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刻画符号是研究汉字形成的重要出土材料。通过对中国早期刻画符号的系统整理，可知汉字的起源是多元的，汉字的形成有着广阔的背景。中华民族的文字体系是在漫长的时间内“渐变”形成的。各区域的刻画符号，或独立发展，或通过交流，相互促进，相互影响，或多或少均对汉字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关键词：出土材料；刻画符号；汉字形成
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7）03-0141-03
文字是文明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文字起源是科学的重大课题。①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的形成，汉字具有重要的标志作用。因此，汉字起源与形成的研究是中华文明起源及文明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刻画符号是研究汉字形成的可靠出土材料。本文将以此为切入点探索汉字形成的相关问题。
一、一元论与多元论
关于汉字的起源，最有影响力的观点是“图画文字说”，即认为汉字来源于图画。这一观点被称为“一元论”。
与之相对，一些学者认为汉字的来源并非一元，图画仅是汉字的来源之一。这一观点被称为“多元论”。郭沫若先生据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发现的刻画符号提出图画并非文字的唯一来源。他说：“刻划系统是结绳、契木的演进……应在图形系统之前……任何民族的幼年时期要走上象形的道路，即描画客观物象而要能象，那必须要有一段发展的过程。随意刻划却是比较容易的。”“中国文字的起源应当归纳为指事与象形两个系统，指事系统应当发生于象形系统之前。”②大汶口文化刻画符号发现后，杨建芳先生把它们与西安半坡的刻画符号联系起来考察，认为“在古代黄河流域，实际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文字系统。一种是指事文字或刻劃文字，另一种是图画文字或意符文字。这两种文字的出现都相当早，而且流行于不同的地区。大约在龙山文化时期，由于文化的相互影响，指事文字传播到山东一带，而图画文字则输入中原地区。”③汪宁生先生根据民族学的相关资料指出，文字不仅仅起源于图画，是由物件记事、符号记事和图画记事引导出来的。④刘钊先生也指出，就整体来说，汉字来源于图画，但汉字绝非只有一个来源。⑤伴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步伐的加快，出土刻画符号材料的积累已十分丰富，我们对其进行了全面收集整理。⑥发现海岱地区、太湖流域、澧阳平原等全国各区域发现的刻画符号，既有简单的刻划，逼真的描摹，还有较为复杂的组合符号；既有陶工的标记，又有巫师创作的祭祀符号……这些不同区域文化的刻画符号各具特点，它们在各区域文化的孕育中产生，是区域文明发展的体现。文字的构成演变只能是“符号”的构成演变。各区域的刻画符号或独立发展或通过交流相互促进相互影响，或多或少均对汉字符号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贡献。因此，我们认为汉字的起源是多元的。
二、关于“汉字突变论”
“汉字突变论”是李万福先生提出的一种汉字形成理论，主要观点为：汉字是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内创造出来的；甲骨文出现之前，不存在表词符号逐渐积累的漫长过程；巫师是文字的创造者。⑦李先生对中国境内30多处遗址中发现的刻画符号进行了分析，统计出各遗址符号总数、种类及所占比例。其中殷墟小屯遗址符号的数量是150万，种类为4500
收稿日期：2017-01-09
*基金项目：国家语委“十三五”科研规划2016年度重点课题“新石器刻画符号与汉字起源研究”（ZDI135-19）；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汉字发展通史”（11&ZD126）；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项目（2014-gh-723）。
作者简介：牛清波，男，南阳师范学院文史学院讲师，文字学博士（南阳473061）。
个，显然李先生的统计对象是殷墟甲骨文。这样“从8000年前贾湖旧石器文化遗址（按：当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到甲骨文出现的商代晚期，符号总数为1501446个，其中甲骨文约1500000个，占99.9%；甲骨文以前的符号约1446个，占0.1%……商代晚期300年间积累的符号大约是以往4600多年所积累符号的1000倍……商代晚期300年间创造的符号种类是以往4600年所创符号的6倍……从总数看，甲骨文的增长速度是原始符号的16286倍；从种类看，甲骨文的增长速度是原始符号的108倍”。基于此，李先生得出结论：文字是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突变”形成的。⑧
