的时候，我必然要利用七弦琴艺术史的资料、现存琴谱资料去考察它的形成，而不是仅仅使用文学史料。由于同样的原因，在后来十几年的研究工作中，我还尝试运用过语言学（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民族学（文学是一定文化共同体的生活技术和交际手段）、考古学（文学及其思想最早是记录在器物之上的）、科技史（文学的历史可以理解为记录手段和传播手段演变的历史）、中西交通史（文学依靠不同文化的相互刺激而得以更新）等学科的资料和分析方法。这样做的理由在于文学的本质可以从不同角度来确定，而其效果则在于提高了技术的比重：一方面，能够使用更多的技术手段来分析史料；另一方面，工作的成败也越来越多地取决于对各相关学科的基本技术的掌握。
当然，以上经验是很个人的，不能算作成功的经验，更不具有典型性。不过对于近年来富于哲学倾向的学术思潮，它或许可以作为一种必要的补充。因为上述兴趣转移是符合认识的一般规律的：对事物的第一印象总是关于它的轮廓的印象，而不是关于它的细节的印象。学术思路并不像人们通常想象的那样是由具体走向抽象，相反，是从抽象走向具体。学术是以求取客观真理为目的的，它必定要使用某些工具或手段来保护认识中的客观成分。既然宏观问题的解答依赖于微观问题的解答，那么，学术发展必然会表现出专门化的趋向；既然事物是通过各种联系而呈现其本质的，那么，文学研究者必定要打破学科界限而注意各种相关知识。事实上，类似的情况早已在另一些学者身上发生过了，例如，王国维早年爱好理科，二十五岁以后研究康德、叔本华，三十岁由哲学、美学转而治理词曲，三十五岁以《宋元戏曲史》一书表明了对经史考据之学的兴趣，四十岁以后全力投入考据之学。他的学术重点便同样表现了由形上之学向形下之学的转移。从1911年《国学丛刊序》中的一段话，我们大致可以了解上述转移的原因：
夫天下之事物，自科学观之，与史学上观之，其立论各不同。自科学上观之，则事物必尽其真，而道理必求其是。……自史学上观之，则不独事理之真与是者足资研究而已，即今日所视为不真之学说、不是之制度风俗，必有所以成立之由与其所以适于一时之故，其因存于邃古而其果及于方来。故材料之足资参考者，虽至纤悉，不敢弃焉。故物理学之历史，谬说居其半焉；哲学之历史，空想居其半焉；风俗制度之历史，弁髦居其半焉：而史学家弗弃也。此二学之异也。
这是王国维在三十四岁时说的话。其中所谓“科学”，也就是今人说的“理论”。王国维并没有轻视理论之学的意思，他同样反对“蔑古者出于科学上之见地而不知有史学，尚古者出于史学上之见地而不知有科学”。但是，他的学术实践却明显是以史学为指归的。因为在他看来，史学区别于理论学科的特点是不满足于求真求是，而要进一步追究事物“所以成立之由”。史学之所以重视材料，不以真伪善恶及现实利害定其取弃，正是由于这种对于原因和原理的追求。这从相反一面说明了王国维之选择的缘由：他认为，只有从材料出发的研究、摒弃价值影响的研究，才能达到对客观的因果关系的认识。
王国维所表现的，实际上也是重视技术的倾向。这一点不难理解：一旦确认了材料的重要性，处理材料的技术就是不可免的。从这一角度看，他在四十岁写下的著作，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古本竹书纪年辑校》、《今本竹书纪年疏证》、《英伦哈同氏所藏龟甲兽骨文字》、《唐韵别考》、《殷周制度论》、《韵学遗说》等，便践履了六年前的理论，是有关史学新技术的一系列试验或示范。在这些著作中，二重论证的手段，以语言学、文字学、校勘学研究以保障史料可靠性的手段，得到了充分发挥。陈寅恪曾概括王氏学术的特点为：“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陈寅恪是从处理材料的角度谈方法的，这也就赋予王氏学术以技术典范的意义。所以他又说：上述三者，“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
从陈寅恪的意见，我不由联想到，在中国的学术界，过去有“但开风气不为师”、“暗把金针度与人”一类说法。这可以看作经验之谈，也可以视为一种重视技术的方法论。因为技术是这样一种方法：它是在实践中产生和积累起来的，是经验性的知识；尽管它接受一般原理的指导，但它富于操作性，能够解决实际问题；它是主体作用于客体的最直接的方式，具有工具的品质，因而是一种基本素养。换言之，它区别于作为哲学观念的方法论的特点在于：它是致用的方法，代表了对于效率的理性追求；它是劳动本身，而不是外在于劳动的某种观念。所谓“开风气”，讲的正是它的效率；所谓“不为师”，讲的正是它和实践的同一性；所谓“金针暗度”，讲的正是它的经验品质和工具品质。
在按劳心与劳力来区分人群等级的社会里，出现重道轻器的文化现象是不奇怪的。在学科发展的初级阶段，以意识形态代替知识的情况也不可避免。这大约是重理论、轻技术的风尚得以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近年来，关于文学研究方法革新的主张一浪高过一浪，但从整体上看，文学研究缺少明显的变化，各种非常好的理论大都没有结出像样的果实。其原因，大概也应当在重道轻器、以意识形态代替知识的现象中寻找。人们似乎忘了这一点：学术是一种劳动，是一种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这种关系以什么样的方式出现，既取决于主体的品质，更取决于客体的品质。因此，它是非常个人、非常具体的劳动，不可能整齐划一地统一在若干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论底下。相反，那些通常被视为小道的技术，对于学术风气的转移倒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作为主体功能对象化的产物，它天然具有分别与主体、客体相切合的本性。正由于这一点，技术一直是改变世界的最强大的力量。从大处看，一部人类史，就是技术发展的历史——由青铜时代、铁器时代、蒸汽时代、电气时代等等构成的历史；从小处看，文学研究的各个相邻学科，都由于技术的推动而在本世纪完成了从“古代形式”到“现代形式”的转变。例如在使用地层分析、器物分类和各种年代测定技术之后，“金石学”变成了成熟的考古学；在引入音标、语言调查、谱系分类等技术之后，“小学”变成了现代语言学。实际上，技术的巨大作用是有目共睹的，只是在文学研究这个从鉴赏和评论分化而来的学科中，它难于被理论家注意罢了。
当然，本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进展，决非一无可称。就领域的扩大而言，音乐文学研究、敦煌文学研究、民族民间文学研究是最引人注目的三大成就；从方法革新的角度看，文学人类学是最富于生命力的一个发展方向。文学人类学的特点，在于研究手段的高度综合和对事物本原的高度重视。它最明显的倾向是：根据人的本质来理解文学的本质，通过文学的发生机制和原始形态来认识文学最内在最本质的规定性。因此，在文学研究各分支中，它是对于事物内在关系具有最大穿透力的学科，又是兼融考古学、民族学、语言学、民俗学、社会学的成果和方法，因而拥有最丰富的技术手段的学科。也许，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形式，就将以文学人类学的兴起为开端。为此，我们应当给它以最诚恳的祝福：祝它以全部热情投入学术实践，通过成功的经验而非理论上的倡导以转移风气；祝它下功夫建立一系列技术规范作为训练新人、发展学科的基础，而避免重蹈其它方法论的覆辙。可以相信，人类的求知本性是它最可靠的同盟军；只要在这个领域中出现一个瓦特，它的实际发展，就会超过一百个黑格尔的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