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着作品与身世，再谈王国维，似乎太乏味了。放下主角王国维先不表，话说一本网络上热议的新书《论曹操》，作者为复旦大学教授朱永嘉。且不说朱教授的传奇经历，单说，为何曹操总能引起人们的批判与讨论，是因为道德问题吗?是因为儒家、法家之争吗?是因为地方旅游产业发展之话题吗?还是因为曹操化乱世危局为治世的本色?或是因为曹家政治群体制衡生态的趣味?
今天，在中国，白领、老板与老外，思考的问题只会深，不会浅。
危机与药方，2008年后一直在热议，先是美国次贷危机，后是欧洲债务危机，总之欧风美雨都是动荡萧条。总是围绕药方展开。时人喜欢把话题谈论到晚清民初的动荡秩序时期，在动荡的材料中，寻找文人省察。寻找事例经验。
清末，北洋李鸿章标榜“我不惧你，我不欺你”的洋务外交，可惜油尽灯枯于八国联军议和；南洋张之洞标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道统旗帜。可惜被边缘化的中学，何以为“体”，“用”亦难堪。
美国汉学家列文森讽刺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个伪命题，所以，陈寅恪的“天竺为体，华夏为用”才似乎更加合理。但是，无论如何，西学是全球化时代的主流，那么，西方汉学家如何看王国维呢?如何看王国维的时代呢?这才是激活王国维话题的稳健理由。可巧，近期，美国汉学家罗泰正好在北大作客座教授，记者幸运地在北大国际汉学基地拜访了罗泰先生。
王国维的天才判断
王国维的作品像一条波澜壮阔的河流，罗泰先生对中国文化的思考也像一条宽阔的河流，那么，这两条江河的交集何在呢?当然，罗泰先生是考古理论专家，考古专业应该放在前面。罗泰先生此次来华讲课前，先到了日本考察。他有个惊奇
的发现，讲述给了中国的学生与朋友，就是他在京都地区的惊奇见闻。在日本的京都地区，考古的爱好者居然有10万多人，单说盐业考古的爱好者就有200多人，研究古代梳子的爱好者有5人。这都是普通的爱好者，说他们普通不是水平普通，而是身份并非专家人士，可是他们的考古学水平，据罗泰观察，都是非常前沿的欧美方式方法。这是让人惊奇的。
谈论罗泰先生的京都见闻，无非是增加王国维话题的紧张感，也正是因为时代的紧张感，才见证了王国维的天才品质。就考古专业为例，只重视出土文献，轻视经学基础，是个大问题。当然，今天西学体系的学子与爱好者，想了解经学有难度。但是，罗泰先生说，这正是今天，阅读王国维著作的理由，王国维的
伟力就是出土文献与经史的比较自如。虽然，王国维只有短暂的旅居日本的经历，有日籍老师的帮助，但他的分析与判断绝对是原创的。
时人常常说“罗王”之学，但是，罗泰先生不赞同这种简单地把罗振玉与王国维并提的说法。罗振玉旧学的功底深厚，但开演不出现代学术，他的诗歌书法都有很高的宋人风骨风貌，但是对于现代学术，罗振玉没有办法与王国维相比。这正是王国维的价值。罗泰先生讲得干脆：罗振玉重点在材料，王国维重点在原理。
王国维喜欢叔本华与康德，他的原理是德国原理吗?
罗泰先生认为，王国维没有直接地感知德国哲学，他对于德国哲学的运用，是为了他的理念服务，不是简单的套用德国，而是他自己的天才之理解。王国维并非是德国哲学的拥趸，而运用德国哲学分析中国固有的材料，形成条理条贯。
天才、敏感、判断之外，罗泰先生认为，王国维更加可贵的是他的分析能力。
这种能力，是清朝末期，乃至民国时期的中国学人所不见长的。也不多见的，或者说，王国维的伟力与伟构，同时代的学人也不敢企及的。罗泰先生说，今天对于中国考古专家的探讨还是受到王国维的框架性影响。学术经受时间的打磨才显现其可贵，这也是今天重新阅读的王国维的理由之一。
不大自然的傅斯年
阅读王国维的作品，内地读者很容易联想到傅斯年。
阅读傅的传记与著作，大致因为他个人的性情表露以及他宏观的学术追求。但是，罗泰先生对于傅不那样看重。罗泰先生的不看重，有他的理由。王国维孤独的判断，孤独的决绝的逝去，是绝响，也是遗憾，毕竟学术需要星火相传，后来居上，天才不是常见的。
见罗泰先生，本想谈论傅斯年，因为，傅的《夷夏东西说》似乎与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考》有关，同时，傅留德的经历与王国维借用康德叔本华是否存在原理相近的关系，此外，傅参与创立的史语所是否发展了王国维的考古学研究，也就是李济的贡献何在?罗泰先生谦虚地推荐记者应该阅读王汎森的《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一书，他认为，傅于历史学、考古学等学科的原理性贡献不大。
有些人认为，傅的学生属于兰克学派，可是，兰克学派并非只重视材料；有的人认为，傅的研究受到了汉学家高本汉的影响，罗泰先生说，傅与德国汉学家的交集很少，他只是短暂的停留，带回很多的书籍，所以，罗泰先生不是贬低傅的贡献，而是，中国文史爱好者的观念需要更新，与国际语境需要相应，与阅读时的问题意识需要相应，与新的学术潮流需要相应。
傅固然是与王国维存在一些联系的，但罗泰先生认为，原理性的贡献才是中国人最缺少的，也是国际上最看重的，傅的失败就是原理性不强。也可能是他的生命短暂。还来不及反思，比如，在台大期间，他主张阅读《孟子》，已经有所转变。他看重事功，可是又不是政治家，他热衷学术，可是又缺乏深入的原理，这正是他的可悲之处，也是动荡秩序之下中国人的内心焦枯，罗泰先生对傅的批评，毋宁说是一种历史同情，乱世中人，能有傅的勇气与作为已属于奇迹。
高高山顶立，深深海底行。
原理与材料，都不可缺少，终于罗泰先生看重的原理型中国学者，与他的生命产生交集了，就是张光直。
被忽视了的张光直
上世纪80年代，罗泰先生就来北大留学了，他对中国很熟悉。可是，估计与他感情最深厚的中国学者是张光直，也就是罗泰的恩师。
罗泰很风趣地问记者，“普通美国人，对于中国，只认识两个人，你知道是谁吗?”记者不解，罗泰先生给出答案就是，毛主席与郭沫若。当然，知道郭的原因，因为他是毛主席看中的文人。可见，对于实用主义主导的美国，中国人与中国学术，都是非常陌生的。在中国出名的学者，在美国可能所知寥寥。进一步说，对于美国学术界，真正重视的，也不是中国内地宣传很多的杜维明、余英时、许倬云，而是张光直。
并非因为张光直是罗泰的老师，罗泰先生才夸耀自己的恩师，而是，张光直的聚落形态研究方法的考古学。得到了美国同行的认可，为华人争取了荣誉。了不起的张先生。
此外，海外汉学新成果与新观念，也是刺激中国人思考的新对镜，如罗泰先生提到的东亚近邻日本等。时人喜欢说。中国没有逻辑，中国没有哲学，试看欧洲汉学家对于奇书《公孙龙》的研究，玩味中国先秦哲学的智慧，极大之讽刺。中国当代人不了解自己的祖先的学问与智慧，妄自菲薄，需要等待汉学家的提醒才有醒悟，真可惜。
站在汉学家们角度上，看待王国维的价值，同样因为，王的敏感、分析与判断，是原创的，是与时代相应的，是原理性贡献的，才有当代价值。