我们认为李先生的统计对象性质不一，比较分析及其推论不妥，“突变论”难以成立。殷墟甲骨文是成熟的成体系的文字，半坡等遗址出土的刻画符号尚不是文字。将其一并纳入统计范围，所得结论是不科学的。通过中国早期刻画符号的深入考察，我们认为文字体系是在漫长的时间内“渐变”形成的。西安半坡等仰韶文化聚落遗址的刻画符号距今7000—5000年，其中个别符号可能是陶工所作的标记，但大部分主要是为了优化提高聚落内共同协作的效率而创造的；双墩文化刻画符号距今约9000年，数量丰富，种类多样，具有一定表意、计数和简单的记事功能，是一种地域性符号；大汶口文化的刻画符号距今5000—4500年，它们是巫师发明的祭祀符号；良渚文化的刻画符号距今5000—4000年，这些符号多单个出现，也偶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符号连续出现在同一器物上。良渚文化已跨进了文明的门槛，这些连续出现的符号透露着文字出现的信息。分布在祖国大地上的这些符号，绵延数千年，因社会的需要而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而丰富。它们不断积累符号素材，完善符号创制方法，探索符号的组合原则……为文字的出现和文字体系的最终形成做了长期的准备。因此，裘锡圭先生说：“汉字这类完全或基本上独立创造的文字体系，它们的形成都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⑨
三、汉字的形成背景
我们将186批中国早期刻画符号置于古代文明演进的视野下细细分析，发现汉字的形成有着广阔深厚的背景。它吸收不同区域文化的营养，为汉字的形成夯筑了厚重的根基。古埃及的圣书字（Egyptian Hieroglyphic System）、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Sumerian Cuneiform System）、中美洲的玛雅文（Maya Hieroglyphic System）和我国的汉字是世界上独立起源的文字。在历史的长河中，其它文字都中断了，只有汉字沿用至今。我们的汉字生生不息，永葆青春活力，历久弥新。它长寿的原因很多，已有学者进行过专门研究。我们认为汉字形成的广阔背景是其绵延不断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华灿烂的史前文化呈现“多元一体”的特点，这种文化“既是多样的、不平衡的，又是有内在联系和相对统一的”。中原地区处在核心位置，它吸收了各方面的先进因素，形成了绵延至今的华夏文明。从新石器时代遗址与墓地的情况来看，公元前4000年前，先民拥有的物品基本相同，社会相对平等。公元前4000年后，这相对的平等被打破，中国史前文明的进程自此开启。公元前4000年前，黄河流域的老官台文化、仰韶文化、北辛文化，长江流域的彭头山文化、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淮河流域的贾湖文化、双墩文化等区域文化中发现了刻画符号。在不同区域文化的浸润下，它们具有了鲜明的特色。贾湖文化、彭头山文化、双墩文化的刻画符号体现了先民的自然崇拜和朴素的宗教观念。仰韶等文化的刻画符号是先民为了提高生产协作效率而创制的，符号的创制经历了一个过程。起初，也许是个别陶工为了标记工作进程所作的标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工序的增加和规模的扩大，符号种类渐多，部分符号之间还呈现出一些规律。后来，这些规律性的符号，不仅限于陶工标记制陶进程，还可能用来标记其它劳动进程，在特定的区域内使用。此外，双墩等文化中的一些符号还反映了远古社会的生活情况，比如渔猎、采集等。公元前4000—前3300年，约相当于仰韶文化庙底沟期，大溪文化早中期和大汶口文化早期。这一时期聚落开始分化，从一般聚落中分化出中心聚落，出现了供少数人享用的高档物品。刻画符号的数量增加，种类也更丰富。各区域发展不平衡，长江流域和黄河中上游地区发展较快。长江流域大溪文化的刻画符号种类明显增多，符号系统性增强。黄河流域马家窑文化中出现了独具特色的彩陶符号，有学者指出它们是在彩陶大规模制造的情况下，不同劳动分工造成的结果。此外，马家窑文化傅家门遗址还发现了卜骨，上面刻划有符号，是先民宗教信仰的反映。公元前3300—公元前2500年，约相当于红山文化晚期、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良渚文化时期、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中心聚落、次中心聚落和一般聚落的分层结构，城址数量增多，社会分化明显，文明化程度更高。就发展程度而言，中原地区转入由内部的结构性调整带来的表面沉寂。长江中下游地区、黄河下游海岱文化区和辽河流域的文明化进程加快，发展稳健。本时期的刻画符号呈现出了新的特点：符号形态复杂，一个较为复杂的符号可能由两个或三个符号复合而成。符号载体规格变高，多出现在玉器、斧钺、大口尊等少数人享有的器物上。这些符号多用于祭祀仪式，用于人神交流。符号的创制者是巫师，他们垄断了与神灵交流的特权，为金字塔尖的上层服务。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刻画符号连续出现，能够记录较复杂的事物，透露着具有记录语言功能的文字的出现。
公元前2500—前2000年，远古社会进入龙山时代。这一时期，规模较大的城址和特大型聚落多见，如山西的陶寺，河南登封王城岗、淮阳平粮台和禹县瓦店等处。等级分化更加显著。就区域而言，长江中下游地区诸文化、辽河流域文明衰落，中原地区出现空前繁荣。这一时期发现的刻画符号与文字的关系至为密切。登封王城岗遗址龙山文化遗存中发现了一件残黑陶杯，底部刻划1个符号，形似“共”字。这一符号出现在中原地区，且与商周文字形体一致，格外引人关注。此外，该遗址中还发现了青铜残片和规模较大的城址（可能是“禹都阳城”）。青铜、大规模的城市是文明的重要标志，二者的发现说明龙山时期王城岗遗址已有灿烂的文明。有学者认为，黑陶杯上的这一符号，已是文字。虽然只发现一个，却弥足珍贵，它带来了汉字形成的信号。山西襄汾陶寺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一件残陶扁壶，正面、背面各有一个符号，冯时先生释读为“文邑”，认为就是“夏邑”⑩。这两个符号用毛笔书写，且能连读，已用来记录语言。值得注意的是，两符号均为朱书，其载体还沿陶片遍涂朱一周。联系到大汶口文化大口尊上符号涂朱及小双桥遗址的朱书文字，我们认为陶寺遗址的这一现象与祭祀有关。
夏、商、周三代文化一脉相承，它们由中原龙山文化发展而来。祭祀在三代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从文化的传承和统一性来看，中原龙山文化中至少也应有祭祀的因素。这一推论与陶寺遗址中的朱书祭祀现象恰是吻合的。龙山时代，与良渚文化所走的“神权之路”不同，中原地区走的是“王权之路”，这也是它不断发展续存下来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似乎与陶寺遗址中发现的祭祀现象相矛盾，其实不然。我们认为，陶寺遗址中的祭祀现象是吸收其它文化的结果，可能来自良渚文化，也可能来自红山等祭祀发达的文化。赵辉先生指出：“由于社会动荡，中原地区的社会上层形成一种务实和开放的意识形态，在对待来自周围社会的非传统影响时，采取的是实用主义的态度或机会主义的策略。”B11陶寺文化的祭祀现象或可为赵先生之说添一佳证。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汉字的形成具有广阔的背景，正是这片深厚的文化沃土孕育出了传承华夏文明，令炎黄子孙引以为豪的汉字。它传承着悠久的华夏文化，生生不息。它把华夏儿女紧密连结在一起，共同创造新的文明和辉煌。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是在各区域文化的共同作用下发展形成的。我们要重视中原文化在文明形成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也要正确看待其它区域文化的贡献。尽管汉字最终在中原地区形成，我们却不能否认其它区域文明在汉字形成中的重要作用。下面仅以良渚文化为例稍作分析。良渚遗物中发现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符号连续出现于同一器物上的现象，如良渚遗址中发现的黑陶杯（器口缘刻划8个符号）、澄湖遗址古井群中发现的鱼篓形罐（腹部刻划4个符号）、南湖遗址中发现的黑陶罐（肩至上腹部连续刻8个符号）、平湖庄桥坟遗址发现的石钺（一面连续刻划7个符号）等。黑陶杯上的符号告诉我们良渚先民创造的符号与商周文字非同一体系；黑陶罐上的符号告诉我们当时虽已出现文字，却较为原始。良渚文明虽然衰败了，它创制的文字也未能延续下来，但它积累了宝贵的创制经验，这些文字既是良渚文明的产物也是良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类似的还有海岱地区的东夷文化。丁公遗址出土的刻符陶片告诉我们，东夷文明也曾有创制文字的实验，虽未能传承，却有独特贡献。
注释
①英国学者丹尼尔在美国的一次关于美索不达米亚考古的研讨会上提出，文明有三个要素：（1）有5000人以上的城市；（2）有文字；（3）有大型的礼仪性建筑。日本学者贝塚茂树先生认为青铜器、宫殿基址、文字是文明的要素。夏鼐先生在日本的一次公开演讲中指出，文明的标志“除了政治组织上的国家以外，已有城市作为政治（宫殿和官署）、经济（手工业以外，又有商业）、文化（包括宗教）各方面活动的中心。它们一般都已经发明文字和能够利用文字作记载（秘鲁似为例外，仅有结绳记事），并且都已知道冶炼金属。文明的这些标志中以文字最为重要”。参见李学勤：《中国古代文明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7、35—36、94页。
②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辨证的发展》，《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③杨建芳：《汉字起源二元说》，《中国语文研究》1981年第3期。
④汪宁生：《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考古学报》1981年第1期。
⑤刘钊：《古文字构形学》（修订本），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24—225页。
⑥牛清波：《中國早期刻画符号整理与研究》，安徽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
⑦⑧李万福：《突变论——关于汉字起源方式的探索》，《古汉语研究》2000年第4期；齐航福：《殷墟甲骨文中句式使用的组类差异考察——以“岁”字句为例》，《中国语文》2014年第2期。
⑨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21页。
⑩李健民：《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文”字扁壶》，《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2001年第1期；冯时：《“文邑”考》，《考古学报》2008年第3期。
B11赵辉：《中国的史前基础——再论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文物》2006年第8期；齐航福：《从殷墟甲骨文看商代妇女社会地位》，《中州学刊》2014年第12期。
责任编辑：行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